不能为死亡停留——艾米莉·迪金森的死亡诗

艾米莉·迪金森这位美国诗坛上的传奇人物,生前默默无闻,创作了1775首诗歌,其中的三分之一探讨了死亡这一主题。死亡是诗歌不朽的主题,但对艾米莉来讲,死亡不仅是一个诗歌话题,也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时常碰到并对她的生活观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     

选本编纂与“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建构

虽然“第三代诗歌”大多数创作于1984-1987年间，但没有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接受。随着“第三代诗歌”在选本中集结出现，其存在的合法性逐渐被确认。这些诗歌选本首先指出了“第三代诗歌”作为诗歌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次通过建构“第三代诗歌”命名和谱系的合法性，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联系起来，提供了“第三代诗歌”入“史”的合理依据。“第三代诗歌”选本还凸显了“第三代诗歌”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从而建构了其美学的合法性。诗歌选本编纂对“第三代诗歌”合法性的构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图表

尽管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全世界已经有350所孔子学院，但美国北达科他州的迪金森州立大学还是拒绝了这个中国政府的文化先锋。     

束缚与反抗——爱伦·坡与艾米莉·迪金森死亡诗中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

美国19世纪伟大诗人爱伦·坡与艾米莉·迪金森都喜欢写死亡诗,但两者笔下的女性形象迥然不同,分别反映了男权社会中的被束缚的和奋起反抗的女性。     

扩展与回归——戴那·乔亚的诗歌形式观

作为“新形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当代诗人和评论家戴那·乔亚在批判诗歌学院化导致“次文化”危机的同时倡导传统形式诗歌的创作。乔亚在诗歌形式方面的主张可以从“非个人化”的写作模式、“去精英化”的文化考量和“回归传统”的形式外观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三方面相辅相成，都是为了扩展诗歌功能，使之回归主流文化。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诗歌翻译-译意还是译味

诗歌是中华文明5000年的精髓之一，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翻译一直是很重要且探讨不断的一个领域。美国诗人罗伯特＆#183;弗罗斯特认为“诗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而许渊冲先生就针对诗歌翻译提出了“三美”理论，并坚持以诗体译诗体。此处弗罗斯特所指的“失去的东西”当然指的是“味”，因此该文试着基于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来探讨在诗歌翻译中，我们在“意”和“味”中，应如何权衡取舍。     

论英语诗歌语言的"前景化"

诗歌语言源于日常语言，它灵活多变，涵义丰富。同时，它又因诗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具有显著的艺术性和变异性。“前景化”，作为诗歌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诗歌赏析和理解的过程中，是不能被忽略的。通过举例分析“前景化”的概念及类型，“前景化”与变异的关系，“前景化”与显著性的关系，“前景化”对于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和线索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具有纯艺术精神的齐梁诗歌——论齐梁诗对诗歌发展的开拓

齐梁两代文学紧密相承，所以历来把齐梁两代文学视为一体。齐梁诗歌一向遭受批评，被认为是“华艳”、“轻靡”、“唯美主义”诗风的代表，虽近年来这种简单化的弊病有所纠正，但对齐梁诗风进行深入剖析的并不多。齐梁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纯艺术的精神对后代影响较大。本文试从诗歌创作理论、诗歌题材及诗歌表现方法等几方面论述齐梁诗对诗歌发展的开拓。     

重评徐志摩的《生活》

徐志摩的诗歌《生活》历来被认为“暗惨”、“颓废”，充满绝望情绪，其成就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事实上，《生活》是徐志摩的优秀之作，凝聚着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冲破了早期文学观念的束缚，放弃了对诗歌形式的片面追求，标志着徐志摩诗歌走向坚实、厚重。     

论唐人宫怨诗的意象构造

自王国维先生提出“境界说”后，“意境”成为评论中国诗歌艺术的主要美学范畴。随后，作为诗歌意境的具体构成单位，“意象”概念也被引入美学范畴，成为分析揭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规律的另一把钥匙。本文就是想借助这把钥匙，打开唐人宫怨诗艺术构造的城门，去浏览宫怨诗以悲愁幽寂为抒情基调的意象系列。     

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对民族题材的运用和诗歌形式创新中完成诗歌“个体自我”向“民族自我”（“国家自我”）的转化,升华为一种“普遍自我”。惠特曼以美国作为投射对象,以第一人称“我”热情讴歌美国精神,在诗歌中完成自我身份构建。郭沫若诗歌应和“五四”的时代精神,高扬人的个体性,坚持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把“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作品里成功地反映出来,由此给郭沫若的新诗带来了奔腾豪纵的情趣美。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诗人对中国女性形象的重塑

美国诗人在译诗和创作中都试图重新塑造中国女性形象。在译诗中，美国诗人或变“恋女”为“色女”，或变“小妓”为“淑女”，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女性形象的颠覆。在创作中，美国诗人则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把中国当代女性塑造为或丑陋、或猎物、或古代女子等形象。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这些重塑与其说是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不如说是基于种族歧视和美国诗人骨子中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意识。     

语域理论及其对诗歌分析的作用

本文试用功能语言学中的语域理论来分析一首英文诗歌，从而探讨语域理论在诗歌语义分析中的价值。作者从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诗人Walt Whitman的“Ethiopia Saluting the Colors”。作者的结论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英语诗歌的语义和语用特征，能够帮助我们深入领会诗歌的意义，挖掘诗歌的美学价值。     

眼中有泪心中有梦诗中有画--谈谈顾城诗歌中的绘画感

顾城被誉为“童话诗人”。其诗歌在感观上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久久难忘怀。色彩、线条、质感、虚实等这些只有在绘画中才运用到的技巧，却被用于诗歌之中，从而使他的诗歌作品表现得个性鲜明，风格迥异。     

《诗经》采摘诗研究

《诗经》中有许多寄托怀人情感的诗歌，而这些诗歌中经常出现思念之人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采”，诗人常以“采摘”作为思念怀人的一种方式。我们把诗中出现“采”字，且“采”字具有摘取、折取之意的诗歌，归类为“采摘诗”，并将它们分为以“采”字起兴的诗歌、采集某种植物表达思念之情的诗歌、记录采摘的过程来表达喜悦之情的诗歌三类。     

向传统习俗挑战的美国诗坛三女杰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 1612-72),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oson 1830-86)),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 1929—)是三位不同时代的美国著名女诗人。在生活经历和艺术创作上,她们既有共同点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安妮是美洲大陆第一位诗坛女杰;迪金森已成为一位美国女诗人崇拜和效仿的怪僻诗人;里奇是当代美国女诗人,她面临着美国女诗人对前途的挑战,肩负着时代和社会赋于她们的历史使命。但作为妇女和诗人,她们在向束缚妇女的传统习俗、宗教势力和夫权主义作斗争上,却是相似的。     

陈子昂《修竹篇序》新论

陈子昂向来被视为唐诗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这一结论的由来，主要凭据是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呼唤诗歌革新的言语。然而通过细读《修竹篇序》，并考察陈子昂生平为人，却能发现陈子昂引领唐朝诗歌理论革新的定论值得商榷。其真实情况是《修竹篇序》对于齐梁诗歌的批判有失偏颇，而陈子昂只是口号式地提出“风骨”、“兴寄”，相关诗学理论的总结和提升有赖他人创作实践的弥补与总结，由此成为盛唐诗歌努力追求的精神方向。     

普拉斯的女性角色反省

西尔维亚·普拉斯是美国“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其诗歌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女性意识，在《爹爹》《申请人》和《晨歌》这三首诗歌里，普拉斯用独特的视角、经验和世界观分别对女性不同时期的角色——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进行了痛苦而深刻的反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