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前《诗》的编撰与流传

通过对《左传》与《国语》等史籍中收录的关于《诗》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推测出孔子之前的《诗》可能有三次重大的编辑。最后由孔子编定整理出了今天所见的《诗》的版本。     

论欧阳修《诗本义》对“兴”的文学解读

欧阳修的诗经学专著《诗本义》是北宋诗经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之作,《诗本义》一书提出了诸多解《诗》的新见解和新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解诗方法上,将《诗经》的文学研究方法纳入经学研究轨道,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探讨《诗本义》如何从《诗》的艺术形式入手研究《诗》,并以此体现出《诗本义》在诗经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桎梏,从而走向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所做的重要贡献。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浅议

本文分析了阮籍四言《咏怀诗》,对四言《咏怀诗》的源出和它对四言诗发展,以及四言《咏怀诗》与五言《咏怀诗》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对阮籍的这十三首诗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经学思想史视域中的先秦《诗》学文献——对《诗》学思想表现形式的反思

以往对《诗》学思想的研究,主要以论《诗》、解《诗》材料为基本素材。而有关《诗》的编纂、传习、应用情况的记述,由于其主旨都不在于思想的阐发,因而多被作为辅助性材料来使用。在这种认识下,先秦时期可供思想研究的《诗》学材料十分有限。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赋《诗》、引《诗》的记载中分析、把握用《诗》者对《诗》的理解。此外,《诗》学思想的表达也并不局限于对《诗》的理解。引《诗》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纽带,将引《诗》所佐证的思想观念联结在一起,并由此组织起一个自由的《诗》学义理空间。引《诗》条目的组织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独立的篇章中自由地表达其对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见解。这构成了《诗》学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汉书》引《诗》考

班固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身在经学时代的他,所撰著的《汉书》中大量征引五经文字,其中对《诗经》的征引亦不在少,《纪》《表》《志》《传》都有征引。征引范围涉及风、雅、颂,其中以雅诗为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正统的思想。《汉书》所引之《诗》固是汉代版本,将其与今流行本勘比,自有其文献学价值。     

清代阮元的三家《诗》研究

阮元的《三家诗补遗》是清代较早的三家《诗》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在王应麟《诗考》的基础上多有补充,二是提供了关于三家《诗》派别划分的诸多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多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但给后来的三家《诗》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     

钟嵘《诗品》对"诗可以怨"内涵的丰富

钟嵘《诗品·序》强调"诗可以怨",是将怨情看作诗歌创作的动因,认为诗歌可以释放怨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解脱.钟嵘所谓"诗可以怨",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丰富和发展.《诗品》将"诗可以怨"由"怨刺"为主发展为以"怨愤"为主,推重个人身世遭遇所产生的怨情,同时并不排斥诗歌"怨刺"的政治教化功能.     

闽地《诗经》学传统与黄道周《诗经》学述略

闽地开发较晚,但在五代至北宋初即已有蔡元鼎这样的《诗》学专家.至朱子兴学闽地,其所著《诗集传》在闽地影响深远.受其影响,闽地治《诗》者代有人出.黄道周浸淫于具有浓郁《诗》学氛围的闽南,一生治《诗》不辍.黄道周《诗》学著述散佚严重,但经过爬梳剔挟,还是可以发现其有大量的《诗经》学文献存世.梳理闽地《诗经》学传统以及黄道周的《诗经》学研究,可以引起学界对黄道周乃至闽地《诗经》学的关注和研究,以充分揭示其特点和价值.     

兴于《诗》立于礼——孔子的《诗》学礼用与早期《诗》学转向

《诗》不是单纯的抒情文学作品,它与乐相和,辅礼而行,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西周礼仪制度解体,诗、乐、舞分离,赋诗、引诗成为用诗的主要形式,《诗》开始逐渐背离周公的礼用设定。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子看到《诗》游离于情、礼之间的特性,利用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扩展礼的作用,把人的道德情感同礼做无缝链接,从而赋予《诗》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用《诗》来调节礼的外在仪典规范和内在道德情感之间的矛盾,为宗周礼乐文化重新注入活力。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派别

根据清代《诗经》研究的实际，本文将清代《诗经》学分为3个发展阶段：清初经世致用思潮与《诗经》朴学研究之风的开启、乾嘉时期《诗经》朴学研究的极盛阶段和后期今文经学影响下《诗经》辑佚学的全面发展，并概况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和重要的派别，意在为清代《诗经》研究描绘出一个轮廓和线索，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前提。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诗经》与汉乐府婚恋诗之女性比较

《诗经》和汉乐府为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但时代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汉乐府既与《诗经》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共性,又有差异。因而从《诗经》时代到汉乐府时代,爱情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中女性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     

论《诗经》中的贵和思想及与“仁学”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诗经》可以说是集中而突出地反映贵和思想的最早的一部书。这种贵和思想一以贯之的本质内涵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和睦共处。而这一点与孔子的“仁学”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可见《诗经》对孔子思想的影响。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从《诗经》中的乐器名称看周代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活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研究周代文化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对《诗经》中乐器名称分类和分布的统计,对音乐活动在周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渗透和影响进行了浅要的分析。     

简析《诗经》中以植物起兴的文化基础

《诗经》中最突出的艺术手法是赋比兴。本文从原始宗教、思想观念、认知程度三个层面来阐述《诗经》以植物作兴的文化基础。     

诗骚形体因革略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诗经》与《楚辞》是沿着不同轨迹独立发展的产物。通过对二者的对比分析，使可以发现诸多因革的痕迹，从诗歌的形体要素上讲，从《诗经》到《楚辞》，展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因革趋势。     

《诗经》意象刍议

分解方式和积累方式这两种诗歌意象的建构方式,在《诗经》中都有所运用,但用的最普遍的是积累方式。《诗经》的意象具有创造性、朦胧性与歧义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它早期诗歌口头文字创作的性质有关,是属于一个历史时代的。     

论《诗经》中的重德精神与孔子仁政思想的关联

《诗经》充分体现了周人的重德精神，有这样几点共性特征：一是所颂有德之人绝大多数是周朝的历代君主；二是所颂之德无外修身治国两端；三是多与政治教化相关；四是有德者方能有天下。这与孔子的仁政思想有颇多相通之处，从中可见孔子对《诗经》思想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