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够诱发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如何在社会生活和消费领域推动绿色转型是各国政府应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学界对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给予了广泛关注,对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却关注不够,以绿色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相关实证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文基于2008–2019中国30个省份年度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环境规制对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并系统探究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生活方式的可能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正向影响居民的绿色生活方式.另外,绿色环境意识在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与稳健性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结果的可靠性.通过本文的研究,试图打开环境规制引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作用的“黑箱”,同时为政府引导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碳排放规制与顾客环境意识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各国排放上限规制与排放交易规制的出台与实施管制了企业的碳排放量.根据是否只关注自身收益(降低产品使用成本),文中考虑了低环境意识顾客(只关注自身收益)与高环境意识顾客(同时关注自身收益与利他性低碳制造(即关注制造阶段的环境影响)).此外,能源使用性产品在非使用阶段以及使用阶段都会产生碳排放量.鉴于此,文中研究面对两类排放规制与两类顾客行为时,企业的绿色制造创新与绿色使用创新的组合策略.结论表明:相比于低环境意识顾客,当两类碳规制的管制性较高时,高环境意识顾客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当两类规制的管制性较低时,高环境意识顾客不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此外,面对管制性较高的排放上限规制时,顾客环境意识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无影响;面对排放交易规制或管制性较低排放上限规制时,高环境意识顾客通过限制产品销售数量能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什么样的绿色创新模式产生城市高竞争力?——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

绿色创新是实现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绿色创新、提高城市绿色竞争力是创新领域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整合交易成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QCA、NCA和PSM方法对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分析,从整体视角探究异质性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联动效应,以及不同绿色创新路径是否均有利于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高。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绿色创新产生的充分条件。异质性环境规制、制度环境和集聚效应联动匹配,形成了城市绿色创新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具体表现为制度环境导向模式、命令控制导向模式、市场激励导向模式和政策组合导向模式。4种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有“殊途不同效”的特点,并且不同绿色创新模式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为城市开展绿色创新及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决策依据,弥补了传统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     

环境规制、绿色并购与环境绩效

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但其实施动机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阶段实施为外生冲击,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概率,并且绿色并购带来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环境绩效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目标企业并未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排除了污染转移的替代性解释.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激励的绿色并购具有重大并购占比高、关联并购占比低,业绩承诺金额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漂绿”工具的替代性解释.最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下的绿色并购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关注度高的企业.本文对绿色并购行为进行深入考察,这对理解环境治理压力下的企业具体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环境规制工具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回顾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和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影响的九个假设,并构建了理论框架,最后选择我国216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所提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AMOS17.0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修正。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市场化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空气污染会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吗?

环境污染及其引致的环境规制成本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绿色转型?这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2014–2018年A股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空气污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越严重,其未来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平均而言,城市空气污染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将提升0.75个百分点,相关影响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空气污染主要通过政府环境治理和公众环保监督倒逼企业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空气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媒体关注度高和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强.此外,绿色创新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总之,文章丰富了空气污染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国家制定污染防治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绿色增长视角下环境规制强度对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针对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如何影响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以实现绿色增长这一问题,构建了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绿色增长目标为目标函数、以保证均衡增长率的持续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为约束条件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和极大值原理,分别得到了棕色技术创新投资收益率、绿色技术创新投资收益率和资本分配的定量表达式.模型的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尽管棕色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生产弹性上存在优越性,但绿色资本才是维持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促进资本分配转向绿色技术创新领域,且强度越大越有助于绿色资本利用,而进一步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目标实现具有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政府市场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与绩效的影响

政府市场型规制较高的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决定了其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优势.为此,对比分析了无市场规制+集中决策(情景1)、无市场规制+独立决策(情景2)、价格型规制+集中决策(情景3)、价格型规制+独立决策(情景4)、竞争型规制决策(情景5)下企业市场最优定价策略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计算出了每种情形下的系统废弃物排放量、系统经济效益和系统消费者剩余.借助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决策情景下,各外生变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努力水平与创新绩效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同规制类型和博弈决策类型有关.集中决策情形下,系统废弃物排放量和消费者剩余会降低,系统经济收益增多;在市场规制下,系统经济收益和消费者剩余会升高;在集中决策下,市场规制会降低废弃物排放量,在独立决策下,市场规制会增加系统废弃物排放量,但是无论什么决策类型下,随着市场规制的引入,废弃物排放强度都是处于下降趋势;在竞争型规制决策情景下,系统废弃物排放量和系统经济效益均实现了最小化,但是社会福利达到了最大化.上述分析对于政府进一步优化市场化规制工具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下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策略稳定性研究

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基于博弈三方的行为模式进行稳定性分析。通过对政府多项环境规制手段进行敏感性仿真分析,发现：(1)企业绿色生产策略概率随政府对企业的奖惩力度和公众环保宣传力度增强而增大,而绿色生产和消费补贴则降低了绿色生产概率;(2)公众环保宣传和绿色消费补贴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受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收益约束,在消费者绿色消费心理收益较高时,宣传力度和补贴力度反而不能促进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因此,政府进行环境规制要“因地制宜”,多手段综合运用。     

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分析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考虑消费者碳责任的家电产业“碳中和”路径研究

家电产业的低碳转型是助力实现“碳中和”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落实家电产业的“双碳”目标是一项涉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系统工程.目前低碳转型政策主要集中于对生产供给侧和生产者的环境责任规范设计,对消费需求侧的碳减排问题关注不足,缺乏直接针对消费者的碳责任规制措施.为此,本文在考虑消费者碳责任的基础上研究供需协同的家电产业碳中和方案,提出建立以电价规制、环保积分制、押金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从需求侧着力引导供给侧绿色转型;建立消费者与政府、生产商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三方协同推进家电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探究不同演化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博弈系统存在三个演化稳定点,分别对应家电产业碳中和的三个阶段,其中,政府在产业低碳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市场机制驱动价值共创的成熟阶段为理想状态,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碳中和的必要路径;生产商的决策行为受消费者的策略选择影响,体现于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倒逼生产端的绿色创新与清洁生产;个人碳积分、电价规制等激励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消费行为模式的转型升级,而环保押金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消费意愿.基于博弈分析和系统仿...     

绿色港口与航运管理研究综述

港口与航运运营活动已经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了实现港口与航运业减排的目标,系统地分析如何构建绿色港口和绿色航运运营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绿色港口、绿色航运和绿色海事政策三个方面对港口与航运业节能减排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绿色港口问题包括港口管理和港口技术;绿色航运问题包括航运管理和航运技术;绿色海事政策问题包括一些现有的政策和措施及其对航运业和环境的影响.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绿色港口导向的研究、绿色航运导向的研究和排放政策导向的研究.     

政府规制下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初始意愿差异化视角

治理环境污染、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关键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行之有效的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而政府扶持与绿色金融支持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保障。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绿色金融机构、企业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MATLAB软件分析政府四类规制策略与三方参与主体初始意愿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发现:(1)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规制策略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2)对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发展而言,政府对绿色金融机构扶持、对企业补贴、对企业非绿色创新行为进行惩罚、对绿色金融机构不投资行为进行惩罚,效果依次降低。(3)三方参与主体初始意愿显著影响系统演化,当企业绿色创新初始意愿、绿色金融机构初始投资意愿、政府积极规制初始意愿较高时,政府以较低的规制力度即可构建行之有效的企业绿色创新生态系统。     

政府规制下绿色港口建设的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绿色港口建设过程中的政府规制问题,构建了包含政府、港口企业、承运商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三方在绿色港口建设方面的决策行为演化规律,分析了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发放补贴和征收环保税均是政府推动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的有效规制措施;随着港口企业与承运商“绿色改造”意愿的增加,政府“积极规制”的意愿会逐渐降低;港口企业的绿色服务费用越低,越有助于政府退出市场规制并推动港口企业与承运商向“绿色改造”方向演化.     

绿色发展导向下的区域环境规制决策模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造成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矛盾,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解决矛盾的最有效手段。本文首先从环境规制中各投资与区域生态、经济发展关系入手,并对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构建绿色发展导向下的区域环境规制决策模型,为区域制定环境决策最优方案,平衡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与均衡发展。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在浙江省环境规制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为浙江省提供:绿色经济发展收益最优的环境规制决策方案;生态环境改善最优的环境规制决策方案;协调发展环境规制最优决策方案。通过结果分析,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域,提供不同的环境规制决策建议,并为浙江省环境规制投资方案提供三点建议。     

对绿色创新的系统分析

由于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绿色创新的概念应运而生。介绍了工业生态系统和生态管理学派的主要内容 ,从系统的角度阐述了绿色创新的概念以及高技术产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投资者情绪、股权结构特征与上市公司创新效率

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以及管理层对股市的过度“呵护”扭曲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使用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投资者情绪和股权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明显的迎合投资现象，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抑制作用，即当市场情绪低落时，创新效率的损失对投资者情绪十分敏感；当市场情绪高涨时，创新效率的增速则对投资者情绪变得迟钝。另外，本文得出的3个结论应获得足够的关注：① 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迎合投资的创新效率要高于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应积极利用市场情绪推动国有上市公司混改，利用非公资本改良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DNA”，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创新基因表达。② 积极打造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产业的资本风口，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等创新效率较高的实体产业。③ 大力推动上市公司“两权分离”，提高管理团队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的持续性，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创新效率。     

基于信息含量最大的绿色产业评价指标筛选模型及应用

绿色产业评价是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绿色产业评价的关键. 从反映绿色产业内涵的角度出发,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三个方面海选指标,依据信息含量最大和冗余信息剔除原则定量筛选指标,构建了绿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文章的创新与特色一是通过变异系数求解指标信息含量,遴选信息含量最大的指标. 构建了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三个准则层26个指标组成的绿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通过变异系数筛选出各个类中变异系数（信息含量）最大的指标,保证了筛选出的指标对绿色产业评价有显著影响. 三是通过R聚类将同一准则层内的指标分类,使不同类别的指标反映不同的数据特征.避免了绿色产业评价中不同指标反映的信息重复. 四是研究表明： 最终建立的指标体系用27.7%的指标反映了98.44%的原始信息.     

绿色总需求乘数设计与应用

凯恩斯投资乘数能够直观地反映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无法体现投资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国民经济产生的灸面影响.通过对四部门凯恩斯投资乘数的绿色调整,初步阐明投资乘数绿色化的思想;考虑到四部门凯恩斯投资乘数忽略了投资本身的派生能力,导致投资乘数的计算结果与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故将派生投资补入总需求增量,建立总需求乘数,再以总需求乘数为基础,设计了更逼近现实情况的绿色总需求乘数,并进行了实例测算.研究表明:核算绿色总需求乘数能够引导政府避免将资金过多地投放于经济效益、环境成本双高的地区,中期绿色总需求乘数的变动趋势可以为调整地区投资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