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真相：陈嘉庚与新加坡政治部——回望1950年和1955年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及新加坡内安局的档案史料,对两个事件进行了辨析。一个是陈嘉庚1950年5月离开新加坡返中国定居的真实原因。史料表明杨进发所著《陈嘉庚:华侨传奇人物》中的"推""拉"理论之"推"的叙述不准确,应为陈嘉庚主观意愿回国定居贡献余生。另一个是陈嘉庚尝试1955年访问新加坡失败的历史环境。档案史料表明,《陈嘉庚新传》一书中所述1954年、1957年陈嘉庚两次试图返新加坡未果之事完全不准确且缺乏史料依据。陈嘉庚在1955年底确有计划前往新加坡,但其目的是去旅行及访问亲友,根本不是试图逃离中国大陆。通过还原这两个事件,显示了陈嘉庚与新加坡政治部的微妙关系,同时也表明对陈嘉庚的研究需要审慎客观,更应依据可靠史料。     

饺子的来历

饺子源于古代的角子。早在三国时期，魏张揖所的《广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食品。据考证：它是由南北朝至唐朝时期的“偃月形馄饨”和南宋时的“燥肉双下角子”发展而来的，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清朝有关史料记载说：“元旦子时，盛馔同离，如食扁食，名角子，取其更岁交子之义。”[第一段]     

论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

明代晚期，生员弃巾蔚然成风。探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将大量士人拒之门外；二、受阳明心学影响。晚明士人普遍以“狂”自居。不屑走科举仕进之路；三、明清易代，为尽士节而弃巾。生员弃巾后，又面临着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他们或教书。或学艺、或经商，或为僧，但成为山人的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独特生活方式。     

论科举制度的隐性负功——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

科举作为一种较为公正的文官取士制度，其历史正功早已被认可。然而科举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及教育状况、女性的应考资格、科举考试内容的价值导向等成为长期被边缘化的议题。为进一步拓展科举制度的评价视野，有必要站在女性主义视角揭露科举制度对中国女性的反面影响，对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进程的加剧以及对人性的奴化。     

“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

本文在考出37位韩门弟子的基础上，联系中唐科举重通榜公荐的特点，分析韩愈及其弟子与科举的关系。韩愈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其弟子也不辱师门，争胜科场，为古文运动推波助澜，提高了韩门的声望。韩愈将传道授业与科场争名二者结合起来，在中国科举史和教育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明代漳州府科举家族的规模及地域、时间分布

明代漳州府先后出现71个科举家族,数量上在全省属中等水平,然其规模总体上偏小,漳州没有累世显宦的科举大家族,这与其经济、文化水平是不相称的。这些科举家族主要分布在漳浦、龙溪二县,长泰、龙岩、诏安、海澄、南靖、镇海卫仅有零星分布,这与置县历史的长短、各县整体的综合实力以及家族对专经的选择与坚守密切相关。明代漳州科举家族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中、后期发展迅速,其新增科举家族数量于隆庆追平福州,并逐渐超过福州、兴化二府,这与隆庆元年朝廷开放月港作为海上贸易通商口岸所带来的漳州经济的强劲发展密切相关。     

宋代诗经学研究百年综述

宋代诗经学以义理相尚，呈现出与汉唐义疏完全不同的学术风貌。近百年来，宋代诗经学研究体现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的初步探索、20世纪下半叶以台湾学者为主角的崛起期和新世纪海内外学者互动交流的兴盛期。主要特点是：一、研究程度由浅到深，即开始为附庸于经学史中的简要评述，发展到翔实的诗经学史、名著专门研究乃至综合研究；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即从集体扎堆于朱熹《诗集传》，逐渐覆盖到几乎所有较有价值的宋代诗经学著述；三、研究队伍由台湾学者的一支独秀发展到大陆主盟、港台日本等海外学者百家争鸣的局面。     

苏轼也是音律家

苏词创作不守音律之说为自宋以来认识，很多人认为他“移诗律入词”、只讲平仄、为“长短句中诗”。这实在是对苏词的误解。苏轼作词，特别于宋代慢词调严守声律，辨四声，其中于入声也特别严格，足称音律大家。苏轼以诗为词的创新主要在题材风格方面，这是在辨守音律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和柳永等人一起，为宋词特别是宋代慢词声律特点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王重阳道教词对宋代俗词的继承

与宋代文人雅词相比，金代全真教王重阳的道教词风格独特。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考察出他对宋代俗词的继承：第一，学宋代文人俗词，其词深受柳永的影响。第二，拟宋代俗词爽直俚白、口语化的语言，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增强亲和力。三，仿宋代俗词的形式，填一些有趣味性的词以增加对信徒的吸引力。第四，承宋代民间俗词馀韵，其词具有音乐性以增强传道布教的效果。     

清代科举试帖诗"得×字"中"×"的位置

试帖诗是封建时代科举取士的产物。本文利用《清代珠卷集成》收录的大量科举试帖诗，通过分析，得出清代试帖诗“得×字”中“×”的位置可以处于诗作的任一偶句的末尾的新结论。     

王屋山上方真元道派续考——兼论道教金丹派易图学渊源

考察《重修王屋山阳台宫碑》和《王屋山通仙观记碑》等碑文，可推知上方真元派道教的八种经书皆出于金元时期，其祖本即北宋《道藏》收录的《丹华经》和《元精经》。进一步探寻《元精经》中的两篇经书内容，可以看出真元派的教义与道法，承袭了内丹学家吴筠的观点。进而将道教易学图书《参同契太易志图》与《丹华经》和《元精经》二经相较，可知唐末五代宋初，道教金丹派的易图学已经形成。     

南唐党争中的文人心态转变论略

五代作家的人格心态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在当时文人生活条件最为优越、创作成果最为丰富的南唐，表现得尤其明显。正是这种文人心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唐党争的产生与延续。南唐文人的心态大体分为三种，其中，追名逐利的处世心态与意气用事、相互诋毁的仕宦心态是南唐党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沉迷声色、逃避现实的人生取向则体现出了南唐党争对于文人心态转变的影响。     

五龙口之名辨误

通过碑记与史料分析纠正了河南济源旅游胜地五龙口因五条引沁河渠而得名的谬传,研究推断其名应与唐宋时期五龙口曾经存在过的一座五龙庙有关,同时也与古代的五龙信仰以及唐代朝廷祀典变迁有关,表明河南济源具有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有待进一步挖掘。     

浅论冯延巳词中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在南唐词人冯延巳的词中多有体现,这与他的个性气质及所处的环境有关。冯延巳的这种词风,既影响了李璟、李煜的词作,亦开启了北宋晏殊、欧阳修诸家的风气。     

《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的历史文化内涵

济水祭祀文化,堪称中国山川祭祀文化的历史缩影。《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反映了唐初以来附祭北海的礼制传统。“五项陈弊”的革除,折射了较为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     

六言诗的发展轨迹

六言诗起源于骚雅，在汉魏六朝成型，在唐代成熟，在宋代发展到高峰，并对其杞诗歌样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言诗的发展，从未能脱离民歌的滋养。六言诗在文人中也曾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因其与歌曲脱节，难以驾驭，始终未能成为诗歌的主流。     

南唐党争：唐宋党争史发展的中介

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历史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南唐党争即发生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南 唐党争对南唐政权的盛衰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更是唐宋党争史发展的过渡环节。由唐及币，朋党之争逐步与宦官 势力脱钩，士结党的政治纯粹性渐次明确；士族门阀势力的消失改变了朋党结构，从而使党争内涵更加现实化；地域化的冲突逐步成为士结党相攻的直接原因；朋党之争演化为人集团之间的意气之争，化内部的自毁因子逐步形成。     

历史上洞庭湖面积的变迁

本文根据历史资料,对所谓“洞庭湖方八百里”的说法进行了分析,并论证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湖水面积的变动。作者估算:汉晋南朝时期的湖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唐宋时期缩小为3,300平方公里,元明时期扩大到5,600平方公里左右,清代中期,缩小为不足4,000平方公里,清末又扩大达5,400平方公里,二十世纪上半叶基本变动于4,000至5,000平方公里之间。湖面积这种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就在于:湖底淤垫与湖泊水位抬升之间关系的演化,以及围湖垦殖活动的兴衰。     

试论漳州竹马戏的发展及其在台湾的流传

竹马戏是漳州古老的地方戏曲,导源于唐宋的竹马灯舞蹈,这一历史悠久的“戏曲活化石”前后流行800余年。竹马戏在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营养成分中丰富自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明清时期竹马戏由闽南移民传入台湾．成为台湾民间文艺表演形式之一。     

论儒学在漳州传播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

唐初陈元光开漳活动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及其实践成果完成了儒学在漳州传播的奠基性工作，而宋代朱熹治漳则有力促进了儒学在漳州的进一步弘扬与发展，此为儒学在漳州传播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