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观

内藤湖南作为近代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史学有着较为独特的认知。其著作《中国史学史》不仅对中国史学著作进行梳理和解析，而且也传达出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探索。文章基于此探讨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认知。首先在《中国史学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概观和剖析内藤的观点，其次对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的治学特色和独到的学术观点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内藤在探讨中国史学大势时是以“宋代近世说”为前提，并且是为其整个东洋史学说服务的。     

从上海史研究看魏斐德治史方法

上海史研究是魏斐德教授后半生最下工夫的领域。上海三部曲、戴笠研究以及一批上海史论文,是他在这个领域里的重要成就。他之所以钟情上海史,是因为研究这个领域有意义、有趣味、有特质、有资料。透过上海史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魏斐德后半生的治史方法,这就是＂无法之法,乃为上法＂。具体体现为,史料必求其极度翔实,叙述必求其周密生动,结论必求其圆通牢靠。他研究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历史,但采取开放的、多视角的态度,不将治史者的价值判断强加给读者,这恰恰是现代或后现代的史学特点。魏斐德是涵化了中西优秀史学传统的、有着当代开放精神的杰出史学家。     

中国近代地区史研究刍议——兼论近代西南地区史

时代与社会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史学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角度的变换已经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重视。史学研究需要向更高的科学水平和更深的层次发展,加强地区研究已是刻不容缓。近年来,西南近代地区史的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开拓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方面走在前列。虽然如此,仍需要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认真总结和概括,以推动中国近代地区史和西南地区史的研究向更高的内水平和更深的层次发展。     

世纪之交的科学史学:再论美英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走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史学有了新的变化，科学史学家们不再崇尚单一的研究传统和史学方法，注重从多层面、多视角、多元化的方法研究科学史的发展，研究方法由极端的对立逐步走向互补与融合，通过对内史、外史、移时史、历时史以及科学史学研究进程的考察，以把握世纪之交国际科学史研究的新动向．     

试谈裴子野对史学史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南北朝时著名史学家裴子野在史学史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研究。南梁时期，沈约的《宋书》，裴子野的《宋略》，以两部不同体裁的史籍，在史学领域中并驾齐驱，保证了编年体与纪传体并称二体的地位。虽然《宋略》现已散佚，但叙事、史论方面，代表了当时史学发展的新水平，为后世树立了楷模。裴子野的著史思想引起史学界注重，对史学评断的深入，具有深远的影响。     

清嘉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中的世界性意识

清嘉道成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中的世界性意识的出现，首先表现在域外史地学的崛起和勃兴．也表现在边疆史地研究与外国史地研究开始紧密结合，还表现为边疆史地研究者开始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和筹划边疆防务和国家安全问题，反映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恢廓的视野。这是中国史学思想的重大变化，揭开了史学近代化的序幕。     

论邓中夏对中国工运史学的建树

邓中夏对中国工运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以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为研究对象，从对工运史学新领域的开创，对中国工运史实的真实记录，对中国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治史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建国后，国内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五六十年代，国内区域史论以乡土教材为主。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分支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无论在省区研究还是城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亦存在研究对象在区位，范围，专题方面的失衡和理论建树较为薄弱等局限，必须加以改进，方有利于学科发展。     

论中国服装史的研究方法

新世纪的新形势对中国服装史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研究方法的得当与否十分重要。服装史研究兼跨历史学和服装学的多学科运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服装史研究可从史学、服装及文化艺术等角度着手,合理选择并妥善处理素材,寻找合适的研究线路开展研究工作。     

彝族史研究一世纪

20世纪是彝族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和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值得很好地回顾和总结。在20世纪前50年是我国彝族史研究的开创阶段，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专门从事彝族史研究，且研究领域比较狭窄。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史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斐然。面向新世纪，彝族史研究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尚需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新的21世纪必将是彝族史研究获得更大成就的世纪。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法史学解读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中国法制史的贡献问题,有开山鼻祖说、学科设置贡献说、副产品说等几种说法。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如:1.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对象应设定为历朝历代法制的整体;2.当代中国法史学研究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和方法;3.注重中国法制史学科功能的发挥和实现;4.法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历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的几点思考

“近代”一词有两种含义，指时间或社会发展形态。中国史学界“近代”、“现代”说法的指称对象虽渐趋一致，但实际教学、科研中，二者相混，难以硬性规范。“近代”应明确为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其上限以雅片战争为标志，但只具相对意义，近代史时段-雅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亦不能作僵化理解，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的时空范围，淡化“上限”概念，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视野，在更为宏大的历史时空中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走向，将是中国近代史学新科的突破和发展的契机。     

"庆祝吴文俊院士九十华诞·数学史专辑"后记

吴文俊院士对我国的数学史研究作出巨大贡献,其学术思想的指导作用、研究方向的开拓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示范作用,对我国数学史研究影响深远,他对数学史学科建设也十分重视,关怀备至,贡献卓著.吴院士对我国数学史研究,特别是高校数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多角度给予了支持与帮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的数学史研究工作.     

郑振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郑振铎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他的藏书为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他的小说、戏曲批评理论研究拓宽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领域;他所提倡并实践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启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中国古代音乐体裁史学研究的内因与动因

中国古代音乐体裁是中国音乐史中的重要领域,从古至今的研究和其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其研究的动因,而现代科学的历史研究法引入其中所产生的诸多成果是其研究的立论基础,而由此提出的研究框架是历史之选择,也是当代学人面对历史遗产时的勇敢姿态。以导引的形式对这一研究进行宏观、全揽的内容和方法关照,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就存在两种方式 :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在“个人写作”范畴中 ,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带着鲜明的国家集体话语首先出现 ;到 80年代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与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 ,“现代性”视角在文学史写作中出现 ;90年代 ,陈思和与洪子诚各自完成一部当代文学史著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当代文学流程进行反思 ,从文学史个人写作由“集体话语”到“启蒙话语”嬗变的动态过程中 ,我们可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文学史写作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近年来身体美学研究述论

身体美学是目前国际美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美学研究界结合外来理论资源和自身特殊的学术背景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感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四年来，中国美学界的相关研究者们围绕着有关身体美学的西方理论资源和学术观点的译介、身体美学兴起的原因、身体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西方身体美学史的建构及身体美学研究和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互动等五个方面开展研究，努力推进着身体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不信邪、不怕压的民族自立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

通过对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分析，阐明中国人民靠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从而论证不信邪、不怕压的民族自立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     

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在西方科学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史问题。通过对关于同一主题内容的国内学者的传统科学史研究和西方学者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二者在研究框架与分析视角、研究目的与研究侧重、研究文本与研究结论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揭示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在拓展传统科学史研究的范围，开辟对同主题问题进行研究的新维度，甚至改变传统研究的一些结论等方面体现出的启发意义。     

现代当代史教学应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中国现代当代史中，有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在历史教学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既是题中之义，也是历史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