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志趣与政治诉求——决定帝王对牛李二党领袖任相取舍的重要因素

唐代宪、武宗统治时期，帝王多任用李党领袖为相，李党在牛李党争中占据上风；穆、敬、文、宣宗统治时期，帝王多任用牛党领袖为相，牛党在党争中则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正是君臣志趣与政治诉求，决定了帝王对牛李二党领袖任相的取舍，也导致了牛李党争跌宕起伏的发展态势和迥然不同的斗争结局。     

杜牧与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之世的一件大事，杜牧的党属一向未能明确，本文从杜牧与牛李交际之浅深、政见之异同以及仕途升降诸端予以详细考察，从笔记野史搜罗材料，参稽诸家论述，摧陷廓清，力论杜牧当归牛党，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暂时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李德裕抑杜牧质疑

许多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牛李党争激烈的政治背景下,李德裕抑杜牧也并不存在。会昌年间,杜牧出任外州刺史是仇士良宦官集团在起作用。大中年间,杜牧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不仅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有关,同时,与杜牧长期以来对宦官集团的顾忌也不无联系。     

略谈我国封建时代的朋党之弊

朋党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官僚政治集团.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分.即所谓“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朋党不仅“自古有之”.而且可以说历朝都有,史不绝书.举其大者,如秦有赵高之党.汉有党锢之禁.唐有牛李党争,宋有蜀、洛、朔之党.明有东林和阉党.清朝在其前期的“康乾盛世”时,也出现过鳌拜之党、明珠     

李商隐“无题诗”中的“用典”辞格探颐

李商隐的"无题诗"是难以猜解的千年谜题,诗人运用高妙的创作手法,将大量典故生动巧妙地融裁入诗,给作品注入了"沉博绝丽"的美,具有永恒的艺术活力和语言魅力。本文尝试从修辞学角度对其24首"无题诗"中的用典辞格做穷尽性统计和分析,并结合李商隐生平经历及创作背景进行研究,认为诗中用典繁多且生僻晦涩的原因是诗人长期的幕僚经历,以及受到了"牛李党争"和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     

从宋元叙事文学看科举兴废下的文人生态

文学创造的主体是具体的社会人,但时代文化的诸因素使这个时代的作者及文学创作具有共性。晚唐"牛李党争"的较量和宋代科举制度改革,使举业的重要性和科举入仕者的地位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提升,这对后世社会政治、社会心理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也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千余年的重要的社会现实。在宋元时代,以科举为主要内容或者涉及科举考试、文人士子的作品越来越多,渐成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折射出其时文人的社会心态、生活际遇和人格追求。创作主体地位、处境和心态的变化,影响了宋元文学的创作。     

论淮抚李三才

晚明党争中，淮抚李三才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浙、宣、楚等党攻击他贪且奸，而东林党人对他则推崇备至。客观地看，李三才并不廉洁，但又是一个有胆量，有才干，正直的官僚。他多次犯颜直书，智除横行一时的税监，治淮也极有成效，只是处于党争的夹缝中，结果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明中后期贬谪官宦与广西文化

明中后期，王学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禁锢，使得言路放宽，朝廷内部分门立派，党争日烈。由于明代的官制，言官成为党争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贬谪广西的官宦多数因谏言被贬，而忧国忧民，敢于斗争的品格，使他们普遍得到后世史官的高度颂扬，为广西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也使他们青史留名。     

北宋党争中的晁补之考论

北宋文学家晁补之在党同伐异、勾心斗角的新旧党争中，虽身历不虞之祸，贬黜迭起、厄运踵至，但他都是涅而不缁，绝不慕势希荣、屈意颂扬，谄媚权贵以干进。由于极度异化的政治生态，晁补之尽管满腹经纶，为政有方，然终其一生都未能施展雄才，最终只落得个赍志以没的悲剧命运。晁补之在北宋党争的污泥浊水之中临大节而不夺，耿介刚直，爱国忧民，为当时腐朽黑暗的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的士大夫的崇高形象。     

京口学人

张永刚，山东枣庄人，镇江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主要从事明代党争与文学研究。先后出版专著2部，参编教材2部，发表论文64篇，主持及参与各级别项目l2项，获奖10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深入探讨了晚明党争视阈下，作家、流派、文人群体等在文学创作风格及观念上的演变，并对复杂多变的晚明文学提出了“两期说”，获得省级社科成果（著作类）三等奖。独立完成中国博士后第46批基金项目“明末清初党争视阈下的钱谦益文学研究”，同名成果已于2012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黄庭坚与“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是黄庭坚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背景。黄庭坚与“党争”的关系,需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黄氏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是否正确?第二个问题是应该叙理一下黄氏在这场党争中的具体遭遇,以及他主观上对“党争”是怎样认识的。本文征史实以明真相,呈诸方家教正。     

宋代词人贬谪与词境之转变

两宋由于新旧党争以及主战主和之争产生了大量的贬谪文人，其中不乏词坛大家。贬谪使词人们离开繁华都市中的温柔富贵和青楼的笙箫、家宴的安乐，在谪途与贬所饱经磨难的同时开阔了眼界。万水千山行遍的经历让他们笔下的词境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狭小变为阔大；二是由柔媚变为刚健。而这两点转变正是词体“诗化”的重要表现，可以说，词人贬谪对词体诗化有着莫大的影响。     

明中后期朋党特点及形成原因

官僚集团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历代最高统治者都对此痛恨不已。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反复申饬：“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络…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1]岁月却无情地捉弄了他。到明朝后期，“倾陷成风，朋谋攻击。无论在党争的内容上，还是在党争的形式上都“很有特色，虽然曾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作过描述或评判，但是着力对其进行概括和分析的工作似乎还显得不够。本文试图作些努力。朋和党在先秦是，种地域单位。因为人们通常同宗而居…     

论“宣仁之诬”

宣仁圣烈高皇后听政之初，在定策事中有着“立长不立幼”之“诬谤”。“宣仁之诬”对宋中后期国内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宣仁之诬”不仅成为哲宗“绍圣绍述”的导火线，而且加剧了北宋中后期的党争，直接影响到对高皇后的评价。     

略论唐代的同年关系

同年关系伴随着科举取士而出现，得到广大士子的普遍认同。唐代作为科举日益兴盛的时代，同年关系不仅象征着友情，同时也是仕途发展顺逆的重要因素，对唐代党争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同年之间彼此唱和，或因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促进了文学风气的转变，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作用显而易见。     

潘岳事迹二考

潘岳出任河阳令的时间，学术界看法不一，论者一般认为在成宁四年。文章详细考证了潘岳出任河阳令之事当在成宁五年春，并分析了此事发生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潘岳个人的因素还涉及到西晋党争。潘岳被裴楷一派视为贾充之党羽而加以排挤，出为河阳令，将其赶出了朝廷。这是致使他题《阁道谣》的直接因素，而《晋书》本传系此谣作于河阳时，其行文在逻辑关系上明显有误。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诗

文章首先还山谷以诗人的本来面目，否定通行的认为山谷是政治家的说法；认为诗人无意参预党争，也并不否定王安石及其新法。诗人思想上规摹古人，以修心养性为本而韬光隐晦。其诗歌理论及创作也以规摹古人，修心养性为本，主张卓然独立的个性，将革新精神引入诗歌理论及创作，反对形式主义，认为诗生于情，要有为而作，并将感情升华进化到思想修养的较高层次。作者反对以“形式主义来评价黄氏的诗论及诗作，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文章论述了黄氏论诗和作诗讲究立意，无意为诗而意已至讲求佳句，无一字无来处，讲求句法。字法，奇胎换骨，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物为人，讲究“打诨”等诸多方面，认为黄氏的理论和创作充满了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决排形式主义，文章分三大部分论述黄庭坚的思想和文学思想，及黄氏论诗的艺术。     

论美国的党争与分权制衡背后之支配力量——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例

美国的党争在其司法审查制度确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就美国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性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的阶级结构”之外，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还应该有第三个，即政党间的斗争。而决定政党斗争胜负的，是超越于政党之上的公共利益，是“人心向背”，也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民用住宅建筑平面图CAD软件

利用了Turbo C语言开发了民用住宅平面图设计辅助系统.在设计市场党争激烈的新形势下,该系统能按用户的要求灵活地、及时准确地作出多种住宅平面设计方案,且能够满足初步设计精度要求.     

笔底情切切 言外意绵绵——浅议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秦观不幸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尽管他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却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一再被贬,客死他乡。政治上的失意,生活的坎坷,使他将自己的身世之感、遭际之恨融入了词作,形成独特的词风。秦词清丽、婉约,含蓄蕴藉,表象上给人以轻柔缠绵之感,但仔细体味,却意在言外,倾泻的是激越的怒与恨,是心灵深处的苦涩与沉重。被贬前的词作,以写柔情蜜意为主,有柳词的意蕴。被贬后,多写凄苦、忧愤,近似李煜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