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人生——浅析陶渊明的隐逸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一生中三仕三隐,最终在四十一岁的时候选择了完全归隐的道路。陶渊明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士人出仕与归隐的人生矛盾,并且将之升华为一种平凡而又超越的诗境。在他的归隐中我们看到了诗化的归隐,归隐如诗般有意境和耐人寻味。从他的思想方面我们看到了他诗意的境界;在他的诗文内容中悟到人生的真意;在他诗文的意境中寻到了他淡泊的足迹。     

玫瑰的微笑盛开在心灵的天堂—读谭仲池的长篇小说《曾经沧海》

谭仲池的长篇小说《曾经沧海》继承并张扬了一种明晰的诗史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炽热的忧国忧民情感。而通过刻画入微、精雕细琢来创造雄浑阔大的意境,这正是谭仲池小说高人一等之处。在灵与肉、仕与隐的较量和抉择中,谭仲池彰显了一种本色回归的全新的政治文化理念,标志着他长篇小说创作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对陶渊明出仕缘由的反思

本文旨在对历代所谓陶渊明因贫和为“大济于苍生”而仕论的辨伪。反思认为:前者的论据自相矛盾,而陶渊明从出仕到最后一次归隐,尚有可观的田庄别业,他真贫是在归隐十年之后。后者片面强调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不及其馀,因而两者立论皆失之偏颇。综括陶渊明出仕的几因素,都不离重振家园这一前提。     

论陶渊明的民俗情怀

陶渊明用诗歌写了许多农村的祭祀、农时农事、习俗等生活和文化,写了一些广泛流传民间的先贤、侠士、贫士和远古帝王、神话人物。它们都或隐或显地表明陶渊明身上有着十分浓郁的民俗情怀。最能鲜明展现诗人民俗情怀的是"桃花源"世界,这是诗人基于民间诉求、民间理想而构筑的一个美好、幸福的理想世界。陶渊明的民俗情怀对理解陶诗之艺术风格、成就地位等文学史上仍有争议的问题有很大帮助。     

论两宋文人的居士文化现象

居士,专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宋代称居士的文人有共同特点:有着坎坷的出仕经历,思想上经过了一个由仕到隐的变化;为居士之初,大都有明显的个性和行为特征.从白居易始,居士思想逐步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人处世观念:固守道德防线,崇尚自我价值;坚持修身、养性、致心,却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再坚持仕隐对立.他们失落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却为后世树立了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田园逸兴与悲悯之音——范成大的田园诗及其对传统田园诗的突破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描写田园风光，展示农民生活而驰名诗坛的，第一当数陶渊明，其次就数范成大了。陶渊明的名气不仅在诗，更在一个隐字，这是历来气盛骨傲的文人们所推崇倍至的。相比之下，范成大就远没有陶渊明那么清纯和隐逸，他仕途得意，曾四任疆臣大吏，拜参知政事，在南宋作家中，政治地位是比较显赫的。他早年曾写过一些风格淡泊、语意清雅的田园小诗，如《寒食郊行书事》之二，《初夏》等等，表现出范氏早期田园诗闲淡旁观的审美态度，也表现出青年范成大用格律诗描写田园的艺术功力。后来范成大也曾继承中唐白居易、张籍、王建等…     

朝隐与山水：魏晋南北朝隐逸观的新转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成为思想的主流。士人对于“仕”与“隐”的态度也不再囿于传统儒家的以“仕”为理想、以“隐”为被动的选择和暂时的退路观念，而是在老庄无为逍遥思想的影响下“自觉”进行的主动追求。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老庄思想的流行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一种新的隐逸观——朝隐。朝隐巧妙地将仕与隐统一起来，以仕为隐，即仕即隐，它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与统治阶级斗争调和的结果，也是老庄思想流行后士大夫独特的处世哲学的体现。士大夫可以不再面对仕进与退隐的艰难抉择，庙堂与山林成为士大夫可以兼得的人生理想。在这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模式中，山水作为自然符号成为士大夫所追逐的对象，成为他们对精神自由的寄托。     

陶渊明《责子诗》意旨探析

陶渊明的《责子诗》是在用戏谑的漫画笔法为儿子们画像。古代的杜甫、黄庭坚、张燧以及近人林语堂等大家都对陶渊明《责子诗》的意旨进行了评说，其中，明人张燧在《千百年眼》中提出的陶渊明不欲诸子仕宋的观点是很切合陶渊明的精神实质和魏晋南北朝社会氛围的。     

反观源头看儒道合一

在中国文化中盘结几千年的儒家与道家在当代正被重新诠释,而儒道的联系在哪里,是否能够融合为一,也正在作为一个新的命题被提出。本文追本溯源,旨在顺着两者产生的源头寻找融合得以实现的可能,分别从上古神话,易经,老子、庄子、孔子的惺惺相惜和文人仕与隐的纠结上阐述了儒道精神的契合点。     

“热官冷做”与曾燠仕宦心态简论

曾燠前后担任两淮盐运使14年,具有较大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影响力,但他却"不以奔竞趋走为事",被时人称为"热官冷做"。这种行为与其仕宦心态息息相关,一方面,"热官冷做"促使他不断萌发隐逸之志,在其诗文中屡次体现了对陶渊明的接受。他居仕望隐,仕与隐的矛盾折射了曾燠仕宦过程中内心的某种焦虑;另一方面,曾燠"热官冷做"具有深刻的内涵,他对隐逸的追慕,不仅是士大夫普遍化的一种心理诉求,还包含了他对于官场的深刻认知。他以隐逸诉求来消解官场的喧嚣和浮躁,"冷做"的同时,他建立了个人与官场的一种别样关系。     

从王维诗作看其仕隐矛盾的解决过程

王维一生仕隐矛盾较为突出的有两次，均对其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仕隐矛盾的解决过程，充分展示了他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     

陶渊明的三出三隐说明了什么

晋宋时代的陶渊明(365—427年)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自陶老诗人受到诗坛重视起,许多评论家评其诗歌,尤其是对他出仕与归隐的评价,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钟嵘甚至以此把陶渊明目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实在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评价古人,必须实事求是,客观而论,才有公允可言。陶渊明的三出三隐究竟说明了什     

诗画·禅观·人生——王维山水诗生存智慧探微

与其说王维的诗歌创作代表的是唐诗的一种风格，毋宁说是代表了中国古代丈人的一种典型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智慧。从他创造的山水意境中，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诗人们或消极避世麻醉自我，或积极入世又痛苦不堪，仕既不成，隐又不遂，只有如王维者才能即世超越、仕隐俱安。从他跃动无声、喧寂一如的山水诗画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诗人情见双泯、生灭自然的禅观，不禁为诗人即世超越、得失无碍的人生境界所叹服。     

敬畏与洒落:论陶渊明之精神境界

陶渊明作为诗人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自有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在欣赏陶诗的同时,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陶渊明的生活世界,领略陶渊明的精神境界,探究陶渊明的思想特质,理解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会为解读陶诗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略论萧统为何钟爱陶渊明

刘勰主编的《心雕龙》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只字不提,主要是由于青年时代的刘勰,无论在人生观还是学观上同陶渊明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刘勰也主张“通变”运日新,也重视采,但他强烈的宗经思想使他的学思想和价值取向,相对地说比较保守,而萧统不仅在他主编的《选》中选录陶渊明诗八首、辞一首,而且还编了《陶渊明集》,并亲自撰写了《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在《序》、《传》中对陶渊明作了很高评价,这是由于萧统虽贵为太子,但所处宫廷重重矛盾的环境,使他向往身心自由的理想社会,这与平淡自然、志趣高远的陶渊明诗作思想是一致的。     

隐遁和隐逸：陶渊明归隐的两个阶段

隐遁和隐逸：陶渊明归隐的两个阶段石先进归隐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但过去的正史野史只记“隐途传”“逸士传”，忽视了归隐有隐通和隐逸之分，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这既掩盖了事物的真相，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就以从隐遁...     

陶渊明的回归意识及其人格魅力

陶渊明具有强烈的回归意识和光明高洁的人格.他对于精神家园的寻觅和歌颂感染了其后的历代文人,甚至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和陶”现象,而这一切都证明了陶渊明的伟大与崇高.     

陶渊明的诗酒文学对唐人的影响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与他鲜明而独特的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精神的人格极有关系。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指出:“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诗和酒连了起来,以酒大量写入诗中。使诗中几乎篇篇有酒,确以陶渊明为第一人。从此,酒与文学便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在唐代,伴随着对陶渊明为人的欣赏,陶渊明的志趣、价值取向不再封闭在田园里,而是向社会渗透。     

死亡的救赎之曲——论陶渊明的挽歌创作

在陶渊明的一生中,死亡如影相随。为拂去头上浓重的死亡阴影,陶渊明转而向道、佛寻求救赎,化解其对死亡痛苦和恐惧。《挽歌》三章,为陶渊明轻死哲理之实践,亦是其面对死亡而唱响的救赎之曲,在貌似旷达的语词背后深藏的是其对死的浓重哀伤和对生的深深留恋。     

欧阳修在青州的归隐心态探究

青州一任,欧阳修始终欲求致仕而不可得,而青州的静美山水、淳厚民风却让欧阳修的致仕归隐心态得到了极大满足,使他在仕与隐之间乐得徘徊.欧阳修在青州宽简爱民、求是务实的为政策略,印证了欧阳修虽归思难禁,却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积极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