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庄子"生命之道"的美学精神

庄子之道是“生命之道”,庄子的体道工夫其实是对生命的感悟与体验。庄子在无主观自觉意识的情况下,不期然地通向了审美之路,而庄子所梦寐的生命境界之提升得以实现,体现出独有的美学精神。     

庄子的审美体验理论系统

庄子思想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理论的源头,庄子提出的“神遇”、“物化”、体“道”都是审美体验的方法,“心斋”、“虚静”等则是审美体验心理的条件范畴,这些范畴构成了庄子审美体验的系统理论。     

庄子“知”论新解

庄子"知"论包括庄子对知识的看法和对认识活动的看法。认识活动可以分为理性探究活动和观道体道活动两种。理性探究活动的结果是关于物的知识。庄子批评理性探究活动和关于物的知识,也怀疑关于物的知识的真理性。观道体道活动的主体是真人。真人对道的直观是心观,又是静观。但这种静观不是死寂的,而是不断生成的,也即是体道、游心于道。真人观道体道的结果是真知。真知是不知之知,并相关于人的生命和生存。     

“形气神”与“形影神”——论庄子与陶渊明的主体观

陶渊明的思想与庄子哲学都具有“无家可归”的类同性,且陶渊明引用《庄子》甚多,从而使得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有了可能。庄子主体观的实质是在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加持了其独特的气化观的结果,主体的最终境界呈现为世界意志的“与道为一”之境;陶渊明主体观的内容则是“形影神”,是以庄子哲学的气化论为理论基础,加上自己的认识和对时代的回应而成就的观念,最终境界与庄子的认识如出一辙。从概念使用和结构义理上看,二者之间存在着细密的联系,陶渊明的主体观念是对庄子哲学的某种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澄清陶渊明《形影神》的诗旨内涵。     

“留动”还是“流动”？——对《庄子》哲学终极依托的一种解释

《庄子》的难解,固然是由于其文字本身的“悬解”和“吊诡”,也多少反映了’传统学术本身的乏力。笔者认为,庄子思想的终极依托是境界形态的本体论,而不是宇宙生成意义上的本源论。庄子认为,世界本真-“道”是遍在而恒定的,俗世的差别和是非缘于人的理智的表象和赋予。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理智不断开显、从“无分别”境界-“分别物我”境界-“分别外物”境界-“分别是非”境界不断沉沦的历史。从不辨是非-齐同万物-泯-物我-最后回归“道”则是庄子给人类指点的修养之路。     

“无心”与“几微”之象——对《庄子·天地》篇“象罔”概念的探析

关于《庄子·天地》篇中“象罔”概念,自古以来训者甚众。有从中国传统“象”思维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似有形而无其形质”的一种“虚象”;也有从“无”的角度将其作“无心”“无形迹”之解的。结合前人“象”与“无”的双重阐释视角,将“象罔”概念作“无心”与“几微”之象加以理解,即以“无心”之状态得“无心之象”而后才能得“道”,同时这一“无心”之象其本身也是一种“几微”之象,是在获得庄子所言“玄珠”之前的一种萌兆。     

略析《庄子》内篇中“命”的概念

《庄子》内篇中的概念“命” ,系由生存现状出发 ,落脚于对“命”的疑问 ,揭示了人之生存的必然律和偶然律 ,指出了各任其性命之情的道理 ,从而升华入“道”的逍遥游境界 ,颇具生存存在论意味。“道”是《庄子》的最高范畴 ,但内篇的主要兴趣似在于从“有待”到“无待”———也就是由“命”之“道”的过程。     

逍遥：庄子思想的旨归

《庄子》中的“逍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物而物于物是道遥之最低层次，物物而不物于物乃可做到相对的道遥，而无待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庄子主张丧我、解悬、无用等养生之道，就是为了达到道遥的人生境界。庄子热忱地爱慕着“道遥”，以逍遥之笔去道说“逍遥”，从而使《庄子》具有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庄子"逍遥"义之旨趣初探

庄子逍遥的旨趣有两层涵义:一是庄子认为如能够泯除物我,达到物我合一之境界,就会体验到自我之愉悦。二是"万物为一体"乃是庄子对逍遥的本质规定,而此与庄子对死亡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如能认识到人之存在与万物为一体,则可以超越生死,达到真正逍遥的人生境界。     

先秦道家的审美哲学

谈及道家,人们不约而同的看视老子(约春秋中晚期)、庄子(约公元前369～286)为其始祖,不过我认为如此观之未免失当。庄子吸取了《老子》书中的一些成份,却并不能得出这样一个学术谱系:老子传关尹子与庚桑子,庚桑子传壶子,壶子传列子,列子传庄子。并不能因庄子与老子的学术关系而称“老庄”,正象孔子吸取了老子的学说而不称“老孔”一样。其实《老子》务实与务虚精神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最重要之两派——儒家、道家。《老子》是中国文化的始基。王夫之指出《庄子》“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庄子解》)。因此,在论及先秦道家思想时,我不论《老子》的思想,而以庄子及其后学所著的《庄子》为立说重点。《庄子》是道家的开山著作。     

《红楼梦》的庄子观及其“情情”视阈下的齐物境界

从＂情情＂的宇宙视角来管窥庄子的齐物论思想,从一个新的视域深入探讨《红楼梦》的庄子观。认为庄子的形上思辨和精神境界深深影响《红楼梦》的章法运思。其＂道通为一＂的齐物论和＂同德天放＂的不齐论渗入《红楼梦》的＂好即了＂的破立辩证中,体现了＂情情＂视阈下的齐物思想：《红楼梦》在破除对尘世是非美丑偏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呈立出＂情情＂的境界,它既是形上的玄冥,也是形下的诗意与悲情,在境界形上学上体现庄子＂浑沌＂＂无无＂＂无用＂的思想。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思想基础是道家思想,从宗炳的“含道映物”到郭熙的“林泉之志”,道家精神始终贯穿其中.通过阐释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代表作《画山水序》、《林泉高致》中道家思想的体现,可以发现,正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的丰富多彩.     

陈白沙与周敦颐“乐学”研究

陈白沙的“自然之乐”深受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的影响,它们都立足于社会人伦关系之中,并包含了与自然为一体的思想,体现了儒家乐文化形而上的心灵境界学说的本质特征。同时,陈白沙的“自然之乐”也深受道家乐文化“天乐”的影响,包含了“物我两忘、死生齐一”的思想。陈白沙的“自然之乐”是儒、道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其“主静”的修养方法对人们的心灵境界的提升发挥着积极作用。     

庄子寓言与道

先秦诸子喜欢用寓言故事来说理论事.但<庄子>中的寓言与<孟子>、<韩非子>等其它诸子著作及<战国策>、<国语>等历史著作中的寓言不同.寓言在庄子及其后学手里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智慧的诗性形式,是体"道"的艺术手段;寓言的艺术功能是"体"、"悟"而不是"比"和"喻".在<庄子>中,"道"和寓言的关系是"非物"与"物无际"的关系,它体现的是"道"的精神和物心交融的审美情趣.<庄子>中提出一整套关于寓言理论即所谓的"卮言"、"重言"、"寓言"."三言"的共同属性就是"顺物自然",是"道法自然"在艺术中的反映,自然的原则使道与寓言联结起来融为一体,<庄子>是诗化哲学,<庄子>寓言是"诗性智慧"的"物化"形式.     

狂欢化诗学与逍遥游思想再比较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和庄子“逍遥游”思想，在对待程式化、定型化真理的态度上，对待世俗人生及其生存方式的态度上，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取向。社会文化语境造就了二者不同的理论品格。但在对所谓正统的、定型化的真理的否定取向上，二者又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巴赫金的理论中，这种否定取向叛逆性地表现为对民间笑谑文化的关注与认可。而在庄子的理论中，它则表现为无所肯定、无所“作为”，同时又入世顺物的“逍遥游”态度。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的法学家

在中国法学史上,吴经熊占有一个特殊和引人注目的位置。吴氏早年游学欧美,精研西学,试图建构超越东西方的法律哲学,达到"恒常"与"无常"、"守经"与"达变"之间的圆融与会通。面对内忧外患的国难当口,吴氏中年皈依天主教,沉浸灵修,提出"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期许实现法律真、善、美三者相和谐的艺术。时隔半个世纪,作为法律学人重新回味吴氏其人其学其思想,检讨其中的得失,以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些许思考。     

传承老子“以道蒞天下”促进干部的理论学习

针对多年来很多公务人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理论学习,提出公务人员应传承和恪守老子“以道蒞天下”的管理哲学思想.老子的“道”是指客观规律,就是指理论包括管理哲学.老子的“以道蒞天下”,就是认为要用“道”（客观规律）来指导国家社会的管理,并普及之.重新阐述老子经典著作《道德经》关于“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道蒞天下”与学理论用理论的价值,特别是学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管理的价值.     

从管理哲学视角看先秦名家的治道模式

先秦名家是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该学派主要以诠释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并将之抽象逻辑化阐释国家管理。其治道思想以正名为宗旨,以道用为目标,以定名为行为标准,以分离归一为运行形态,以名法统一为约束机制,构成了名家思想的管理体系。以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等构建了管理型名家的治道模式。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水墨山水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初探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定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芽并成长成型的,水墨山水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于唐代,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水墨山水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是因为此时的水墨山水完成了“道”与“器”的统一。在文化空前开放的大环境中,儒、道、释三家文化交融并促使了水墨山水物以所载之“道”的成熟;墨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阐述此“道”最合适的形而下之“器”;而山水技法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形而上之“道”的阐述创造了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