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国有股权、政府隐性担保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

首先构建数学模型对国有企业国有股权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影响银行贷款的理论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国有股权经由政府隐性担保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将对银行贷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和银行贷款之间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隐性担保将在国有股权与银行贷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相比于地方国企，政府隐性担保在中央国企国有股权对银行贷款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研究结果阐明了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银行贷款中的作用，为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规范政府隐性担保行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     

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

考虑国企高管代理人表现出的过度精确和过高估计两种不同过度自信心理形式，分析了国企高管在异质委托情境下，不同过度自信形式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纳什均衡合同中最优契约激励系数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国企高管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从国企高管代理人的努力类型来看，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降低了自身对经济任务的努力水平，而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自身对社会任务的努力水平。在我国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该契约理论模型将委托代理参与人扩展到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三方参与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非理性国企高管对国企双重任务的行为差异，研究结论可对完善国企治理及高管薪酬机制提供新的参考。     

外资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OFDI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增加企业竞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实务界和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但前人研究缺乏系统性讨论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外资股权对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采用2006-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实证检验外资大股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然后分析异质性企业对它们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讨论外资大股东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机制和信息溢出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大股东持股能够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但只有长期持股才能够显著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当对外直接投资于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上市公司产权性质是非国有时,外资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大;外资大股东的创新机制不能提高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但信息溢出机制起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异质性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为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治理环境,金字塔结构与公司业绩

本文采用2005-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公司内部金字塔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无论是衡量金字塔结构横向特征的"金字塔链条数",还是衡量金字塔结构纵向特征的"两权偏离度",都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第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公司业绩,尤其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绩效水平;第三,公司内部的金字塔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治理环境的改善,金字塔链条数对公司业绩的正效应增强(即递增效应),两权偏离度和终极所有者持有的现金流权对公司业绩的正效应减弱(即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政府释权理论,为政府控股下的企业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混合支付对收购公司股东收益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单一现金支付虽能传递收购方融资能力强的正面信号,但会提升财务风险和过度支付风险;单一股票支付虽能规避和转移上述风险,但会传递收购方股价被高估、现金流不足的负面信号。基于此,本文以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重大重组事件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从信息不对称与现金流两个视角检验了相对于单一支付而言,混合支付对收购方股东收益的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收购方选择混合支付可在实现风险管理的同时,避免传递其股价被高估、融资能力差的负面信号,与单一支付相比能显著提升收购方股东收益。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关联并购和非融资约束的收购方,非关联并购和融资约束的收购方选择混合支付对股东收益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企业研发投入、产学研协同发展与区域创新产出——对外开放度的调节作用

企业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创新主体,对促进区域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引入产学研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度两个重要变量,实证研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如何促进区域创新产出的问题,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会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且产学研协同发展在企业研发投入与区域创新产出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对外开放度在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学研协同发展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三方演化博弈及仿真分析

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是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路径之一，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文章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构建政府、国有企业、战略投资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考察不同初始条件下政府、国有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的策略选择以及关键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国有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对彼此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国有企业受政府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国有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对彼此的影响呈非对称特征；政府激励力度加大能提升国有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的参与意愿，而约束力度加大则表现为抑制，且国有企业更加敏感；战略投资者对新企业未来经营风险更敏感，更注重混改之后的经济利益。文章研究为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体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制造业需求驱动研发模式及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解了不同类型需求驱动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模式,研究了网络特征在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是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驱动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结构则为中间需求主导型.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均对中国制造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外最终需求、国内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因此最终需求是驱动研发投入进而实现创新产出的主要动力.生产网络特征在研发推动创新产出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心度与各类需求引致的研发投入交互促进了创新产出的增长,上游度限制了中间需求驱动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发挥.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水平溢出,垂直溢出与合作研发

对d’Aspremont和Jacquemin的两阶段双寡头模型加以扩展,构建了纳入水平技术溢出和垂直技术溢出的三阶段古诺竞争博弈模型,利用逆向归纳法求得的均衡解考察了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对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下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发现除了在不合作的情况下,企业R&D投资总是随着垂直溢出的提高而增加,当采取混合与水平合作时,R&D投资随着水平溢出的提高而增加.根据R&D投资的外部性就不同合作研发模式下的R&D投资加以比较,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技术溢出水平较低时,垂直合作能够最大化R&D投入;当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时,混合合作是促进企业R&D投资的最优选择.     

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区域竞争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干预的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区域竞争模型,运用空间面板方法基于中国31个省级地区2009-2015年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在企业研发补贴上的区域竞争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呈现负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采取相互替代的竞争策略,财政分权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性、全局性研发活动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上的竞争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竞争.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则呈现正的空间效应,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以市场为导向、流动性强的非国有创新企业采取相互模仿的竞争策略.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区域竞争会根据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竞争的对象向创新要素转移,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投资者情绪、股权结构特征与上市公司创新效率

非理性的投资者情绪以及管理层对股市的过度“呵护”扭曲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结构，影响资本市场资本配置效率。使用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投资者情绪和股权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存在较为明显的迎合投资现象，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抑制作用，即当市场情绪低落时，创新效率的损失对投资者情绪十分敏感；当市场情绪高涨时，创新效率的增速则对投资者情绪变得迟钝。另外，本文得出的3个结论应获得足够的关注：① 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迎合投资的创新效率要高于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应积极利用市场情绪推动国有上市公司混改，利用非公资本改良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DNA”，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创新基因表达。② 积极打造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产业的资本风口，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等创新效率较高的实体产业。③ 大力推动上市公司“两权分离”，提高管理团队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的持续性，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创新效率。     

技术和价格不确定下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研发(RD)活动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日益重要.本文将企业研发投资项目所承受的风险分为两种:研发前期不可对冲的技术风险,以及研发产品投入市场时因价格和需求的不确定性所承受的价格风险,而后者是可以部分对冲的.本文考虑一个以创新研发投资为主的企业,如何进行相应的投资消费问题.通过建立效用最大化模型,运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与方法得到关于指数效用函数的最优策略,同时阐述了研发投资价值及其投资/中止阈值.数值结果表明:较大的技术风险,会产生更大的信息生成价值,使得研发的总价值不减反增;风险厌恶态度对企业的研发价值以及研发/中止阈值都有较明显的影响;因研发信息生成价值的存在,使得研发/中止阈值不同于传统净现值(NPV)降为零的阈值.     

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非线性调整研究

本文以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企业研发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研发支出调整与主营业务收入变动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证实了研发支出存在粘性特征:当主营业务收入上升1%时,研发支出增加0.634%;而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时,研发支出减少0.401%.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主营业务收入连续两年下降时,研发支出粘性会降低;研发支出粘性也会随着宏观经济增长幅度、劳动密集程度增加而增大;与民营企业相比较,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粘性更大.研发支出粘性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企业管理层研发支出调整"黑箱".     

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2005-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总体上表现为"杠杆效应"。政府补贴对大规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则呈现出负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能够显著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提高,却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高。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基于公平与效率视角的实证检验

分析了股权制衡可能对公司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并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机制可以对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产生制约,减轻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侵占,从而保护小股东利益,增进公平.但同时,股权制衡会降低决策效率,对公司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和业绩好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最优股权制衡程度的选择需要在股权制衡带来的提高公平和损失效率两种效应之间进行权衡.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R&D贡献分析

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类型R&D活动对TFP等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企业R&D投入对TFP作用的效果最大,且对于东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西部;技术交易带来的TFP效应居其次,且对西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而政府R&D投入的TFP弹性在三个地区均为负值.这些差异给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提...     

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对物流企业成本的影响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交通物流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物流企业降低成本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驱动物流企业降低成本,并且两种风险具有交互作用.然后,本文实证分析了三种不同股权结构情境下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物流企业成本的影响,包括股权性质,股权制衡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结果发现,相对于非国有物流企业,国有物流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对降低成本驱动效应更显著;股权制衡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仅对财务风险驱动物流企业降低成本具有调节效应,即股权制衡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财务风险对物流企业降低成本越显著,但对经营风险驱动物流企业降低成本无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