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文化探微》之二：兰芬馥郁自高洁——作为文化符号的兰（蕙）

本主要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切入，通过比较研究，指出兰（蕙）已超越一般语言符号，上升为凝聚民族化精义，并反映了塑民族品格的“化符号”。其“化”内涵因历史的演进而丰满厚实，又不断影响和规范民族化素质的趋向，这是一个不断“积沉”又不断升华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化符号”的诞生，乃是社会实践并不断抽象的结果。     

"内美""修能"话君子--屈原首创的审美意象兰(蕙)

屈原首次将客观实体－－香草植物“兰蕙”视为审美对象，并升华为综合性审美意象－－“君子”形象，创造了从未有的审美界，这就使兰（蕙）告别了春秋时代郑人所期望的巫－医功能及其后曾参赋予的外在教化功能。兰（蕙）意向的意义在于：首次以典型形象（物的人格化）进入学领域，并成为屈原作品阳刚之美（崇高）－耿介，雄奇，激越，华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只能是楚地自然生态与巫化心理营造的“芳”的产物，而不会产生于因“香”而看重黍稷丰熟以献祭的中原。战国末期社会生态变革，促成了呼唤人性，人道的理性思潮，兰（蕙）的人格化，正是屈原顺应历史潮流，高扬人的价值的理想主义寄托。兰（蕙）意象，是屈原为富国强兵对君子“内美”“修能”珠企盼，它植根于每况愈下的楚国，又闪烁着儒法思想的光芒。     

“人”与“景”的模式化－－两汉辞、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蕙）

两汉的辞（代言体）、赋（汉大赋）及文人五言诗中的兰惠，表现为两种“语言模式”，一曰赞“人”（主要指“君子”），出自屈原；一曰写“景”（旨在颂扬帝王），出血《招魂》。这同封建时代人的生存方式，包括致思途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相联系，即同文化（观念和准则）有关。因而，“语言模式”实际是“文化模式”的反映。以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之，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模式”，大抵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而最终归于“他律”。所以，有自律（修身）的“君子”（人）的模式，以及为最高统治者服务（他律）的“景”的模式产生。由兰蕙所呈现的两种“语言模式”，并不因文体之变而消亡，它将继续留存于其后的文学（包括艺术）样式之中－－只是“角色”有所转换。因为，它受制于长久未变的“文化模式”－－自律与他律。     

大学文化的自觉——“孔颜素业在李杜斯文长”识小

孔子颜回李白杜甫这四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匠，其实是拥有崇高人生理想并为之锲而不舍地追求人生价值的平凡之人。孔颜之素业，李杜之斯文是我们为之自豪和骄傲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是深刻的文化思考、广阔的文化境界、执着的文化追求，是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是一切国人持久并引以为豪的一种无形的思想品质和自觉行动。     

造化“?人”：壮族“岜?”文化初探

“岜?”文化的提出源于壮族人民大多生活在岩溶地区的地理人文事实。就“岜?”文化的表征而言,壮语地名展现其景观文化,干栏建筑展现其居住文化,山石崇拜展现其信仰文化。“岜?”文化还与其他文化联动,其与“那”（水田）文化互补相通,与“欢”（山歌）文化关系密切,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岜?”文化还可进行现代价值转换,调动其生态文化可守护“绿水青山”,挖掘其特色文化可助力乡村振兴,坚守其文化风情可弘扬壮族传统文化,发扬其包容精神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略论李白的“三峡情结”

（中心论点：“三峡情结”是李白思想感情和诗文创作的重要情结之一，它对李白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影响。论证：首先着眼于事实，叙述李白自志学之年开始直到暮年，在漫长的生活、创作历程中与三峡结下的不解之缘，尤其是李白三经三峡的独特经历，从而证明其“三峡情结”乃事由天成。接着从宏观上剖析李白三峡情结构成的主要因素，从客观与主体的辩证统一方面阐明：三峡的自然美和三峡民情风俗与文化积淀，形成了李白独特感悟的三峡情结和三峡精神。论证的主体是第三部分，以李白的大量诗文（25）篇分七个方面证明三峡情结对…     

浅析园林中的竹文化

竹在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成为最为契合传统人格思想、最能表现传统人格观念的一种自然之物，寄寓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成为象征、指述中国传统思想人格和伦理追求的极为重要的符号之一。其中浩然之气和淡远之趣就是竹人格符号的两个主要指述意义。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也认为不 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更觉不宜。     

韩愈诗歌“以丑为美”审美特征的成因

“以丑为美”是韩愈诗歌重要的审美特征，后人也多学习并仿效他的这种诗风。本文从多个角度浅析它的成因：“荡”“怪”的社会风气，“尚奇伟”的个性，仕途的挫折，荒僻险怪的自然景观和巫术文化体系的文明，继承并发扬奇倔诗风，学习李白和杜甫，孟郊奇异诗风的影响。     

建筑文化的“内核”与“外缘”

随着历史的发展，推动建筑文化更新、前进的途径，一是由其“内核”文化的裂变或聚变为动力，二是由其“外缘”文化的作用，而往往这两条途径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动着建筑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李白与三峡”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将在万县市召开

由中国李白研究会、重庆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万县市文化局、三峡李白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李白与三峡”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将于1997年长江三峡截流前夕的10月18日至24日在万县市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①李白在三峡地区的诗文创作、游踪与交往；②李白的生平事迹与交游局李白诗文的渊源和艺术成就；④李白集版本源流与资料钩沉等。会议组委会已收到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10多位学者与会的回执。会议秘书处设在万县市文化局文化科内。“李白与三峡”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将在万县市召开@白苇     

重读李、杜

由于长期受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伴随封建制度发展而派生出来的封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从仕”观念。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品格上形成严重的单一性倾向,在社会角色上,由于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的拥有者”,具有较严重的“救世主”及“代言人”观念,杜甫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近体诗”,又称“律诗”的集大成者及最高成就者,也是唐以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仕文化”的典型代表,又由于其伟大的诗歌创作成就,其思想影响了以的的历代诗人和作家。李白则是一个例外.他亦以其创作和生活经历,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另类的文化品格,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游离的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讲,李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他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只是一个过客。本文试以李白和杜甫的部分作品及其生活经历,对两位诗人不同的文化品格进行探讨。     

屈原诗学与湖湘文化

在诗学领域，把长江文明引入中华文明发展的总进程中的首功是屈原。屈原丰富、改造、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结构中诗的神经。屈原对江南湖湘间的诗性文明的开拓，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重华情结”与“求女异行”：追求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融合梦；“九歌”世界：开拓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的巨大潜能；南音真传：地域文化对于审美形态的意义。     

青藏高原牦牛文化资源优化整合的潜力及对策

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孕育了万河之源。“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源出，“不尽长江滚滚流”，由此奔出。喻之为孕育了华夏文明史的母亲河——黄河、长江，更肩负着演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严羽“入神”审美说探析

从《易经》直到杜甫、殷番等有关“神”的说法，是严羽“入神”的先声和渊源。“入神”说包含了严羽最高的美学原则和审美理想，认为只有李白、杜甫之作才达到“入神”这一“诗之极致”的境界。“入神说”对明清、近代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巨伞型”的复合结构,具有56条伞骨,撑开来荫蔽八万里,拢起来一柱擎天。它的动力系统具有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的特征,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多元文化板块的碰撞就可能元气耗散;没有边缘活力,中原的凝聚和辐射就会在单线运动中自我停滞、僵化。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游牧民族滞留在中原逐渐地被汉化,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汉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愈来愈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巴蜀是一个重要的“太极眼”。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后花园,是太极推移冲击波的接纳体,有储存文化活化石的功能。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主体民族扩张和南北太极推移冲击波的作用下,携带着自身的文化行李和沿途拿来的文化成品,迁徙到大西南区域。古老的文化成品沉积下来,与百越百濮的土著风俗相调适、相融合,形成了渊源极古、形态极异的文化遗存。如彝族、白族作为村社保护神的土主崇拜依然盛行,叙述神话与民族迁徙的《苗族古歌》广泛传唱,等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三维推进”之功,值得我们以极大的责任感加以深度的认识和发掘。     

道家文化中基本概念“道”的英译

道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对国人有着深厚的影响力。然而,道家文化所体现的道家思想理解起来十分困难,有很多概念意义不明,或有多种解释。这种情况下,选择道家文化中的基本概念"道",以及它的对应词"Nature","Way""和"Tao"来探讨译者选择它们的原因和影响,以及英语读者对它们的理解和接受会产生何种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文化主义”述评

本文探讨“文化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精神。文化主义是伯明翰中心的传统，它将文化理解为整个生活方式，而将文化的概念与艺术分离开来，给大众文化的崛起开辟了理论空间。通过对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尔的个案分析，本文显示文化主义如何注重在物质生产的历史流程中追踪意义的展开，进而探究文化在阶级权力中的地位。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文化牵擎着政治斗争。文化主义的这一标识，应是很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解的变迁。     

“どぅひ”的文化考察

“どぅひ”一词在日语语言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日语日常用语的“润滑油”，不仅具有超高的使用频率，而且具有更为丰富的蕴含。本文主要从日本人的禅宗思想中“以心传心”这一文化视角来探讨“どぅひ”之类的词语在日语语言交际中“如鱼得水，顺风行船”的文化根源。     

陕西方言中“嫽”、“蒇”、“完也”的文化内涵

陕西方言中表示“好”义的三个词：“嫽”“蒇”“完也”，在地域使用范围上略有不同，但是却共同体现了陕西人特有的直率豪爽的性格和崇古尚文、知足常乐的文化心理。由此可以看出方言词语与地域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体现出关中人直率豪爽的性格和独特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