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明代词人用韵研究

明代江西词人用韵大体可以分为14个韵部。阴声韵7部,阳声韵6部,入声独立为1部。词作主要反映明代官话语音,同时有方音流露。其中有的用韵特点反映了江西赣方言的内部差异。     

临沂汉简《孙膑兵法》韵例

本文在分析全部入韵字的基础上,归纳临沂汉简《孙膑兵法》的韵例。以便通过韵语校读,为古籍整理和古音研究,尤其是战国时期的齐鲁方音研究及散文用韵历史,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     

朱熹用韵考

朱熹,字元(口每),1130年生在福建尤溪,1200年卒于福建建阳。他的《诗集传》在相当多的韵脚下都注上反切、直音或叶音,按照所注音读《诗》,在当时是很和谐的,而读叶音的韵脚,一般是朱熹读来不和谐而改读的。据此,我们便可以通过《诗集传》韵脚的注音归纳朱熹的用韵实际。作为一大学者,朱熹注音不可能用方音,所以,考察朱熹的用韵,实际上就是考察南宋前期的韵部情况。     

戴侗《六书故》所见宋代温州方音三例

《六书故》的作者戴侗是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该书多次提到“温人”、“瓯人”、tt瓯越人”的方言,有对宋代温州方音的如实记录,如[人]“瓯人呼若能”、【母亲]用‘‘莫假切”、[眙】读为“丑吏切”等。这些宋代方音有的仍一直沿用到现代温州方言,在研究温州方言的发展历史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丘处机诗词用韵研究

丘处机的诗词用韵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与略后于他的元好问的古体诗、词用韵韵系相同,可以归纳为18部。     

冯时行的佛道思想

冯时行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他坚持抗金，反对投降，却不为朝廷重用，居家十七年。其时，佛教与道教盛行，冯时行也受其影响，因此，其诗中表现出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融合。本着重论述他的佛道思想。     

从日本汉音看汉语唇音声母的分化

古无轻唇音,从有清钱大昕到现代,对此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切韵》的唇音小韵中,还有五分之一左右是重唇轻唇互切的,因之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切韵》时代唇音也只有一套。唐末守温和尚归纳的三十字母中,唇音“不芳并明”,仍只有一套。到了宋人手上,才把唇者分为重唇“帮滂并明”和轻唇“非敷奉微”两套。汉语的唇音声母真的到了宋代才分化吗?不是的。这一点,汉音给我们提供了证据。汉音是“日文中汉字字音的一种。是隋唐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北方音”。考察汉音的读音实际,我们就可以发现,隋唐时中国北方音中唇音声母已经分化。     

从古代文人的“正音”意识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

结合《切韵》作者们的成书意图和态度倾向,从他们的＂正音＂意识出发来重新审视《切韵》音系的性质。从成书过程看,《切韵》音系是以金陵与洛阳为正音标准,参校了其它多地的方音,考核古书音注得到的语音系统;而从结果看,却反映了东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综合特点。     

宋代江浙诗韵中的韵字

韵字的考察是诗文用韵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分析了宋代江浙诗韵中11个韵字的音或义,11个韵字具体如下：“做”、“蠡”、“他”、“打”、“汗”、“居”、“履”、“霓”、“归”、“离”、“贲”。     

三声通协与词曲之辨

三声通协即平上去三声通押（含入派三声）是北曲的基本特征,也是词曲分别的关键。现存元散曲曲牌绝大部分用韵是三声通协,仅有的非三声通协数调多本为词调。而现存宋词中三声通押之调历来被视为词者多可以曲牌视之,或近于曲体。三声通协不始于古体诗,《康熙词谱》谈及宋词三声通协往往援引古例、古韵是不恰当的。今存三声通协者最早见于唐五代以民间词为主的敦煌曲子词,此正为后世曲体之源。不过,唐五代传统文人词创作罕用三声通协,依然十分严格地遵守平声押平声、上去声押上去声、入声押入声的用韵传统,这也是宋代包括后代词人所遵循的用韵传统。三声通协用韵宋代文人创作渐显渐多,应看做是受曲体用韵的影响,其形式有大曲、只曲,现存大曲歌词皆属曲体,只曲也多为曲体或近于曲体。从宋人曲体的创作环境来看,宋代产生曲韵之书并不奇怪。     

关于《粤风》及《〈粤风·壮歌〉译注》

《粤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首部多民族民歌集,它包括汉语民歌53首,瑶歌21首,俍歌29首,僮歌8首,总计111首。《诗经》里有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等15国风,独缺四隅之风,也缺岭南之风,故辑解者李调元把《粤风》提高到了《诗经》补缺的地位。它语言新鲜,意境优美,手法多样,更富有特征的是瑶歌、俍歌、僮歌记录的是原文。具体来说,瑶歌采用汉字来记瑶音,俍歌、僮歌则保持古壮字原文,并尽量做翔实的解释。由于辑解者李调元不懂壮语,也不大谙熟壮族风情,注解中有不少错漏;后来的《粤风考释》草率从事,又错上加错。为扭转这种情况,笔者在《〈粤风.壮歌〉译注》里尝试采用目前流行的科学版本整理方法作了新的译注。     

冯友兰先生“抽象继承法”的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提出了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这一观点后引起中国哲学史界的广泛争议,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和否定。70年代末至今,学术界不断就冯友兰的这一主张进行重新讨论和认识。本文认为“抽象继承法”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冯友兰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抽象继承法”．捍卫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丰子恺

儒、佛、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丰子恺的文化人格和和艺术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使丰子恺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艺术家。     

把握雷锋精神时代内涵 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我军性质宗旨的生动体现,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探索雷锋精神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入手,对雷锋精神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能动作用及现实途径进行了探讨。     

中国传统风水的建筑生态观

从风水的含义及其哲学思想出发，分析了风水在传统村落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营造等方面所包含的科学生态观念，通过发掘中国传统建筑的生态思想和手法，为发展、运用并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建筑提供了启迪．     

试论风水的环境文化内涵

通过对传统风水理论的分析概括,阐述了其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天人合一的环境观,提出在对传统风水理论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场所环境的概念,这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提升环境研究的层次,具有一定的意义。     

冯先生哲学贡献之国际肯定——从哥大授予先生名誉博士学位谈起

冯友兰先生一生从事哲学研究，他的“三史”、“六书”影响广泛，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新事训》是一种人生哲学，并融人了中西文化观，他的《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围哲学发展史进行了深人研究，冯友兰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雷锋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升华,是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思想完美结合的典范。把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和素质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指导和激励大学生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素质及成长成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集结号》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意义

《集结号》的成功上演,对处于困境之中的当代中国电影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对战争状态下人性的思考,对入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在电影主流文化价值与国家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以及国际电影主流文化价值与民族本土文化价值的契合,使冯小刚的电影展现了一个全新视景,也是冯小刚对中国电影国际化进程的一次成功探索与尝试,预示了中国电影新的文化诉求,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电影的突围之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研究

雷锋精神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炽烈不变的真实情感,服务人民的奉献精神,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等等。一代代中国人在坚持雷锋精神核心本质的同时,不断地赋予雷锋精神以实践新形势所需的时代内涵。时值雷锋去世50周年,不仅中国上上下下再一次掀起一场＂学雷锋＂的热潮,在国外,也有不少人对雷锋精神有深刻独到的解读。可见,尽管时代在变,但是雷锋代表的对社会充满大爱的力量不变,雷锋精神永远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