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六艺论的人文思想

马一浮六艺论，核心议题是“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及“六艺统摄于一心”。笔者认为，前者的理据即在后者。所谓六艺统摄于一心，蕴含三层意义：六艺之道出于一心，六艺之教归本于一心，以及六艺之间兼赅互摄。由此再进一步，乃谓：六艺之本原为一切学术的价值之源。所有学术无不归宗于人心本然之善、性德之真，以成就其终极价值者，此即所谓六艺该摄一切学术。马氏据此引导世人观照六艺之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文章指出此乃马氏在人文学思惟上最为精当的洞见，值得关心人文教育的人士据以省思。     

马浮经学的本体诠释学

马浮的学术特色在其经学的本体诠释学,他将六艺统归于一心,而此心又上遂于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又不赞成直说"心即理",而强调"理气""性情"两端而一致的辩证圆融.他的六艺之教所涵的"相涵互摄""体用一如"的思想,隐含着一套完整的本体诠释学的思维.马浮以"六艺统摄诸子",进而以六艺统摄四部,进而以六艺统摄西来学术,终究言之,它要以六艺统摄天下之道.若据学问之实而言之,马浮之论不免稍过,但若能人乎其中,将可以发现马浮之学所涵之本体诠释学可以经一"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的方法,而有一崭新发展之可能.再者,我们将集中"道""经典""人"这三端的互动循环,对比讨论经学本体诠释学的诸多相关问题.     

独尊六艺,绾经学与心性之学为一途

马一浮先生学识渊博、思想博大精深。他一生以阐释、宏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己任。其主要著述如《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观象卮言》、《洪范约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等,皆为阐释宏扬六经和论语孝经之作,而这些经典是马一浮所指的经部典籍中属于宗经论的经典(其余为释经论部分)。他所著《泰和会语》的主要内容,亦以论证和确立六艺在古代典籍中的至高地位为宗极。由于马一浮对儒学的贡献,被誉为“一代儒宗”,并被归入现代新儒学家之列。同时他又有不同于一般所讲的现代新儒学家的共同特征的地方。一     

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家古典名言的政治观

马一浮纯用儒家古典名言表达的政治观,会通《六艺》,俱出《六艺》,悉遵圣言,是地道的《六艺》政治观,亦就是王道政治观。它是在以《六艺》为一体、内圣外王为一体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所谓王道政治,从历史观点上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其义,一言之,就是“王者以道治天下”。王道政治为万世开太平,垂法万世。马先生的王道政治观的首出原则是儒家传统的正名。他以正名哲学·正名政治哲学直接推导出王道政治观的主旨是建皇极,行王道。行王道即是君道。（上篇）     

《复性书院讲录》述要

六卷本的<复性书院讲录>,其中心内容在于以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眼光重新阐释传统的六艺之学.全书每卷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第一卷带有总论性质,第二卷讲述<论语>大义,第三卷讲述<孝经>大义,第四卷讲述了儒家的诗教和礼教,第五卷讲述<洪范>约义,第六卷讲述易学思想.该书立足于现时代的理论需要,会通宋明理学中理学、气学、心学三派,化解儒学和佛学之间的对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现代新儒学论著.马一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贡献有两点:第一,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儒学做出了新的诠释,认为文化是精神的产物,而儒家的六艺之学则是人类文化的根本;第二,他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儒学做出了新的诠释,认为六艺之道蕴含着人类不可缺少的普适价值.     

马一浮的易佛融通论

马一浮深明易道，精通佛理。他以“变易”、“不易”、“简易”三义为易之宗旨，引用三观、二谛及“三大”释易。他对乾、坤、艮等卦的解释，是他以《周易》统摄佛教义理的思想的反映和展开。他引佛教“四智”及“三身”义，对德业进行了深入解释。在马一浮看来，《周易》之道甚大，他分“十重大义”、“十种大义”对《周易》之为“大”进行了解释。马一浮以佛释易，援佛入儒，极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理论视野，实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融通。     

《中图法》关于古籍分类的得失

中国古籍的分类,从刘向、刘歆起就不完全是以学科作为分类标准的,直到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如此。向、歆父子的《七略》将汉代当时的书籍分成六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辑略》是“诸书之总要”,即各种书的总论、总评,不是图书类别)。“六艺”就是《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也附在里面,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序六艺为九种”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从“经典诠释”到“本体诠释”

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将六艺德性化,六德归之于一心,其学说更具中国文化的回归性.然此说亦存在缺乏对本体的分析的理解,缺乏对孔子的"一贯之道"的疏解等诸多问题.应以马一浮"六艺心统说"为本体诠释之开端,重新梳理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促进六经的现代转化以重振国学.     

马一浮与熊十力的六艺论之异同

马一浮和熊十力都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全面反传统的历史背景中,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儒学价值的著名人物.二人虽相知甚深,却又和而不同.二人都以六经为依归,都以阐发六经大义为本分,但他们的六艺论,既有大纲大要上之异同,又有许多具体观点之分歧.     

《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序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民族教育“革故鼎新”的时代。传说夏商周三代已设立学校,“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但是当时“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孔子开始创办私人学校,将传统的经典和文化知识传授给一般平民,这是教育的一次大革新、大进步,为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开辟了道路。孔子教学,注重全面的教育,“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列为四科。“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六艺之教更是全面的教育,礼是德育、乐是美育、射御是体育,书数是智育。孔门教学是德、智、体、美并重的。孔子以后,七十子如子游、子夏、曾子,亦广收门徒,或为诸侯卿相师傅。到战国时期,孟荀两家对于孔学更有较大的发展。孔     

为《汉初三儒研究》出版而作

儒家学派创自孔子,迄今二千五百余年,是一个植根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学派.二干多年来,儒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几个阶段.孔子终生从事教育,孔了卒后,其弟子散游诸侯国,宗师孔子,设教于四方,“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战国时号为“显学”,而以孟轲、苟卿为两大流派.孟荀的取向不同,但宗师孔子,祖述六艺,则是一致的,是为先秦儒学.两汉经学盛兴,汉代儒学为经学时代.魏晋为玄学时代,玄儒会通儒道,后来又兼摄佛理用来解释儒家经典,而以《周易》为中心.宋代以来,理学兴起,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而又吸收消化了佛道思想,反映了以儒为主,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现代的新儒学则是与西学结合,汲取西方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学.从这个发展过程看来,儒学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儒学随着时代发展,“与时偕行”是儒学的传统.其二,儒学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它能融摄各种新思想新东西,因之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论马一浮的诗学思想

马一浮的诗学思想是其"六艺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诗学观点主要体现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兴于《诗》".从中发现马一浮的诗学思想有强烈的道德至上倾向,以"识仁行仁"作为《诗》学的最高目标.由此来看,马一浮的诗学思想仍然是以其"六艺论儒学"为基础,以"仁"一以贯之的心性之学.     

知人知天：略论张载的学思历程

张载的学思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始自《中庸》;遍读佛道;返求六经,归宿《易》学。儒家《中庸》的“性与天道”是张载一生学术求索的起点和方向,对道教与佛教的学习与思考则深化了张载的形上思辨,以《玄纲论》和《楞严经》为例可见这种影响。针对儒家的“知人不知天”和佛道的“知天不知人”的各自弱点,最后张载以《易》为宗,为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建构起一个形上本体和终极真理的依据,形成既“知天”也“知人”的理论体系,表现了他“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终极关怀。     

一本不该寂寞的杰作——评白盾《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

《磨道》的一大功劳是揭示了一个“一切‘世界之最’之最”——中华帝制。它给予我们根本性的启迪大略有三:一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二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三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马一浮的“六艺之教”在文献学上的意义

在对马一浮六艺之教的阐释中,常认为其意义在于宗教与哲学的思考,而在历史文献方面缺少基础。然而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在其六艺之教中,历史和文献的考虑也是重要的内容,抽象的道也体现在具体的＂文＂或文献之中。马一浮以六艺来楷定国学,包含着孟子＂始条理＂和荀子＂壹统类＂的要求,在历史上则由于六艺不同于四书,而体现了汉代社会对古代文化的综合和总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学科和图书分类的作用,比后来的四部有更多客观学术性和历史的基础,因此在文献上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泉。     

隋唐至今儒学的发展:道统情结支配的意识形态竞争

南北朝无大儒,颜之推信佛而不能代表儒学。隋朝唯一大儒是王通,可惜他的《续六经》亡佚,但是《文中子》突破先秦两汉儒学,他的地位堪比荀子、董仲舒和杨雄。创立道统概念的大文豪韩愈几乎没有哲学地位,继承孟子的热情有余而哲思孱弱。他的高徒李翱深受     

《庄子》“道”“气”关系新探

在《庄子》文本中,“气”与“道”都是“哲学第一概念”。“气”与“道”两大范畴之间不存在属种概念之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谁统摄谁、谁说明谁的关系。换言之,在《庄子》文本中,存在着两种宇宙生成论：一是气论;二是道论。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形式上的系统”在《庄子》文本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造成《庄子》文本内在结构性与逻辑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可能与《庄子》一书的成书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     

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

2004年8月7～12日，由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星洲日报》联办的以“忠恕之道与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首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隆坡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越南等地的20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谈郑板桥教子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诗、书、画俱佳,历代对此多有评论。他的教育思想亦是颇有见地的,这方面却鲜有人提及。郑板桥40岁(雍正壬子)中举人。在中举之前,他曾教过蒙馆,任过私塾先生。多年来,他还对教学生涯一往情深。他在一首《道情》诗中写道:“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占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为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加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他还专门刻制了一方“教几个小小蒙童”印章。郑板桥中举走上仕途后再没有教过学。但我们从其著述中,从其教子的记载中,仍能看到他教育思想的真知灼见。     

释“床”——兼说“床前明月光”、“绕床弄青梅”

“床(牀)”,历来字书、词书和古注的解释大致有四:一为坐卧之具。如《说文》:“安身之几坐也。”《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广雅·释器》:“栖谓之床。”《广韵》:“箦也。”(箦亦床也)二为井干或井栏。一般皆引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为证,诗词中多作“银床”或“玉床”。三为“凡安置器物者,多名曰床。如笔床、琴床、茶床、印床。”(见《中华大字典》)四为“凡荐居物下者,多谓之床,如乘齿牙之骨曰牙床,产朱砂之白石曰牙床。”(同上书)此义新版《辞源》改训为“底部”,增补“河床”、“矿床”二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