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敏感性设计透视：背景、现状、问题与未来

价值敏感性设计的产生肇始于信息技术系统及其伦理问题的爆发，试图通过技术设计实现人工物系统中“价值偏差”最小化，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一种典型的工程创新实践进路。其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使关于技术与人类价值关系的哲学理解与经验性、微观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对日益增多的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一种综合性实践方法回应。面对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与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完善实践方法，更要超越自身的“工具性”角色，对新兴技术重构之下的人机关系，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路径及技术转型等实施根本性反思，以真正促进技术与人类伦理价值的融合。     

基因增强的虚无主义面向与人文归宿

基因增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人文争议。主要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的针锋相对。二者虽有可取之处，却最终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结局。要化解“技术—社会”之间的矛盾，必须扬弃基因增强导致的人文关怀上的虚无主义，对基因增强技术的人文风险及伦理语境展开多维度透视，界定基因增强应坚守的伦理原则。基因增强的人文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可以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理念的指导下，在实践上寻求一条马克思式的“技术—社会”和谐发展之路，使基因增强技术更好地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发展。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技术发展与伦理秩序

本文考虑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命题较之“科学负荷道德价值”命题更易被人接受，主要集中讨论技术伦理问题。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察注意到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正在从一般技术批判转向技术伦理探索，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目前面临着敬畏生命和生命牺牲、控制世界和世界失控、生活改善和环境破坏的伦理困境，最后提出了在公民、企业、政府和全球层次上构建技术伦理秩序的基本线索。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培养皿中的大脑模型:人脑类器官研究的伦理问题探讨

人脑类器官技术为人类神经系统所特有的神经发育和疾病过程研究提供了具有生理相关性的模型,可用于大脑发育的研究和脑部疾病的预测。然而,这一技术的最新发展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潜在风险。通过概述由人脑类器官技术引发的意识风险方面、动物“人性化”和能力增强方面、人脑类器官的道德地位归属方面以及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问题,提出道德预防性原则、进行伦理限制和伦理监督、设立特定伦理评估机构以及扩大公众参与和伦理讨论等对应举措,为人脑类器官的伦理治理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人机聊天

人与计算机聊天是对人与人聊天的形式化描述,形成的是.主体一客体"结构;这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不能满足成功交往行动的有效性要求,将会引发诸如造成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对人的情感产生负面影响、使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面临新的挑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等伦理风险,这就需要从社会伦理、商业伦理和青少年伦理等多方面建构聊天机器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便引领这一技术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如何使数字人类更具可持续性：一种伦理学的分析视角

数字人类的出现在有效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等快速变革和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如犯罪、伤害、偏见、隐私泄露、尊严受创等伦理问题。充分应用数字人类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前提是要使数字人类将人类当作目的，而非工具，归根结底要对人类做出善的行为，从而有效规避数字人类对人类造成伤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知晓数字人类需要被作为“完全道德代理人”而存在，进而将其放置于与人类平等的地位。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关于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的述评

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是指技术人工物具有功能和物理结构双重属性,其探究的是技术功能与物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技术功能与设计者、使用者的意向之间的联系;在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被提出后,它受到了米切姆等学者对其合法性的讨论;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的划分及其所探讨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意向关系,开启了技术-伦理实践的征程,这促使荷兰学派基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开始探求技术应用伦理这个课题。     

工程技术的伦理控制

为了避免工程技术给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对工程技术进行伦理控制。要加强工程技术活动的伦理规范，强化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强调工程技术成效合理化，倡导工程技术价值选择理性化。工程技术伦理控制有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之分。工程技术的伦理控制应采取内外部控制相结合的形式，处理好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关系。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改变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启示

人类社会从技艺、技术的进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在不停地更新着社会对于生态系统的认知,也在塑造着新型的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文明与现实的不适应情况时有发生。本文拟从技术-生态系统的演化变异、技术-生命观的变化、社会食物伦理的演进三个方面来阐述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的改变,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以期使人们重视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的改变、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以及理性看待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双刃剑"片论

“双刃剑”这一古老的称谓,是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的精辟概括,也生动地表述其既是造福人类的“天使”,又是威胁人类的“魔鬼”的双重角色。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理论界关于科学、技术、伦理之间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热浪叠起,对科学技术与“双刃剑”的评说颇多,集中起来不外乎三种:科学技术总体是双刃剑;科学不是双刃剑,技术是双刃剑;科学与技术分别是双刃剑……这些研究对科技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伦理学科的指导、监控功能,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监控机制,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述介

作为一种直接干预人类遗传基因的强大工具,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蕴含了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文明忧患。由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风险极具复杂性与特殊性,不但将引发健康风险、进化风险、遗传风险等生物性风险,且还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风险。如果运用不当,极易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甚至将人类陷入难以拯救的危险境地。基于此,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向度出发,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目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增强技术主体的责任伦理意识并设置技术禁区,才能真正有效地消解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风险。     

身份与责任：航天工程师的伦理冲突探析

航天工程探索在逐步实现人类未来梦想征程中推进新兴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同时,高风险的技术特征带来各种潜在的风险和伦理挑战。作为航天工程重要主体的航天工程师,承载着国家人、职业人和企业人等多重身份,面临责任要求冲突的道德困境,通过积极伦理等视阈,深度剖析道德困境的突出表征与技术根源,基于我国航天工程历史进程,明晰我国航天工程发展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想,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航天工程事业向善良性发展。     

新兴技术伦理分析路径研究

新兴技术伦理分析面临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及“价值动态”问题，如何应对这一困境?前瞻性技术伦理分析路径通过对技术预期成果的道德情景想象进行伦理分析，不过此路径无法排除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技术社会实验分析路径聚焦于技术发展过程规范，尽管突破了技术不确定性的局限，但是缺乏对新兴技术的复杂性感知。技术伦理伴随路径基于技术复杂性，从技术内部出发研究技术道德变革的过程，却被批评缺乏社会层面的考察。最近，技术人类学领域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伦理分析路径，为新兴技术伦理分析提供了新的进路。     

社交机器人“单向度情感”伦理风险问题刍议

将人工情感作为社交机器人的典型特征之一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于人工情感的不真实性和人类情感的真实性之间的失衡性关系,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风险问题,其中主要体现于社交机器人对人类同理心的"操控性"和其"欺骗性"。人类需要从法律、伦理监管,社交机器人的优化设计,以及人类对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调整等方面着手才能有效地应对相关伦理风险。     

发展伦理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伦理基础

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只关注社会“如何发展”而不关心”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发展”的问题，它只是关于社会发展的“, 而缺少对社会发展的哲学反思，价值评价与伦理的约束和规范。生态伦理学由于它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也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伦理的基础。发展伦理学正是适应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理论的需要提出来的，它集中解决的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价和伦理规范的问题，因而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的，伦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