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化实为虚：化言为象与披文入情－－中国传统诗学接受论研究（上）

中国传统诗学接受论认为：如果说读者紧承作者的“言者所以明象”而“寻言以观象”，并进而“得像而忘言”的化言为象是一种化实为虚；那么，读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紧承作者的“象者所以存意”而“寻象以观意”，并进而“得意而忘象”，即使阅读上升到阅读主体与创作主体精神情感交融的境界，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化实为虚，亦即所谓“披文以入情”。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在论述诗歌言情要婉转曲折、情与景的结合要关注内在统一，以及要以情为“兴观群怨”的纽带等方面．有其独到理解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新意。它是对“诗缘情”说的拓展和深化。     

化实为虚:化言为象与披文入情——中国传统诗学接受论研究(上)

中国传统诗学接受论认为:如果说读者紧承作者的“言者所以明象”而“寻言以观象”,并进而“得像而忘言”的化言为象是一种化实为虚;那么,读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紧承作者的“象者所以存意”而“寻象以观意”,并进而“得意而忘象’,即使阅读上升到阅读主体与创作主体精神情感交融的境界,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化实为虚,亦即所谓“披文以入情”。     

从“水”到“太阳”海子长诗风格转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海子长诗的创作在核心意象上有一个从“水”到“太阳”的转变。背后是诗歌情调和诗歌境界的变化。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导致诗人旧我的灭亡，新我的重生。基于对生命的沉思，海子的长诗风格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他的诗学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现象对中国诗坛的启示值得关注。     

梵语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

梵语诗学是世界三大古代诗学流派之一，其六派理论具有当代运用价值。本文即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为工具，对土家族作家冉仲景创作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从语言运用到情昧神韵的表现进行分析，并对其诗歌表达中的合适性问题和“诗病”进行剖析。     

惠特曼在中国与“中国的惠特曼”

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草叶集》,从内容到体式皆给中国现代诗坛带来勃勃生机,甚至掀起了自由体诗歌的创作热潮。惠特曼的诗集和诗学理论,成为中国诗学深入地颠覆古典诗学的驱动力,对中国现代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文章深入探寻作为他者代表的惠特曼,在被中国现代诗人所接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现象和有创造性的误读,以及此种误读现象存在的成因,阐释中国知识分子对其诗学精神和诗歌体式的重塑,以期为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惠特曼诗歌精神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下的传播状况和变化现象,为中国当下诗歌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一定的鉴镜作用。     

多元共生态势下的“相思湖诗群”

在广西诗歌多元发展的态势下,“相思湖诗群”依凭“相思湖作家群”的人文传统,其诗歌创作受到诗坛的关注。在诗歌创作上“尊重个性”的同时,诗学主张不断形成共识,具体表现为:诗歌,作为生活的“一种建制”;以暴制暴,从思维上强化语言的生命旨归;诗歌要考虑“隐匿者”的存在,学会召唤读者相应的情绪;诗歌伦理学:诗歌与大地合一。     

情感的激越,人格的完满──论“兴”的艺术教育功能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复杂、义蕴最繁乱的命题。古今学者大多从“兴”义、“兴”法等方面去研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功能：即接受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和审美趣味的培养和人格的不断完美。而“兴”，从酝酿至完成，又是创作主体情感不断升华、人格不断重塑的历程。因此，“兴”的艺术教育功能具有二重性。     

情感的激越,人格的完满--论"兴"的艺术教育功能

“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内涵最复杂、义蕴最繁乱的命题。古今学者大多从“兴”义、“兴”法等方面去研究。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即艺术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功能：即接受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和审美趣味的培养和人格的不断完美。而“兴”，从酝酿至完成，又是创作主体情感不断升华、人格不断重塑的历程。因此，“兴”的艺术教育功能具有二重性。     

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学思想

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诗歌的内容方面，强调内容的正统性，注重诗歌教化作用，注重诗人自身的人格和学识修养；第二，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注重创作之法，但又不拘泥于死法，而是求“妙”、求变和求新；第三，在诗歌的艺术风格方面，提出了“气韵说”，在价值观上持去俗崇雅的态度。     

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兼及乾嘉之际诗坛传统与新变的矛盾

袁枚与王昶是乾嘉之际吴地最重要的诗坛领袖.袁枚论诗主张性灵,首重才情;王昶论诗讲格调,首重学问.对学问与才情在诗学上排序的不同,是二人论诗最大的区别.袁枚“性灵说”过分强调才情,独抒性灵,不遵守先辈作诗规范,创作求新求变,相对忽视学问的作用,导致乾嘉之际诗坛形成了一股过分推崇自我性灵的风气.王昶强调诗歌的雅正传统,在袁枚过世后批评“性灵说”及其后学的创作流弊,虽存门户之见,也体现出其企图匡扶诗教的用心.     

论戴望舒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

戴望舒诗歌创作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戴望舒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自觉传承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融会意识构成其创造性的诗歌美学观。戴望舒的创作实现着中西诗学“融会”的道路,在20世纪30年代将中国新诗推向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艺术领域。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诗

文章首先还山谷以诗人的本来面目，否定通行的认为山谷是政治家的说法；认为诗人无意参预党争，也并不否定王安石及其新法。诗人思想上规摹古人，以修心养性为本而韬光隐晦。其诗歌理论及创作也以规摹古人，修心养性为本，主张卓然独立的个性，将革新精神引入诗歌理论及创作，反对形式主义，认为诗生于情，要有为而作，并将感情升华进化到思想修养的较高层次。作者反对以“形式主义来评价黄氏的诗论及诗作，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文章论述了黄氏论诗和作诗讲究立意，无意为诗而意已至讲求佳句，无一字无来处，讲求句法。字法，奇胎换骨，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物为人，讲究“打诨”等诸多方面，认为黄氏的理论和创作充满了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决排形式主义，文章分三大部分论述黄庭坚的思想和文学思想，及黄氏论诗的艺术。     

借鉴中求超越:在唐宋诗之外求出路——元好问关于诗歌发展之路的思考

金元之际的诗学大家元好问,生当唐宋之后,探索诗歌继续发展之路,力图借鉴唐宋,折中唐宋,超越唐宋,创造沿自唐宋而不同于唐宋的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美学特色的诗风,在唐宋诗之外,开辟诗歌发展的新路.要认识元好问这一诗学思想,需要清理和辨明一些问题,如:<论诗三十首>不代表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元好问论诗宗旨之"诚",其概念源于理学,归趣宋学;元好问论诗所谓的"以唐人为指归",反映的却是宋诗精神等等.     

"梦"的解析--李贺诗歌梦幻诗学思维方式

号为“诗鬼”的李贺之诗，其艺术魅力的探寻历来是一个谜，有关李贺诗歌的言论表现出对其解读的隔膜，检视前人有关言论，李员诗歌具有梦纪诗学思维方式的特征、梦幻诗歌创作的心理背景和潜意识主题，在梦幻诗学思维方式的动态活力系统中，以梦的运作方式形式诗歌意的创作思维模式。     

方拱乾诗学思想谫论

方拱乾是清初流人之一。他主张诗歌要写真性情,寄托要静而专,但诗歌亦要发挥其娱乐的作用。同时认为“诗当用人,勿为人用”,诗歌要有个性。方拱乾论诗推崇杜甫,对杜诗甚为喜爱。在此诗学观的指导下,方拱乾的诗歌为清初诗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王船山“双主体”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王船山教育哲学中的“双主体”思想，是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观察、体验、总结，最终对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所作出的深刻探究。王船山教育思想中的“双主体”思想，既涵盖了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的客体，学生是学的主体、教的客体的基本思想，又涵盖了在教学过程中“双主体”相对主客互动与辩证统一的思想。王船山在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双主体”思想对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社会情绪化特点——由“热血青年”到追求“荒诞”的创作心理剖析

诗歌是创作主体的情感情绪“显然外化”的文学样式，也是较其它文学样式更贴近时代情感、时代情绪的文学样式，对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时代背景的梳理，可以看出他由“热血青年”到“追求荒诞美”的生命历程、其诗歌“社会情绪化”的过程，以及“否定”、“逃遁”的社会情绪特点。     

儿童文学的矛盾性内涵

儿童文学是以成人作家为创作主体以儿童为接受主体的文学。这一界定显示了儿童文学的困惑和矛盾所在，即作者是成人而读者是儿童。本文试图从创作者和接受者两个角度说明这一矛盾的难以调和以及特殊之处，并指出这也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