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协调度分析

利用2000-2009年统计数据,构建了山西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标体系.在对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不同年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城市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生态环境综合质量呈波动性变化,即:2000-2003年山西省生态环境评价值呈现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从2003-2006年,生态环境评价值呈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差;2006-2009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变好.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呈波动性上升.从协调度发展类型来看,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在2000-2009年期间1a失调,1a接近失调,4a基本协调,4a协调发展.总的来说,山西省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较为协调,处于协调阶段.     

厦门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厦门市全域为研究区域,通过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建立厦门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该区域2003-2012年间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层间的协调性及其两系统间的总体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定量评价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厦门市生态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内部协调性整体良好,且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状况总体呈现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但二者协调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在近10 a间均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03-2007年为城市社会经济滞后型,2008年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2009-2010属于城市社会经济滞后型,2011-2012年又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二者在相互协调发展中具有交替式上升的特征.     

西南地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耦合协调动态演化分析

在构建乡村"三生"复合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改进的熵值法与耦合协调测度模型,测算了西南地区2005—2016年乡村"三生"复合系统及子系统两两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演化状态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西南地区乡村"三生"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时间序列表现为失调衰退、过渡发展和协调发展3种演化类型,经历了极度失调、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8种演化状态;空间秩序呈现"极度失调均衡,严重失调与中度失调聚集,初级协调与中级协调交错"的格局演化特征.省级单元乡村"三生"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异质性较显著,子系统两两间的耦合协调发展不均衡,生活-生态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相对滞后.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发展,笔者拓展了协调发展的评价因子,选取黄河三角洲地区为试验区,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综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各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水平,并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一科技教育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综合来看,黄河三角洲试验区各地市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复合系统的协调性差异显著,该地区耦合协调度无优质协调的地区,属于初级协调以上等级的地区占整个圈域城市总数一半以上,突出说明黄河三角洲试验区的系统整体协调水平较高,但是还有博兴县等三个县濒危协调、寒亭、昌邑、庆云县、寿光市、乐陵市五个县区域协调度属于失调或严重失调,这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发展不均衡,县域差异性明显．评价结果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贵州省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贵州省作为中国经济欠发达省份,依靠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少数民族文化等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提高地区城市化水平.为了研究贵州省近年来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否协调,采用物理学的耦合模型对2008—2018年贵州省旅游业、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8—2018年间贵州省旅游业、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旅游业发展的增势尤其明显;旅游业、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指数稳步上升,三个系统目前耦合协调状态良好,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基于此,贵州省政府应继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创新旅游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贵州省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吉林省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根据2011-2016年吉林省8个地级市数据,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进行研究.基于熵值和变异系数的组合赋权法确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8个城市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吉林省8个地级市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最高,城镇化综合评价值最低的城市是辽源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最低的城市是白城市;长春市属于高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吉林市属于基本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其他6个城市均属于中度失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以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乌鲁木齐市作为研究区,构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指标,运用熵权法、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乌鲁木齐市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值整体上高于生态环境得分值,但各年的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和生态环境综合得分之间的差别不大,此期间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不够稳定,但是总体趋势属优质协调发展类,2012年以来,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保持着稳定的良好关系,并且乌鲁木齐市近12年来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协调发展类,且协调发展度从前5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向良好协调发展转变.     

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耦合关系影响

新安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我国第一个跨省域生态补偿案例,为了探究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实施效果,运用耦合协调理论构建生态环境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耦合协调模型,构建生态环境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探究生态环境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选取黄山市七个区县2009～2018年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指标体系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数据期间黄山市七个区县生态环境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耦合度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七个区县都达到高度耦合状态,但七个区县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轻度失调水平;依据黄山市七个区县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发展规律,提出了扩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再统筹七个区县协调发展基础上,并依据各自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制定符合自身旅游发展规划的相关政策建议.     

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耦合协调研究

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贵州省2000—2019年期间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增收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研究表明，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通过时序分析，分为2000—2007年、2008—2015年、2016—2019年3个协调发展阶段，耦合协调状况从严重失调到勉强协调，最终实现优质协调发展；通过引用线性趋势线，发现在农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形式融合中，一二三产业共同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拟合效果最佳。基于此提出建议：应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引进高新技术提质增效；推广生态旅游、建设数字乡村。     

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空规律,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协同论的思想,构建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并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福建省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布基本符合由南向北递减、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规律。2)根据协调发展度大小并结合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将福建省九个设区市划分为优质协调型、良好协调型、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调型、失调型等5种类型,其中濒临失调类型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0%。     

我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比较研究

从城市群角度研究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是顺应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出发,建立城市群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2008年-2016年间三大城市群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较慢.(2)三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普遍处于不协调状态,多数城市f(x)值与g(x)值相差较大.(3)三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差距较大.应根据区域核心竞争力及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转型策略.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性的“双参”评价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基于熵值法构建了双参评价模型,用于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此模型的核心评价参数包括协调度和可持续发展度,协调度衡量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交互作用效果,可持续发展度表征了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该文选取江苏省徐州市为研究对象,根据2006年到2014年的17项指标数据,对徐州市的协调度和可持续发展度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徐州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性尚可,但生态环境的保护总是被动地适应旅游经济的发展.     

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探讨——以贵州省沿河县为例

【目的】定量分析出沿河县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揭示出发展规律。【方法】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建立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形成综合权重,对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各项指标赋权,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定量化分析,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结果】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别为轻度失调、中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良性耦合协调和优质耦合协调,并由此提出耦合协调发展建议。【结论】评价结果为相关管理部门推进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探讨——以贵州省沿河县为例

【目的】定量分析出沿河县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揭示出发展规律。【方法】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建立一套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将“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形成综合权重,对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和生态环境各项指标赋权,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定量化分析,得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结果】沿河县2010—2014年人口-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整体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别为轻度失调、中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良性耦合协调和优质耦合协调,并由此提出耦合协调发展建议。【结论】评价结果为相关管理部门推进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山西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

城市化发展是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生态环境是否与城市化相适应,成为山西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省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协调度模型对山西省城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得出山西省11市只有太原市是高度协调发展型,忻州市是严重失调衰退型,吕梁市是中度失调衰退型,其余大部分都属于中级协调发展型与濒临失调衰退型.并对此进行原因分析及提出对策.     

昌吉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

文章以新疆昌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S-R"模型、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分析法评价2002-2015年昌吉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阶段及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水平变化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对昌吉市城镇化综合水平影响最大,生态环境响应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2)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整体波动上升的演变趋势,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差距呈现变小的趋势,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期内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其变化范围是0.4419-0.8316。(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特征。2002年属于非协调阶段,其类型为衰退类-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2003-2011年为转型期阶段,其类型分别为发展类-初级协调城镇化滞后型和中级协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2012-2015年属于协调阶段,其类型为发展类-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转向生态环境滞后型。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响应度和耦合机制研究——以吉林抚松为例

以抚松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响应度模型对抚松县2010—2019十年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情况以及响应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抚松县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度较高,具有较强的依存关系。2012年为其耦合协调度由失调转为协调的转折点。乡村振兴对于乡村旅游的响应指数均为正向变化,响应度变化先升后降,乡村振兴的进程跟不上全域旅游的发展速率。抚松县需进一步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实现二者协调发展。     

遵义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是岩溶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以遵义市为研究区,基于PSR模型构建岩溶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以综合指数模型评价2004—2015年遵义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结果表明:2004—2015年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压力、状态和综合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2004—2013年可持续利用发展水平处于轻度失调阶段,2014—2015年可持续利用发展水平处于中级协调阶段,水资源与经济、环境发展从轻度失调转变为中级协调;并对遵义市水资源治理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为了客观测度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现状,在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测度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协调发展态势逐年向好;二是绿地面积与国内生产总值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三是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向优质协调状态.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研究——以遵义市为样本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地貌独特,生态系统脆弱,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尤为突出。以遵义市为例,通过构建经济水平评价体系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该市2001~2010年的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程度和协调水平进行评估,发现虽然十年来该市经济指数不断上升,生态环境质量较好,但其经济水平整体却并不高。虽然西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不断改善,但要实现两者的优质同步发展目标,仍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