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视角与知青形象的颠覆——农民代言人的知青小说书写策略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一些作家发表了代表农民声音的"知青小说",呈现了与以往知青小说极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风格特点。这种农民代言人的知青小说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儿童视角的书写策略,不仅展示了较为独特的表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以此为手段,完全颠覆了新时期主流知青小说所树立起来的价值系统和知青形象,有利于展示历史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新时期“知青文学”潮流

“知青文学”是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独特的一帜,对那一场荒谬的“知青运动”作了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描绘与反思,再现了一代知青的激动、迷惘、苦痛、沉沦与觉醒。按照“知青岁月”、“返城前后”、“蓦然回首”的线索进行跟踪分析,更能理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新时期"知青文学"潮流

"知青文学"是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独特的一帜,对那一场荒谬的"知青运动"作了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描绘与反思,再现了一代知青的激动、迷惘、苦痛、沉沦与觉醒.按照"知青岁月"、"返城前后"、"蓦然回首"的线索进行跟踪分析,更能理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转型时代的话语格局及知识分子小说话语类型——对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

文学在转型时代面临着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形成。大体说来,支撑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写作的作家主要有两类：一是已进入中老年的＂五七族＂和＂前知青族＂;一是晚生代和后知青。＂五七族＂和＂前知青族＂都经过五十年代的理想训练和文革的灾难,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是他们文学写作的最基本的话语资源。而晚生代和后知青在重新思考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以及价值承担时,他们更喜欢用解构主义、享乐主义、游戏主义的态度来从事写作。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小说大致可分以下三种类型：现在时写作;反思型写作;直面现实型写作。     

新时期小说中的婚恋文化解读

婚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时期小说中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重要特征。同时 ,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与非女性主义文学对婚恋家庭也作出了绝然不同的文化阐释。研究婚恋文化 ,对我们理解并把握新时期文学 ,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知青文学”的兴盛与衰落

本文以大量文学和社会的知识透视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文学”，并以该文学现象的创作源泉、群体意识、情感倾诉、社会心理、文学内部规律等五个方面分析了“知青文学”兴盛的原因，并进一步以当今社会发展趋势和作家群两方面探讨了“知青文学”衰落的根源。     

写实之外——论新时期小说的叙事转型

考察中国新时期小说可以发现,非写实成为新时期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取向,悄悄地改变着文学发展的航道。对于如何建构文本世界,打破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将非写实的因素揉和到小说中,这些非写实的因素挟带着作者特定的意念,带来新时期小说叙事的转型。     

诺奖效应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西方传播的译者取向

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西方世界的提升诉求凸显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译介在提升我国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上的重要性。莫言先生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获得诺奖是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充分肯定,同时说明莫氏作品海外译介是我国文学外译的典型的成功案例。在分析比较"熊猫丛书"和"莫氏译介"两次文学外译案例后,本文从译者选择和译介模式角度探索以新时期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的译者取向。     

外国文学影响下的新时期文学研究

作为中国文学历史长河的一段,新时期文学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然而通过从文学思潮和作家接受的角度,浮光掠影式地考察外国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发现新时期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强势下的远离根基的文学,这正是新时期文学无法持续繁荣的基本原因之一。     

注定的不解之缘--王安忆与知青文学

作为中国最年幼知青的一员，王安忆与知青文学有着注定的不解之缘。王安忆本人是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作家群中重要的一员；直接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在其早期创作中占相当的比例；近期创作中，作者又将笔触投注在知青时代的乡村生活上，以对乡村生活不同的观照角度写了一系列短篇，促进了知青文学在商业时代的发展。此外，在她其他题材的创作中，或者以插队的农村为背景，或者小说人物曾经是知青，也都脱不掉与知青生活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下限界定

对“文化大革命”分期问题的探讨是对“文革”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三十年来，间或有学者对此发表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对“文革”下限的阐释上。从当前学界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来看，两年“徘徊”时期似应划归“文革”时期。     

异曲同工却归于殊途的文学--兼论"文革文学"的历史特征

"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首先是与"批判"有关的的文学思潮,包含在"文革"中创作的"批判的文学"和受到批判的文学。这两类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有着不同的命运,在于前者领会了"文革"的根本精神(夺权)且多是"三结合"创作的产物,而后者未能吃透"文革"的精神且多是个人创作,因此它们的命运只能归于殊途。     

回顾与反思--对1949年以来我国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思考

我国50年来对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大致可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文革”前的17年内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发展平稳,10年动乱使西方哲学研究这一园地出现了“10年沉寂”。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步入了新阶段科研机构和高校教研室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人才脱颖而出,科研活跃、成果丰硕、进展喜人,但面对新世纪的任务,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文革”水墨人物画特点探析

＂文革＂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在艺术表现上,笔墨越来越依附于对结构的表达,并成为一种新的造型因素;色彩也越来越光滑红润,突破了以往文人画的创作模式,扩大了传统水墨画的表现范围。同时,画家为适应时代主题,以新的表现因素突出人物形象的特点,强调线条对质感、量感、立体感、空间感的表达,注重对整个画面情节的描叙。     

智性的讲述--解读阎连科《坚硬如水》

新时期的文革题材小说创作中,绝大多数作家都热衷于从权威的政治视角出发,批判"文革"时期的错误路线,叙述范式较为单一.阎连科在他的近作<坚硬如水>中提供了另一种审美表现方式,作品摆脱了以往道德审判的惯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文革"那场动乱的原因,也为小说的文革叙述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作品消弭了早期文革题材作品的悲痛,消弭了小说叙述者过多的情绪,进入到一种智者的叙述、理性的思索和历史哲学式的观照中.     

想象力极度匮乏的政治小说--文革"老三篇"模式化创作

“文革”时期,政治以其极端的高压剥夺了文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迫使文学产生严重畸变,文革“老三篇”就是想象力极度匮乏、走向极端的政治小说,无论是它的英雄塑造、情节设置,还是肖像描写、人物语言,无一不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来复制。解读这种受政治利益驱动的“机械复制”,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世俗化文学大潮中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机械复制”大有启发,从而获得一种关照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文学视角。     

邓小平"75整顿"的哲学思考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历史时期,而作为"75整顿"的领导人邓小平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制止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从哲学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取得了不斐的成就,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60年来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开创时期。由于文革的破坏，国际法学研究陷入了十年左右的萎缩和萧条。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国际法学研究得以恢复，并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发展迅速，硕果累累。     

新时期“伤痕文学”潮流

“伤痕文学”做为新时期的第一个创作潮流,在掀起新时期文学的潮头、从悲剧中写出壮剧、冲击某些禁区和展示心灵深处的“伤痕”上,都有不会被遗忘的历史贡献。十年文革,是一个不会过时的创作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