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文化的社会互动

对科学与文化社会互动理论的研究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篇文章主要试图探讨这一理论中科学作用于文化的机制,分析科学、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作用于文化的社会后果与社会条件。1.科学作用于文化的机制1.1 科学与文化的社会互动按照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点,科学与文化可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在文化社会系统中,系统的结构一般分为四个层次。     

国内科学文化研究与欧美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之比较

国内的科学文化研究是在不改变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表象论的前提下,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来研究,可划归为大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视域。欧美后SSK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扩展到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是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转向科学实践的文化建构论,是对科学客观性和表象论的进一步背离和消解,强化和放大了各种异质性文化因素对制造科学的作用;背离了科学家的真实立场和科学的核心问题,成了反科学的帮凶,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二者在研究内容、方法、理念和科学观上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都有自己亟需解决的问题。     

科学动力学因素的函数关系分析及其启示

借助数学函数关系式来表达科学动力学因素,深入研究了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阐释了随着科学文化哲学发展带来的科学形象的改变。针对科学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把科学发展视为知识、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心理、伦理诸因素的函数,论述了科学函数关系式从单纯认知的简单函数式,到多因素的不同复杂函数式的变化与论争,暗示出当代不同哲学思潮在科学哲学前沿热点问题上论争中的某种亮点与致命盲点,导致当代科学哲学及文化哲学思潮的困境与危机,由此可以推断科学函数式将复归到多因素集合的认知函数式,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是基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的科学发展。     

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

儒学与科学的相容与相斥之争直接关系到儒学的现代命运,关系到弘扬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和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亟待予以澄清。从理论上看,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儒学价值与科学真理终极目的的一致、精神气质的相通、思维方式的互补和社会功能的共济等,共同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学不仅与中国古代科学相容,而且与近代科学也一直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从微观历史角度看,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格物致知"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经历了一个其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与科学融为一体的过程。格物致知与科学根本上的相容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儒学自身是具有与科学根本相容的基因的。     

《科技文化反思丛书》最近出版

由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主编的《科技文化反思丛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的选题、研究都是基于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科学技术做较为全面的哲学反思和更广泛的文化诠释,其选题从生物学、生物社会学到文化人类学、和谐社会建构,从科学的形上追问到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批判,从科学确证的逻辑分析到科学社会学及科学思维艺术探讨。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科学

苏格兰启蒙运动深受科学的影响,在社会文化中孕育出理性、宽容、实用和进步等重要的现代观念。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反过来又为科学摆脱神学教条,推进科学理论的增殖和科学社会建制的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科学的积极互动,为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交融和对话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的范例。     

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及其功能关系

宗教和科学关系在现象层面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没有一个恒定的模式。从本质上看，宗教和科学则存在世界现和方法论的对立。宗教神学本质上是以信仰超自然方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中断了自然和上帝之间的传统联系，只要科学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那么，宗教与科学之间就会存在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鸿沟。但是，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只是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形式逻辑判断，并非对人所作的价值判断。人是决定宗教价值和科学的价值的主体和关键。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人类的“自我设计”，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认识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我们将发现宗教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的客观需要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文化力量。     

两种文化问题的历史考辩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化和整合问题,已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不过,国内文献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斯诺(C.P.Snow)首先提出了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的概念,对于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相互不理解、相互对立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还没有谁比科学家兼文学家斯诺更早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这两种文化分别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按照这种说法,“两种文化”不过是1957年斯诺偶然提出的一个新命题,而与前此西方社会的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绝无干系。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在我们看来,两种文化问题从一个角度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误区,透露了当代社会进步内在动机的某种深层的消     

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技术的文化属性

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基于生态人类学视角研究技术的文化属性,实际上就是把技术作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文化纽带加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审视,技术结构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负载的,技术功能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节制的,技术应用是对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调适,技术对象具有反馈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机制。     

文化激进主义的科学观

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在推进中国文化转型、社会变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科学在文化激进主义学者手中,扮演了重要的任务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激进主义所持有的社会责任感,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执着追求,影响着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是,文化激进主义对科学的片面理解,使其无法真正领悟科学的真谛,也使科学在中国的实践无法达到预期,因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乌托邦色彩。     

现代中国科学观转型的双重语境

现代中国科学观念转型的现实过程是受特定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及其两者的交织与纠缠支配和引领的。社会语境经历了一个"救亡保种的革命性语境-民族崛起的政治性语境-富国强民的经济性语境"的转换过程,为科学观演进提供了社会动因。文化语境主要从"内逻辑"与"外逻辑"两条路径揭示其文化动因。正是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两者的交织与纠缠,各种社会要素和文化要素的激荡与碰撞,发挥了类似发酵的效应,推动了科学观念实现转型,成就了科学的权威地位。     

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

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的进展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其实质是科学观念的变迁，即以实践的科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观。宏观上对科学论的进展作出描述，提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以及解决进路，即强调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反思性特征。     

现代文化技术的本质与特征

继科学与人文在精神领域的融合之后,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开始与技术联姻,一个全新的文化技术时代也随之来临,其间不仅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也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世界.然而与文化联姻的技术依然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对以文化为依托和阵营的社会人文精神和文化竞争力同时起着正负双重作用.所以,除了要在充分掌握其特点的基础之上用其利,还要理性地预见到文化技术对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负效应,把握好文化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对文化历史转型的担忧与抗争--解读梁启超的科学观

科学技术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梁启超既不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乌托邦的乐观主义者。他敏锐地意识到日益分离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造成人格缺陷,科学文化将越来越在人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面对文化历史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反对把科学文化推广到一切领域,并力图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来弥补西方科学文化的遗缺,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科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

该文对科学的历史经验作了简要回顾,从科学的源泉,动力,条件,科学的继承,发展,创新,以及科学对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展望了科学的未来,阐述了未来科学的结构,科学教育,科学社会功能,科学建制与文化。     

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对科学家评价的变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文化重新兴起，体现为一系列科学文化事件，科学家评价的变革是其中重要内容。八十年代对科学家的评价打破了习用的理论模式，转变到从科学家的成就和思想本身来分析并得出结论。科学家评价的变革给予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进步以科学文化的引导，对于此后中国科学文化的演进也有奠基性的意义。     

论科学对技术与人文的中介作用及超越意义

科学起源的技术传统与精神传统为科学植入了技术意志和人文理想的双重文化基因.正是这双重文化基因,使科学具有了对于技术和人文的双向推动和中介转化作用,进而为科学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扬弃技术和人文两者片面的对立性存在,实现对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超越提供了可能.为此,我们必须洗清附加在科学身上的工具理性"原罪",赋予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人类科学活动新的意义.     

试析科学术语的文化潜移现象

如果说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信息革命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今天日趋智能劳动的代替将表现为高度的自动化,而智能劳动的扩大又将表现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和创造新体系和新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语言革命至今从未中断过。具体表现为各种文化潜移现象在不同文化水准的两个民族间和不同文化层次类别的地域间一直进行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诸如,暖流,断层,滑坡、可塑性,饱和,透明度等科学术语已频繁出现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们的日常交往中,用以表达非科学领域中并非科学原意的事物,这就是各种文化潜移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一个侧影。如新陈代谢一词,最初是生物学用语。指生命运动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后借用到哲学上,是指新旧事物更迭和交替,即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反馈一词,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产生于无线电工程技术,后来成为研究生物、社会和生产技术等领域的自动调节现象。惯性一词原出于物理学表示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现在已大量出现于社会系统的不同方面。将其移植入经济数学中表示：在颇长时间内实际上不变的指标。相对来说它不依赖于所采取的某种经济决策。国民经济中产品的材料总消耗系数、国民收入和总产值比等一般具有最大惯性。文化潜移(也叫文化移入)现象是美国人类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以为文化潜移的原因在于或因文化积淀成熟而发生;或因两种文化接触而导致的文化输入而产生。科学术语向社会语体渗透是文化潜移的一种,应遵从一般文化潜移的因素,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模仿;其规律是由占优势地位的发达文化向居从属地位的不发达文化的至高而低“流动”的补基现象。此外科学术语的潜移过程还有其特殊的原因和动力。1.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趋向联盟的结果。现实世界包括众多、甚至是无限层次,对某一层次的专门研究者叫专门家。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科学不断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而自成体系。第二次浪潮在牛顿力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众多分门别类的科学。而这种分化使得科学家之间联系反而不够,导致“隔行如隔山”。特定的科学术语似乎也成了行家们的“专利”。科学在经历了长期分化以后又重新走向联合,重新统一成整体化,综合化的有机整体,正如J.贝尔纳指出的：将来科学知识的方法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以致科学又将不复独立存在。科学的这种联盟具体表现为各门科学、各种知识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多维的变迁过程,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人们从时空上已经打破了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半封闭状态,而且各门科学的高度综合又打破了自身的封闭状态,哲学执行着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和综合化的职能。使科学在内容不断分化和发展中寻求理论的综合与统一。导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彼此借鉴,科学术语也在这种联盟中被“借用”到了非科学语体中。2.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结果。如果说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视为“内科学”的关系,那么科学的“外化”就应该是科学与社会的联系了。与小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早期的科学研究都以个人研究为主,或在少数几个助手参与下进行,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不为社会所了解。本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了象高能加速器、阿波罗登月计划等涉及政治、法律、信息、能源、材料等联系面广、信息量大的项目,显然完成此类项目绝非是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少数几个科学家所能凑效的,它需要众多行业、整个国家乃至国际合作等“立体作战”或“集团作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在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人员庞杂,使科学活动本身被全社会所关注,以往只在科学层出现的术语也逐渐在社会的其它阶层有所“耳闻”。面对社会的科学化,有人略带夸张地说,当今的科学已经代替了昔日的神仙上帝。这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之高,并开始了科学向社会机体的所有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新纪元。社会化的大生产,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日趋电器化的家庭生活、自动化的信息交流、电子化的文化娱乐和科学化的营养结构等,使人类已经与科学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种科学气氛越来越浓的大环境下,科学术语的流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3.科学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科学教育是指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和培养科学人才的一项教育活动,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大机器工业要求工人有广泛的修养,在未来社会中,新的一代人必须懂得足够的科学知识,了解工业生产的一般原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科学教育这个论题。近代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教育在各个国家相继出现。不仅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而且也提高了人类的科学素养。即使是一般工人,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了,他们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教育的发展改变了“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结构。尤其是科学教育从高等教育向中等、初等教育扩散以后,现代教育理论提出了智能教育、终身教育以后,从人的角度培植了科学术语流行的土壤。4.追求科学精神的社会心理所致。科学术语的社会化。大众化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特定的社会公意和跨文化心态所致。首先,人们常对某些事物冠之以“科学的××”或“××是科学的。”英国学者查尔默斯认为：称××为科学的是想说明他们包含某种优点或特殊的可靠性”(《科学究竟是什么》〔英〕A.F.查尔默斯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页)。人们凡是从科学性的角度加以考虑的崇尚科学价值取向的心态还表现为牛顿、爱因斯坦、华罗庚等也近乎成了科学和智慧的代名词。其次,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同时也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变人类固有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它可以使人们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建构起崇尚科学精神的道德伦理观,因为科学不仅与宗教神学相对立,而且也与现代迷信相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术语的流行并非一种单纯的语言现象,而是联系着人类的一种思维趋向,按海德格尔的观点,语言是存在的寓所。爱因斯坦也认为“语言的相同,多少就意味着精神状态的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说,思维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395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及其术语的“偏爱”隐含着一定的流行心理和从众心理,另一方面科学术语往往能引发人的发散性思维。这实际上也等于是一种求异性思维或联翩思维。因为不仅科学本身离不开想象和推理。而且更需要不寻常性假说,灵感和悖论等逻辑补充,这类思维的过程必然伴随一定的科学语体的特征;这类思维的延伸更有利于非科学事物的定量化和模式化。综上所述,作者将科学术语超越自身的语言圈向外辐射潜移的过程和机制可近似归纳为下图：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出,科学术语最终是以人际直接传播和大众间接传播两种方式进行的(如上图),但这两种方式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术语在流传过程中的外部特征,其实它自身也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征需要考证。爱因斯坦指出：“科学概念和科学语言的超国家性质,是由于它们是一个国家和一切时代的最好的头脑建立起来的。”他还认为：“科学语言同我们通常所了解的语言有什么不同呢？就概念的相互关系以及概念同感觉材料的对应关系来说,科学所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明晰性“(《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5页,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术语作为科学语言的一种具体形式,同样具有近似的共性特征。(1).外来语特征。相对汉语和其它民族语言来说大多为外来语。无论是音译还是语音兼表义,几乎都是外来词,甚至相当数量的还属相应时代的新造词。它们从科学语体过渡到社会领域时强化了社会的科学意识。(2).喻意特征。从修辞手法上看,科学术语进入社会语言环境时主要以喻意功能表现出来,其中具体表现为隐喻和借喻两种形式。从而促使喻体更加切合语境,以便表达特定题旨和情境。如在方位隐喻中,“情况始终处于低潮”、“最后生活质量很高”。在结构隐喻中,如表达领会的就有“现在我有了完整的图象了”。(3).近义特征。实际上并非是任何哲理性强,喻意深刻的科学术语都能流行起来。首先,过分深奥,外延模糊的术语是很难流行的,相反“字面意思”明晰便于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的大众化术语较易流行,如象信息一般当消息使用,范畴一般当范围看待就在于此。其次,科学语体中的术语与社会语体中的被喻事物能构成“近义词”关系者最易流行。(4).中介特征。科学术语较一般行业用语具有促进语言向更精密化、准确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它的使用更有利于自然语言向机器翻译系统中的代码语言过渡,据此制定情报,文献检索和所需的代码系统。目的都是为机器翻译、通讯技术设备提供有关语言结构材料。使被表达的事物相应具有更明晰和确切的表意。即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术语是自然语言过渡到算法语言的中介之一。(5).词组特征。流行科学术语大多以词组形式形成表征科学概念,现象、程度、状态结构和属性等专有术语。多以联合词组(如信息、网络、阻抗、波动、吸引遥控等)和动宾词组(如指令、冲击波、潜意识、降温、升华、饱和、韧性等)为主、其次还有少量偏正词组(如软件、凝聚力、催化剂、净化等)和主谓词组(如同化、共鸣、全天候等)。对于强化非科学现象起到了界限分明程度适当的效果。(6).传播特征。科学术语的流行是随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发展而加快的。它即由反映单个事物的某一方面(如细胞、支点)向反映系统问题发展,而且还有由表征简单系统问题向复杂的社会系统过渡。它的流行不仅与商品消费的流行相比具有更加持续稳定和不易“过时”的特点。而且它的流行趋势始终与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总之,科学术语的文化潜移渗透现象,对于丰富和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不顾实际的盲目滥用科学术语,反而会损伤我们祖国语言的纯洁,我们应防止一味望文生义的生搬硬套科学术语和言必玩弄科学术语的现象的出现。     

历史文化制约下的翻译选择——20世纪初中小学科学教科书的翻译

20世纪初的10来年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国内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小学科学教科书。这些译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借助于统计工具,对这一翻译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包括影响和制约翻译选择的历史文化语境、教科书的翻译和翻译批评。科学教科书的翻译在表层和深层都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其批评应结合宏观的文化因素,以求达到更高程度的相对全面、科学与客观。     

自然辩证法可以称"联系科学"吗?——从《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副标题说起

《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一直是我喜爱和敬重的杂志之一。但《通讯》也和其它自然辩证法类杂志一样，处在“大口袋”的困惑之中。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杂志的副标题上，例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有副标题：“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副标题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通讯》的副标题则是：“联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