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本主义:凯尔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已成必然趋势.本文主要论述美国著名批判理论家凯尔纳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重点剖析其理论内涵和方法论特征,以期促进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     

基于术语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探析

术语学对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都需要以术语为基本载体。术语体系是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术语学理论对学术话语体系的科学构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术语翻译是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术语学视角来看，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存在规划有待完善、相关知识体系和术语体系不够成熟、术语学助力话语体系构建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可考虑从国家战略层面、工作机构层面、学术研究层面采取一定的策略。     

论技术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以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发展为个案

通过对苏联解体前后其技术哲学演化过程的全景分析,揭示苏联-俄罗斯技术哲学特色形成和演化的国内和国际动因.并以此为个案构建意识形态对技术哲学的"约束-筛选"作用模型和两者之间遵从自组织理论的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技术哲学的学科特点及其意识形态特征.     

对中国报纸关于“巴黎会议”报道的话语分析

在2015年年底,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成功召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中外媒体对本次会议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运用话语—历史方法,对中国报纸关于巴黎会议的报道进行研究,考察话语生产者通过运用何种话语策略对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者实施建构。研究结果表明,新闻记者通过五种话语策略构建了CBDR原则的不可动摇性、减排行动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领导者身份。从意识形态立场、价值观和国际政治背景等方面,对报纸关于"巴黎会议"的话语建构进行解释。巴黎会议标志着国际政治语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巴黎协定》的落实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领导力的有效途径。     

身心二元论的“鹰派”纲领——埃克尔斯“二元-交互作用论”概览

埃克尔斯认为物理主义并非心灵自然化径路的科学范式,心脑同一论也只是基于认知理想的主观理论约定且缺乏必要的脑科学事实根据。在此基础上,他通过提出心元-树突丛结构、模块假说、微位假说等解释范畴和理论假说,构建"二元-交互作用论"理论模型,对心灵的本体论地位,心脑互动等传统二元论难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二元-交互作用论"在更新二元论理论形式和论证方式,构建二元论新模型的同时,也面临着脑科学多样解读性和新试验成果的挑战。     

确定"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困境:政治指向与发展指向的冲突

追溯“理论与实际关系”如何成为科技政策讨论的公共话语,将这一时期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同文本置于中国独特政治结构与文化范畴,对其内在意义或指称做出理解与解释,我们发现,内化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双重功能预期,围绕“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讨论表现出的价值紧张,“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化引发的政治与发展间的冲突,使“理论联系实际”概念内涵在不断调试中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探讨了“理论联系实际”得以透过外在层面转化为科学家内在道德焦虑,进而转化为自我否定内在动力的独特文化与心理依据。     

现代村镇服务业技术集成示范

加快发展农村现代服务业，积极提升农村服务业发展水平，这是国内外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国内对农村现代服务业的研究较少，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农村现代服务业技术应用效果评价体系研究较少。课题以农村现代服务业为研究目标，通过农村现代服务业技术应用典型案例的分析，构建一套农村服务业技术应用效果评价体系。     

转基因技术的“深”技术特征分析

相比于孟德尔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深的解释层次,是"深"理论;相比于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物种的"高"干预和"强"控制,已经对自然物种造成了本体论影响;相比于杂交作物,转基因作物具有"极高"的人工性、"极低"的自然性,已经是整个的人工生命了。因此,从技术的科学根源、技术控制自然的"强"度、技术人工物的人工性看,转基因技术具有"深"技术的本质特征。     

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

展示为"质料"与"形式"内在统一的建构性"存储-提取"过程的人的社会记忆,在由"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与"精神关系"的历史互融构成的质料性层面、由"文本形式"和"器-物形式"及"仪式"共同构成的形式性层面、由"形式建构"与"权力建构"整合构成的建构性层面,归因向技术.对人的社会记忆的技术归因,不宜在"工具性"维度理解,因为它标志着社会记忆存在于技术的构造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记忆是技术的一种功能.     

“理性-制度-行动”框架下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模式研究

在阐释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的“宏观-中观-微观”内容层次和“启动-联动-制动”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以欧盟和美国为例,剖析了科学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认知框架引发的治理情境理解、制度逻辑和工具选择的差异,以此凝练出基于“理性-制度-行动”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理论图谱,并认为理性框架是科学不确定性下风险认知的简化机制,其本质...     

绿色发展视角下的“技术格式塔”研究

"技术格式塔"是内在于技术自身的逻辑体系,其对技术变革与演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了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带动了技术的绿色革命,如何处理技术、人类与自然三者的关系因此成为了绿色技术哲学视域下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技术格式塔"视角对绿色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既是技术把握完善自身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当前中国特色五位一体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撑。     

技术系统的意向性解释立场

技术系统在其进化过程中呈现一定的内在逻辑,依照丹尼特的理论,似乎技术系统本身具有心智和目的,但事实上是技术系统及其功能体现人类投射与之的主体意向。对系统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可以根据系统的不同类型及其复杂程度分别按照三种不同立场来操作: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但意向性解释立场是有潜在风险的,这种风险是使主体漠视和遗忘了对象简单功能背后的复杂性及与复杂性伴生的风险的认知。     

因果关系的存在论转向——从休谟到怀特海

休谟诉诸一种自然发生学的处理方式来为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辩护,这实质上是意识到了认识论话语体系之外存在的无限性,但是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灵动性与开放性在康德的客观先验范畴体系中遭到窒息。怀特海在过程存在论的视域之中,赋予原因与结果一种内在相关性,从而将因果关系从抽象的认知层面还原到具体的"存在之流"。     

论费恩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理论

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美国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费恩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理论,提出这一理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一是对技术理性的改造过于夸大了技术的社会属性,忽视了技术发育的自主性,对技术的社会因素的分析表现出空泛化;二是对参与者利益的分析过于抽象,未看到利益问题的复杂性与国家控制性;三是技术代议刺理论存在相冲突之处,表现出外行的大众和技术专家在使技术民主化的动机上表现出不对称性,一个是关注各自的利益,另一个则是对社会和大众的责任伦理.提出这一理论总体上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从而起不到预期的社会作用.     

允许的限度：“能力进路”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辩护

关于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涉及到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超人类主义者从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以动态的人性观为逻辑起点,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人性可以改变,人类应该朝什么方向改变?在视角转换上,由纳斯鲍姆建构的“能力进路”作为区别于理性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范式,它从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人性,为回应人类增强技术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适用的概念工具。在实践的维度,遵循能力进路设置的能力清单涉及对最低门槛的核心价值的解释,它既在规范框架的层面规定了共同体准入的标准,又在价值框架的层面表达了对人类价值共识的期待。由此,“能力进路”为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案。     

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实践——以中国“挺转”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语建构为例

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描了"挺转"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功能,动员盟友来反身建构事实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建构实践,进一步呈现不同话语背后网络同盟之间的较量过程,揭示科学话语存在的解释弹性空间。鉴于此,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科学话语同时具有局部可说明性、索引性以及反身性的特征。这样,缺少"社会强健性"的科学话语呈现出来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其实质是试图在经验主义言辞的掩饰之下,利用权宜性言辞来为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偏好进行辩护。     

社会物理学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趋向及其特征

社会物理学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大数据技术以数据驱动取代了理论驱动的科学认知模型,深化了人们对于社会系统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科学认知;大数据技术为当代社会物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本体论立场定位,促使社会物理学研究由局域-个体化思维向整体-社会化思维转变,并且推动了社会物理学研究的科学认知"统一性"建构;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物理学研究所坚持的非精确性思维原则是一种认识论层面上的有效策略,它拓展了社会物理学研究的空间和范围;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性分析为社会物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它为社会科学预测功能的实现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生态社会主义的技术指向

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队伍中,生态社会主义无疑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劲旅,在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批判后,不仅没有回避技术,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技术思想。在生态社会主义者们看来,人类要想走出生态困境,首先要解蔽技术进步的资本逻辑和控制自然的技术理性,转向"以人为本"的生存技术并秉承"更小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政党及其政府,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生态社会主义的技术思想无疑对我们有着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荷兰技术哲学之“思”“路”

荷兰技术哲学推行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研究策略,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建构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问题、研究模式和研究策略。理论上,荷兰技术哲学以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框架为基础,建构起技术人工物哲学体系;实践上,荷兰技术哲学以技术人工物的设计与使用为前提,开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试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范式

经验转向作为技术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有其出场的历史必然性、自身的理论特质及体系架构。就其出场的历史必然性而言,它是技术哲学发展中的自我诉求与学科借鉴的结果;就其自身的理论特质而言,它内蕴多层次、多语义的转向;就其体系架构而言,它拥有与学科自身及社会体系相观照的特质。经验转向开启着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路向,由批判范式转向经验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展现出显著的实践特质,其价值指向被置于并展现在"技术-伦理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