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选集与自我经典化——以陈维崧康熙十一年至十六年的词学活动为考察中心

参与唱和、编选词集是词人实现词体创作自我经典化的有效手段。陈维崧在康熙十一年（1672至十六年（1677）将创作重心转向词体，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词社社集唱和、倡导号召阳羡词人群同题唱和，继而组建了一批以自我为实际领袖、《迦陵词》为风格范本的创作群体。此外，从康熙十年（1671）开始编订的代表当时词坛总体样貌的《今词苑》到康熙十七年（1678）完成的乡邦词选《荆溪词初集》，象征着在以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人从选择经典到塑造己作为经典的转变。以词史角度考量，内外部的词体唱和与词集编选活动在客观上提升了陈维崧在词坛的影响力，直接推动了阳羡词派的形成。     

清初词坛“辛酉唱和”述论

康熙朝中后期的唱和活动不多,也少有人关注。辛酉年（康熙二十年）,唐梦赉、吴陈琰等人在游吴越途中,创作多人步韵唱和词354首,是清初词坛存群体步韵词数量最多的一次创作。通过考述＂辛酉唱和＂概况,展示当时词坛的一些创作现象,呈认为这次唱和的创作主题和内容,与清初三十年的多次唱和、甚至几年前的阳羡词人群唱和都有所不同,开始了走出易代风霜、追求生命智慧的＂后易代＂时期。在词风上并个性化的多元风格。     

秋水轩唱和活动及其意义

秋水轩唱和是中国词史上一件盛事,是由一次一次的唱和活动组成.与康熙初年其他词唱和活动相比,在唱和类型与唱和题材特征方面,秋水轩唱和独具特色.在当时的词学环境下,也有独特的意义.     

元代词人追和两宋词刍议

元代追和词数量虽少,但从中仍可清晰看出当时词坛对苏辛、周姜词风的不同接受情形。追和苏辛词风之作在元代追和词中几近一半,可见元词审美的主导倾向仍为金词所推重的苏辛豪放一路。唱和、櫽括、拟古等接受形式与追和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元代词人追和词的创作。     

秋水轩唱和活动及其意义

秋水轩唱和是中国词史上一件盛事，是由一次一次的唱和活动组成。与康熙初年其他词唱和活动相比，在唱和类型与唱和题材特征方面，秋水轩唱和独具特色。在当时的词学环境下，也有独特的意义。     

论清初“岭南三家”词——兼论“岭南词派”

岭南词从清初开始崛起,此期以“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为出色。大均词多抒写故国之思与哀怨之情,词风雄浑,词境开阔,想像飞腾,成就甚高;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恭尹词寄托深远,亦属出类拔萃者。“岭南三家”使得岭南词坛风气大开,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意义。屈大均、梁佩兰又和岭外词人有词学交流,这对于扩大岭南词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界素有“岭南词派”的观点,此说不能成立。     

曹尔堪家世与生平事迹考索

曹尔堪是清初词坛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借鉴可获得的文献资料,考辨其家世、生平事迹及文学活动。重点考论＂奏销案＂对他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在清初重要的三次词坛唱和活动中的作为与地位,以供研究者参考。     

王鹏运早期词事考辨

王鹏运作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和临桂词派的领军人物,其早期词学活动情况却隐晦不彰,且时见言人人殊。在原有常见材料的基础上,收集王鹏运所遗稿本所收诗词及其词友词作相关材料,对王鹏运早年在京城参加觅句堂唱和、中书词人唱和及在大梁参加诗词唱和的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勾勒出一代词人成长的较为明晰的轮廓。     

辛派南传与广东词坛主导风格之确立

辛派南传是与＂苏学北行＂同样值得关注的词史现象,广东是辛派南传指向中需要给予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南宋是广东词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期,最重要的标志是,深受稼轩风影响的岭南雅健词风在此期间正式形成,并完全定型,成为广东词坛基本上一以贯之的主导风格。明末清初,广东词人对稼轩风的接受受国是剧变的外在推动而达到高潮,多种因素交融之下形成的雄直文风开始上升为广东一地特有的文学风尚。中清以降,浙、常二派先后入主广东词坛,辛派南传汇入其中,兼以不间断地受到主要来自于本土词论方面的强化,成为粤东词统稳定的受容成分。以理清辛派南传的大致脉络及其相关问题为线索,有助于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扫描全粤词史,尤其是明了广东词坛主导风格之确立及其源远与流长。就此意义而言,当宋词研究总体上渐趋进退维谷之际,基于全史域的区域词学研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学术选择。     

论李煜词的艺术成就

李煜的词悲艳哀婉,高奇无匹,韵味神异.李煜取得的艺术成就,自臻妙境,超越了花间词风,形成独具一格的特色.打破文人专事雕琢的局限,开创了词坛朗丽清新的词风.     

岭南词人倪鸿及其《花阴写梦词》

倪鸿是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生活于清代道光至光绪时期,系晚清粤西重要词人,传世有一卷《花阴写梦词》,收录词作48首。他寓居、游宦广东三十余年,其词的创作地点以岭南为主,故其词作富有浓郁的岭南风韵。倪鸿创作有纪游词、咏物词、题画词、酬赠词等,描绘粤东的风景名胜,赋颂南国物产,表现南疆人文。倪鸿填词取法浙西词派,瓣香姜夔、张炎,词风清空豪旷。《花阴写梦词》产生于独特的岭南,体现了近代岭南文学的繁盛,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隋唐五代燕乐与曲子词、声诗的关系论词的起源

隋唐燕乐是声诗和曲子词孕育成长的土壤,作为音乐文学的声诗和曲子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燕乐,本文推断词的起源最早不会超过隋代;声诗和曲子词是相依共存的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词为诗余”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     

蒋士铨《铜弦词》探析

蒋士铨《铜弦词》的内容,较多为纪游抒怀、题赠迎送、记事咏物之作。艺术上也有自己的个性。他的词完全摆脱了词为艳科的束缚,不作花前月下、歌儿舞女之吟;不为绮旎婉丽、偎红倚翠之语。出于慷慨激昂的个性,他的词意境浑厚,用语豪健,虽然内容多为应酬交往之作,而所抒发多为社会冷暖、人生际遇、身世沉浮、官场污浊之感情。他具有诗人、戏曲家的双重身份。他擅作传奇,曲之于词,更细腻,更深于情,更能打动人心。他写诗的才能与写曲的技巧常常融合在一起,使他的词也在豪健之中,频添出委婉细腻之风。他的亲情词便具有这种特点。清代词论家中,徐珂、陈廷焯、谢章挺、胡薇元、李宝嘉、丁绍仪等人都对蒋词作过评价。其褒贬不一,本文就三种意见而辨之。     

唐宋词中术语词和词牌的翻译

唐宋词属于诗歌形式,却与诗歌不同,它是一种独立的文类。正是如此,在中西学界翻译术语中的词与词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文,这种局面既不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推广。基于此,极有必要对这两个术语的翻译进行探讨,即在进行术语词翻译时,可直接采用音译法来体现词的独立性;而在翻译术语词牌时,由于词牌名已不再反映其相配的音乐,译者应根据实际内容自译题目则可。     

临桂龙氏父子与晚清词坛

龙启瑞、龙继栋父子在晚清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启瑞词工于小令,其词善于表达士大夫的闲雅生活,温婉蕴藉,自然清妙。继栋词秉承家学又有所变化,表现为小令与其父风格相似,慢词则将身世之感融入伤春悲秋之中,沉着苍凉;部分词更以气势胜,奇情四溢;善于用典,语言琢炼工致。龙氏父子词能独立于常州词派的牢笼之外,又与晚清临桂词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歌词之滥觞

中国古代诗词曲的发生、发展，无不受到民歌的影响，民间歌谣是古代韵文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从词产生的角度，从古代韵文向民歌学习的四次浪潮、词产生渊源的分类、词和音乐的关系、敦煌曲子词的发现等方面，说明民歌对古代词的形成是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力的。     

俞平伯词史观的渊源与实践

俞平伯的词史观主要集中反映在《〈唐宋词选〉前言》一文中，他认为词发端于民间，是诗进化的结果；词有两条发展道路，分别是以《花间》为代表的“获深”和以苏、辛为代表的“广深”，后者更接近词的本色，为词之正宗。他接受并扩充了黄侃、胡适及王国维的词史观，同时在俞樾、俞陛云的影响下幔取了传统词学理论的精华。他的三本词体鉴赏专著是其词史观的重要实证和阐释。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     

清人对宋季遗民词的批评接受及其词学意义

宋季遗民词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手法上达到高度和谐统一,颇受号称词学复兴的清人关注。清人对宋季遗民词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对宋季遗民咏物词、节序词的阐释接受,及遗民词人风格流派的划分和艺术优劣的评判上。通过对这种批评接受的检讨及利弊得失的分析,不仅可以廓清清人心目中的宋季遗民词学观,而且对当今的词学批评研究也具借鉴意义。     

赵熙时事词浅探

赵熙为清代蜀地著名词人。其词集《香宋词》风格成熟,历来评价颇高。在《香宋词》中,时事词占有一定的比例。赵熙作时事词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其作词之观念,二是其本性之为人。赵熙所作时事词于尺幅之中写出历史风云变幻,风格成熟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