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国和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

针对美中贸易差额不断扩大而美国日本在华直接投资(FDI)与日俱增的特点,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文章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美日在华直接投资与美中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989-2006年,美中贸易和美日在华FDI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美日在华FDI对美中贸易总进口尤其是工业品进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美中贸易总出口尤其是工业品出口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引入FDI、实际汇率等变量,运用Panel Data方法进一步对美国在华制造业FDI对美中制造业贸易的影响力进行估计,发现流入中国制造业的美国FDI与进口呈正相关、出口呈负相关,即美国在华FDI越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制造品将越多,而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制造品将相对减少,进而恶化了美中贸易逆差.     

美国再工业化祸兮福兮：双向FDI能否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IFDI），简称双向FDI，无疑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面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双向FDI能否发挥以及如何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需要迫切解答的问题。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双向FDI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对“双引擎”在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调节效应，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了不同中介作用的贡献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遮掩效应；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既能直接调节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能通过调节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大于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遮掩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仅在沿海地区存在遮掩效应，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仅在沿海地区成立；美国再工业化对双向FDI的调节作用在沿海和内陆地区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双向FDI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有效发挥双向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依据。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FDI极端Granger因果关系

考虑到我国进出口贸易在受到极端事件的影响后会出现显著改变,文章拓展了Granger因果关联分析检验,将1994—2021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波动进一步分解为极端正波动、极端负波动和正常波动,探究极端情况下进出口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为了探究进出口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的时变特性,本文将时域下的极端Granger因果检验拓展到频域,研究不同频率下的极端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表明：进出口总值的剧烈波动在长期条件下会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者可以根据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调整决策机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冲击短期内会降低外商的投资信心,导致进出口贸易剧烈波动;从长远来看,外商资本的大量涌入会提高相关产品生产效率,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建议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激发外商投资活力。     

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间品进口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当前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如何影响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机制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需求,但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需求;东部地区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进口资源类、其他类初级产品、农业资源型和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的技术溢出阻碍制造业就业的增加,而其他资源型和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技术溢出显著促进制造业就业增长。     

美国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基于D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包括美国等4个国外账户和37个生产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以2007年为基年, 模拟研究了从2020年起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到2030年止对我国经济的动态影响.基于7种碳关税税率情景的模拟结果表明: 美国征收碳关税将直接缩减我国企业对美出口利润, 减少我国对美出口, 进而间接地对我国总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碳关税政策对于我国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 对碳排放密度较高以及对美出口占总产出比重较大的行业如电力生产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等有着较强的负面影响.     

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对当地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建立实证回归模型,使用2003~2012年中国在42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考察发达、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对当地中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性质、程度与趋势,与当地全球直接投资所受影响相比较,并结合中国国内制度和东道国区位条件分析中国直接投资的"差异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信用评级下调、遭遇全球直接投资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资本,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中国企业增加投资;信用评级下调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当地中国直接投资与全球直接投资流出。研究结论可为FDI理论研究和东道国与母国FDI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迅速发展和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汇率波动对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汇率波动对出口和部门进口的影响,进而利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波动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比对出口额的影响更大,除了影响出口中的直接增加值之外,汇率波动还会影响进口品和国内品之间的替代,进而影响国内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分贸易方式来看,汇率波动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更大,加工贸易在有限程度上缓和了汇率波动对总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对部门出口增加值而言,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大,加工出口比重高的部门所受影响较小.     

中国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发展互动关系——基于三维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把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建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协整理论与冲击分解等计量方法,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发展是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短期看,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波动受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出口短期变化的影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的短期均衡调整力度更为显著。同时,冲击分解结果表明,来自服务业发展的冲击对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变化的贡献率都较大。     

中欧光伏贸易争端对双方经济损益的影响分析

本文选取了中欧之间光伏产品贸易争端为研究案例,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和欧盟两个经济体在发生贸易争端之后贸易增加值所受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争端使得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下降4.88%,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下降1.84%.与此同时,由于生产链条的全球化,中国出口品生产减少引致进口投入下降,进而使得从欧盟进口的相关产品减少,欧盟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将下降3.93%.本文还分三种情形讨论了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救济效果,结果发现,即使反倾销不引起贸易转移,欧盟的贸易增加值也将下降1.3%,形成"双输"的局面.     

FDI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利用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二者的关系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结合往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的投资数量,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三大产业间的分布状况,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GDP与FDI进行了简单的回归分析,分析表明:总的FDI促进了我国GDP增长;第二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FDI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次之,第一产业FDI对我国总的GDP增长的贡献最小。     

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FDI和贸易渠道的实证分析

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汇率变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本文构建汇率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计量模型,从影响渠道的角度考察了汇率变动的产业结构效应。总体来看实际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和贸易渠道影响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产值比重,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弱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FDI渠道的作用强于贸易渠道。     

我国民族企业出口与FDI 企业出口关系———基于非线性动态系统实证分析

以我国1980~2004年数据,应用动态计量学原理建立我国民族企业(CNIEs)出口与FDI企业(FIEs)出口的非线性动态系统(CN-FENLDS)模型,结果表明,FDI企业作为外来企业种群,通过耦合效应方式间接加速推动我国民族企业出口,而我国民族企业出口直接加速FDI企业出口,从而支持“促进论”观点;同时,我国应当对民族企业出口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更重要的还要提升民族企业出口核心竞争力.     

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有非对称影响吗?

通过构建汇率和出口的二元GARCH-M-BEKK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关系.假设误差向量服从二元t分布,应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检验了双边实际汇率波动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在升值和贬值期的非对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除韩国和泰国之外,汇率波动对出口变化有负效应.进而,非对称效应表现在汇率升值时汇率波动抑制出口变化的影响比汇率贬值时更大.实证结果还发现除韩国和泰国外,美国、英国、欧元区17国和日本的收入水平对出口变化有显著的正效应;人民币贬值对出口变化有显著的正效应;出口变化的波动对汇率波动有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趋势研究——基于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的对比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测是其发展和决策的基础.文章在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未来中国利用外资水平预测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选取2000-2013年度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数据,通过建立灰色马尔可夫(GMM)和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利用FDI的趋势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结果精度进行比较,以得出较优的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灰色模型合格,但仍有可提升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GMM预测模型对结果进行修正,所得模型的灰色关联度有很大提升,且与真实值差距进一步缩小;建立时间序列模型,并据此对数据进行预测;比较GMM与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结果的精度,可知,GMM的预测精度较高,拟合效果较好.为验证这一结果的可信度,文章选取1990-2013年度北京市和重庆市FDI水平的数据,建立GMM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再次发现GMM预测效果优于时间序列模型的预测效果.基于此,GMM对中国利用外资水平的预测结果较为可信,预测结果对完善中国直接利用外商投资的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湖南利用FDI质量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基于技术密集型产业、R&D活动的视角

用技术密集型FDI、研究与开发(R&D)投资的比例指标评价了湖南引进的FDI质量;用技术密集型FDI对现代产业的贡献和技术密集型FDI的本地化程度、关联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出口效应以及FDI企业的R&D活动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等评价FDI的利用质量,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文报纸大数据文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Baker等(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和基于中文报纸文本关键词搜索构造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运用中国2010年1月-2016年4月约5000种产品的进口月度数据,分别估计了EPU和CEPU对这些产品进口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不同产品的进口影响是不同的,既有负向影响的,也有正向影响的.进一步,我们采用BEC大类分类、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全球贸易国家数与集中度、进口需求弹性来刻画产品的异质性,对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产品影响的差异进行了解释.我们发现当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时,资本品和运输设备相比中间投入品、差异化产品相比同质产品,进口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需求替代弹性越小、全球进口国家数越多、全球进口国家集中度越低、全球出口国家集中度越高的产品,其产品进口的负面反应越大.此外,我们对比EPU与CEPU这两个指数在回归中的表现,CEPU指数比EPU指数的结果更为合理.     

考虑汇率变动的跨国直接投资和税收政策研究

研究了一家公司在奈特不确定下考虑汇率变动的跨国直接投资(FDI)问题.首先,通过Ito公式推导出考虑随机汇率下GDP水平变化的动力学方程.其次,结合公司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需要缴纳的法人税,分析了公司进行(不可逆)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优时间,通过解:HJB方程推导出奈特不确定下公司由出口转向跨国直接投资时的最优GDP水平.此外,给出了了东道国的最优税收政策并分析了奈特不确定的增加对最优税收政策的影响.最后进行数值模拟,定量分析了参数对公司跨国直接投资策略的影响.     

中国产业CO2排放的因素分解: 基于LMDI模型

将LMDI方法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相结合, 建立了中国产业CO₂ 变动的结构分解模型, 并 通过中国1997、2002、2007年不变价投入产出表, 分析了1997-2007年全周期以及1997-2002 年与2002-2007年两个子阶段中国产业 CO₂ 排放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 最 终需求总量变化是驱动中国产业 CO₂ 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其中出口、投资要比国内最终消费的 影响力更大; 各产业能耗强度的下降是中国产业 CO₂ 减排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从产业视角看, 能源工业与重制造业是中国产业 CO₂ 排放的'大户'. 长期看,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转变, 能 耗继续上升与 CO₂ 排放增加的趋势则很难改变. 中短期内, 适度增加进口、抑制出口, 改 变进出口结构, 同时继续降低各产业、尤其是能源工业与重制造业的能耗强度, 是抑制中国产业CO₂ 排放过快增长的主要途径.     

开放经济下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

开放经济不仅为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带来了良好发展机遇,也为我国工业企业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从绿色创新的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环境管制推动力三个方面,构建了开放经济下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从而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的影响;然后运用中国2005～2015年工业企业的数据检验了模型适用性,采用Vensim PLE预测了系统中关键要素2016～2025年的变化趋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政策变量进行调控,揭示了开放经济下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下工业企业绿色创新动力传导机制存在复杂动态变化特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环境管制推动力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最后,根据仿真模拟结果,提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是当前我国政府应坚持的发展政策,也是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创新"路径的重要举措。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理论测度及特征研究

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使用假设抽取法测度了各国和地区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的三个指标,即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直接使用的国内增加值(vaxd),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用于消费的国内增加值(vaxc)和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vaxp)的区域和结构变化特征,并结合中国行业出口特征,贸易政策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变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变化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方面,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在结构特征方面,被一国和地区直接使用的国内增加值和被一国和地区用于消费的国内增加值在对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中占据较高比重,而被一国和地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很低.对变动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先进货物行业和现代服务行业出口占比提升对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特征方面,全球价值链相对前向参与度增长率和全球价值链相对地位增长率的提升均对三类出口国内增加值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出口中被一国和地区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