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西方刑事司法的一个创举,可以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公正、效率的法律价值,契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对于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前适用刑事和解的困惑和思考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道歉、赔偿等形式与被害人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源于自然法理念下的恢复性司法原则和诉     

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为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取得实际成效，有必要运用现代法治理念对逮捕程序进行改造。受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的轻罪案件，对加害人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应当从宽处理。和解不捕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又易于实际操作，可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破口。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目的是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创造良好条件，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本文通过其价值分析、价值体现等方面的说明。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刑事和解为《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之一,可以有效地解决刑事中的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节约司法资源,并切实做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使加害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但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规定过于粗糙,只是一个简单的法条,其立法范围、和解协议、检察机关的角色和对刑事和解监督这几个方面存在缺陷,应该扩大刑事和解的疆界、法律规制刑事和解协议、明晰检察院的双重角色以及健全法律监督机制。立法完善后,不仅有利于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弥补,也有利于加害人更好的回归社会。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价值理念下刑事和解的可行性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由调停人使受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活动,它兼顾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最大限度地恢复了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事和解是西方刑事司法的一个创举,其最主要的理论核心是恢复正义理论。它体现了公正、效率的法律价值,契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刑事和解案件中的检察监督研究

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刑事和解工作刚刚起步,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并加强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应该直接参与刑事和解,其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只能是刑事和解的监督者。     

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虽然在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存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3种学说,但是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刑事和解存在诸多区别,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嵌套在西方的法学理论体系之下。立足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谐司法、利益兼得、契约理论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我国今后构建刑事和解程序奠定了基础。     

和解·恢复·和谐——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价值分析及本土化探索

刑事和解制度通过和解一恢复一和谐的模式来寻求多元价值的平衡，在德、英、法等国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我国司法领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在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探讨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石,我国的刑事和解是在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其理论基础不同于西方国家。立足于我国刑事和解的实践,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利益共赢理论、被害人承诺理论为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以期对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有所裨益。     

法治与情理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再探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该文试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对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以及与相关程序的衔接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范化运行有所贡献。     

论农村土地征收中检察职能作用的发挥

农村土地征收中由于征收法律制度的缺失,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这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检察权去介入,平复、修复失衡的社会关系。为此,以检察职能作用的发挥为视角,从农村土地征收的现实需求出发,研究检察职能作用发挥的范围、内容及方式,以期实现检察职能作用发挥的最大化,化解权力与权利博弈引发的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诉讼调解检察监督之存废、定位与方式

诉讼调解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司法政策导向,调解结案更多地成为民事司法的目的而不是纠纷解决的方式。诉讼调解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软化凸显了检察机关进行诉讼调解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并不违背合法、自愿调解原则,并不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规范诉讼调解检察监督的提起范围和提起方式则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认真审视的课题。     

检察权视野下的刑罚个别化方法

“应受惩罚的是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者”的观点，是对刑罚个别化的高度的概括，实现了以“行为为中心”到以“行为人为中心”刑罚理论的转换，体现了“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观，“人身危险性”成为实施刑罚的真正基础。在我国具体的司法语境下，刑罚个别化的司法实践活动离不开检察权重要作用的实现。检察权与刑罚个别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是实践刑罚个别化最便利、最适宜的方法；以“人身危险性”为重要参数，运用不同的司法方法和具体方法，检察权主导下的刑罚个别化司法实践活动，能够促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辩诉交易、非监禁化、刑罚解除等司法改革的发展；检察权通过介入对犯罪人的人格调查、数据分析、案件说理，为刑罚提供合理的依据，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实现社会正义和秩序。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构建探讨

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从基本原则、启动者、适用范围、法律效力、救济措施等方面全面推进。行政诉讼调解应基于自愿和合法原则,由双方当事人合意而启动,由法官居中主持,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当然,对于无效和可撤销的调解协议也应当提供必要的救济。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利用刑事和解的方式,从单纯的依靠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上升到通过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我国司法机关也一直在进行着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刑事和解适应了当前轻刑化的理念,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职务犯罪案件“立案难”问题探讨

职务犯罪立案难是指在存在较为明显的职务犯罪嫌疑信息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也难以进行立案侦查或不能及时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立案难有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检察机关缺乏独立性;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条件不合理;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构配合不够。解决职务犯罪立案难问题,需要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在法律中规定合理的立案条件,加强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构的沟通与协作。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是指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过程中对社会的信用和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过程和结果的信任.由于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原因,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还不高,亟待提高.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提高检察干警法律监督能力、健全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是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     

试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执行难”和“执行乱”是民事执行问题的集中体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民事执行权力的过分集中，亟需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以防集权之弊，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应运而生。笔者拟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产生背景及具备的优势出发，分析当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所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以期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述评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主要以分权、防止司法专断、维护社会公益、实施法律监督与保障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诉讼法理和制度构造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其改革的路径应当是：增加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增加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加强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程序的监督；严格限制检察机关对审判结果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