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浩然诗歌之“清淡”

孟浩然是盛唐诗坛上布衣终身的一位诗人。其人生经历相对平淡,但是孟浩然其人其诗却赢得了同时代与后世许多诗人学者的赞赏。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称:"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谈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此后,"清""淡"之类的字眼就经常出现在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之中。杜甫在《解闷》其六中称赞道:"复忆襄阳孟浩     

《古诗十九首》的节奏美

《古诗十九首》被刘勰称誉为“五言之冠冕”,除其“悲远之意”给人以深深的震撼之外,它独特的音乐般的节奏,也是其魅越千古的原因之一。从《古诗十九首》诗歌语言组织的重复与变化两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重复还是变化都必须源于诗歌的内在情感的表达意图,恰如其分的情感抒发,是其形成“怊怅之情”的原因所在。     

抒悲愤之情 扬雷霆之声——浅析近代诗人宁调元的狱中诗

近代诗人宁调元面对专制统治、列强入侵和狱中险境,写了大量抒悲愤之情、扬雷霆之声的狱中诗。由“死”和“血”组成的“悲愤”之情,以及由“革命”、“民主”、“自由”组成的雷霆之音,成为了他诗歌的情感主旋律。这种源自于自然心声的情感,已经完全冲破了古典诗歌情感模式的束缚,奏响了一曲富有激越音色和生命力度的文学情感的交响乐,它正在召唤着一个中国文学情感模式大转换时代的到来。因而,宁调元的狱中诗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探究的。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简析中国古典诗歌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两种表现方式

我国主流哲学在天人关系中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中国古典诗歌中,“无我之境”的山水田园诗与“有我之境”的抒情诗,以感性的美的形式,将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出来,从中窥探“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清旷之美

谢灵运山水诗的“清”之美主要与其山水诗中的自然山水景物相对应,呈现为清新、秀丽、雅致、静谧、幽寂等美学特征;“旷”之美主要与谢氏山水诗中的说理部分相对应,且不期然而然地形成了谢氏山水诗独具特色的以“旷达”人生境界为根基的“旷”之诗歌美学风格。呈现为一种并未被前人所认识到的诗歌美学风格,即：“清旷”之美——清新空旷之自然山水环境与具有“旷达”胸襟之诗人主体紧密结合的产物,是物与人结合之后在山水诗中所生发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诗歌美学风格。     

试析李贺诗歌情感表述语的选择

探讨了李贺在进行诗歌创伤时选择情感表述语的独特造诣,其主要表现为词语的“刻镂雕琢”,音调的“穿韵入仄”,修辞的“设色诡异”,从而形成李贺诗歌独特的情感风格。     

古诗《春晓》再解

《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历代传唱不衰,对其解析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定义其为山水田园诗歌,情感表现止于"伤春"说。然反复读之,都觉意味深远。诗中既有繁华落尽、青春不再的"伤春",亦有仕途坎坷、含恨山野的"伤己",还隐现了哀叹朝政、国势趋衰的"伤时"。     

诗歌鉴赏之组合意象探究

诗歌鉴赏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将诗歌中零散的意象组合形成画面，描述画面意境，语言描述中应自然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情感。能够运用“意象→意境→诗情”的思维方法，提高诗歌感受能力和诗化语言的能力。     

论华兹华斯诗歌的意象形态

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之所以具有常读常新的艺术魅力，正与其意象艺术直接相关。华兹华斯不仅讲究一切的感觉、感情与思想都以意象出之，并且讲究对意象本身的艺术化处理，让意象呈现出流动性、整体性、繁富性和连绵性，并以此开创出英国诗歌意象艺术的新格局。意象正是华兹华斯诗歌艺术的核心环节，也是毕其一生的其诗性、诗心、诗美之所在。     

论《孔子诗论》的情性观

《孔子诗论》心理分析色彩浓郁,蕴含丰富的情性思想。其通过剖析诗篇文辞背后的深刻情性内涵,形成了以情性范畴为核心的诗学体系。同时,对诗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从诗歌创作时诗人的内部心理世界,到诗歌传播过程中接受者的审美思想情感,《孔子诗论》充分体现了战国诗学情性观之发展。     

金元诗歌变唐的特色与成就

学唐而变唐,是使诗歌形成自己风格与特色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金、元诗歌的变唐,是循着历史的脚步而行进的,因此从总的方面讲,可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八字进行概括。金代诗人因变唐,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三个表现在艺术方面的明显特点;金、元易代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一批遗民诗人的变唐,则重点是“善学唐”于杜甫诗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方面;元代诗歌在初、中、晚三个时期之变唐,因时代不同而特点各异,并确立了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传统文化压制下的异质情感——以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以不可撼动之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思想,也以顽固不化之态规范着一代又一代文人的行为,在正统大旗之下,凡是带有情爱色彩的文学作品向来不被认可,以致今时今日人们在对晚清大家龚自珍诗歌进行研究时,也常常忽略其在情感领域的创作,而龚自珍本人的一生却沉醉于情场,这便使得在分析龚自珍创作和思想方面缺少了一个最为有力的因素,本文亦将通过对龚自珍情诗的解析来完善对龚自珍诗歌创作的研究。     

试论“陈简斋体”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成就很高的诗人,其“陈简斋体”影响颇大。他前后两期的创作风格明显不同,前期诗歌不属“陈简斋体”。后期诗歌因受靖康之变的刺激,风调变得雄阔慷慨,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慷慨激越、寄托遥深,在结构和意象上显得规模广大、境界宏丽,在辞气和语句上形成气势浑雄、句律流丽的特色。这种由江西人而不由其出、变革江西、学杜而能有所创获的实绩,对南宋初期诗坛具有补偏救弊之功,也为陆游、文天祥等人的创作导夫先路。     

现实主义诗歌的个人化表达——李皓诗歌论

通过对李皓诗歌的文本细读,阐述了李皓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关注乡土与都市的现实世界,感时忧国,多角度、多侧面地书写生活,同时又拥有纯正的个人情怀的表达,对自我的言说、独特的情感体验和生活阅历建构了属于诗人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之维。     

论《春秋》笔法对中国古典诗赋“惩劝”论的影响

《春秋》笔法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古代诗论和赋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汉迄清,虽然不乏审美体验、个性情感的追求,但“美刺”、“讽谏”一直都是诗歌创作和诗歌品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充分体现了“《诗》与《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受“依经立义”意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汉赋的创作和评论也多围绕“颂扬”、“讽谏”入手,虽然他们褒贬殊异,入思理路却惊人一致:肯定者借助“讽谏”的理想功能来提高汉赋的地位,贬抑者则借助“讽谏”的既成实效采否定汉赋的价值,共同指向其“劝百讽一”的美学内涵.     

简论孟浩然、王维的山水田园诗

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意境风格三个方面论述孟浩然山水田园诗,并在与另一位同时代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诗歌的对比中进行深入探讨。     

论刘禹锡诗歌的情感力度

刘禹锡诗歌的感情豪迈、深沉,具有比较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作品深刻的思想内蕴:人格魅力、执着精神、智慧力量。但是,由于情感的表现内敛而有节制,讲究蕴藉含蓄,重视向诗歌深层意蕴方面开掘,刘禹锡诗歌的情感力度又不表现为因重气势而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这种情感力度特征及其形成对他的诗风形成有较大影响,使得刘禹锡以峻朗的诗歌风格在中唐诗坛众多诗人中独树一帜。     

气势·厚·化境──贺贻孙诗歌美学述评

贺贻孙是明末清初爱国诗文家,诗歌美学十分丰富。一方面,他从诗歌所肩负的社会道义和时代使命出发,认为诗歌是源于一种“不平之气”,应当陶写“哀怨”之情,进而主张在诗歌中呈现出“吹沙崩石,掣雷走电”的气势美,使“不平之气”一吐而后快;另一方面,贺贻孙又能自觉从诗之本体出发,主张诗歌的“神厚”、“气厚”,高扬主体之神,使诗歌呈现出浓郁、深远、蕴藉美感。同时,贻孙还承续了庄子的“神化”思想,结合自唐以来的境界理论,用“化境”这一范畴标示他心目中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贺贻孙是诗学史上丰富论述“化境”的第一人。     

论汉末魏初人物评价标准的新变--以荐举文为中心

汉末魏初，荐举文书中的人物评价标准经过西汉对士人忠与谋的重视，东汉对士人自身秉性的认可而发展成为对士人清名的推崇。“清”成为汉魏易代之际士林人物品评的核心关键词。这种集中体现其时士人理想人格之“清”在承袭士人清白品性的传统意义之外，更增添了士人在乱世中激浊、厉俗的新内涵。汉末魏初士人思想的更新是“清”评形成的基础，而统治者对德高望重且清虚自守的士人的需求与召唤又加速了“清”评的形成。     

论孟浩然对陶渊明田园诗的继承与创新

孟浩然与陶渊明在志趣、追求上有很多的契合和相通之处,他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文化传统,又有所创新。孟浩然虽然不能像陶渊明那样自觉自愿地归隐,亲自躬耕田野,与农民的情感融为一体,但他带着盛唐人体味人生、欣赏自然的人生态度去现照景物,既重形也重意,做到了情景交融,并暗合画法,露出画意,直接开启了王维盛唐山水田园诗歌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