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量子逻辑思想的演变

普特南曾提出“逻辑是经验的”这一惊世骇俗的论题。他主张，正如广义相对论揭示出非欧几何才是真正描述现实世界的几何学一样，量子力学也意味着量子逻辑才是隐藏在经典逻辑背后的“真逻辑”。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普特南口中的“量子逻辑”这一概念曾经历过重大的转变。但是概念的修正并没有帮助普特南成功地论证量子力学命题真值的实在性，并且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非欧几何与量子逻辑的类比是不妥当的。应该说，普特南的工作确实说明量子逻辑可以提供同样好的量子力学解释，不逊色于保留经典逻辑的解释；但量子逻辑并不是唯一的“真逻辑”,无论是否局限在量子逻辑的范围内，围绕着量子力学解释的逻辑系统都是支持着逻辑多元主义的。     

建议prion命名为“感染性蛋白质因子”

prion的中文译名有十几种之多，然而国外对prion的命名，并没有这么大的分歧。中文译名众多是对prion原意的理解不同所致。把其音译为“普里昂”实在是下策；称为朊蛋白，则逻辑不通，“朊”就是蛋白质的旧称，朊蛋白不就成了“蛋白质蛋白”吗？[第一段]     

n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

摘要 等差是等差数列最核心的本质特征。高阶等差数列（或称n阶等差数列）是等差数列的普遍形式,一阶等差数列是n阶等差数列当n=1时的特例。研究表明,高阶等差数列的差分性质在经济计量领域有明确的体现。例如,单整序列数据I(n)的差分性质即与n阶等差数列密切相关。遗憾的是,以往所见关于等差数列的讨论,大多围绕其一阶情况展开。有些常见的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也仅仅适用于一阶条件的假定,不能确切描述等差数列的高阶（二阶及以上）情况。为了适应经济计量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有必要重新研讨关于等差数列术语的定义问题。本文尝试提出高阶等差数列“隐蔽公差”的概念,同时给出n阶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以及n阶等差数列公差与其相对应一阶等差数列公差的换算关系式D=dⁿn！,其目的在于放宽约束条件,给出能够涵盖n阶等差数列情况、具有普适性的术语定义。高阶等差数列的差分性质在经济计量领域有明确的体现。例如,单整序列数据I(n)的差分性质即与n阶等差数列密切相关。对于单整序列数据来说,即使原变量数列不服从正态分布,经过数次差分之后也会“剔除掉某种固有的规律”而使数列趋于正态分布。事实上,差分剔除掉的这种“固有的规律性”即是n阶等差数列的主要成分,而所谓“经过数次差分”的次数,就是高阶等差数列的阶次n^[1]。一、关于等差数列术语的定义和描述以往关于等差数列的讨论,大多围绕其一阶情况展开。目前常见的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例如《辞海》乃至《数学辞海》当中的解释)也仅仅适用于一阶条件的假定,不能涵盖等差数列的高阶(二阶以上)情况。为了适应经济计量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有必要重新提起关于“等差数列”术语的定义问题。本文提出关于等差数列的一个术语：隐蔽公差,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讨论。本文讨论的数列,仅限于单调递增的正整数序列。作为这些讨论的背景,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等差数列”,以及“n阶等差数列”。顾名思义,等差数列应该是数列的一种。那么什么是数列呢？数列(定义1.0)：序贯之数,谓之数列。一组数按第一个、第二个等等排下去就成为数列。其中第一数称为第一项,第二数称为第二项等等。当项数是有限时称为“有限数列”,否则称为“无限数列”。例如,1,10,100,1000,10 000,...和-1/2,-1/3,-1/4,...都是无限数列。经济研究当中涉及的数列大多是有限数列,但若以经济发展的延续论,这些数列则将体现出无限数列的性质。等差数列(定义1.1^*)：据《辞海》,若有数列从第二项开始,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均为常数d,则称该数列为“等差数列”,d,称为“公差”,等差数列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a,a+d,...,a+nd,...的形式。任一等差数列的前n项的和为n(首项＋末项)/2。例如,自然数列1,2,...,n,...是等差数列,它的前n项之和为n(n+1)/2。显然,所谓“等差数列”的“等差”,就表现在它们具有常数公差d,通常讨论的等差数列为按照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整数序列,故d为大于0的整数。公差(定义1.1.1^*)：根据《辞海》和《数学辞海》^[2]的解释,在以“等差数列”为背景的讨论中,“公差”指的是“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但是严格说来,这个定义不确切,或者说是不完全的。事实上,等差数列是有阶次的,例如数列1,2,3,4,5,6,...是一阶等差数列,其公差等于(2-1)=(3-2)=(4-3)=...=1;将一阶等差数列中的各个元素平方,则得到1,4,9,16,25,36,...,这是一个二阶等差数列。服从术语层次概念,二阶等差数列当然也是等差数列。但是(4-1)=3,(9-4)=5,(16-9)=7,(25-16)=9,(36-15)=11,...,也就是说,这个数列“相邻两项的差”不相等。这与前文所引“等差数列(定义1.1^*)”存在冲突。在严格的意义上,对“公差”这个术语来说,应该是“一阶公差”的简称,其确切的定义表达应该是：(定义1.1.1)“一阶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二、隐蔽公差和N阶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同样,上述所引工具书中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仅仅针对“一阶等差数列”而言。在高阶情况下,即当n大于1时,等差数列前n项之和的计算公式与一阶情况下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如果按照前述所引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定义1.1^*),则相当于拒绝承认“高阶等差数列”是“等差数列”,因为根据高阶(二阶以上)等差数列的直观表现,其相邻两项的差并不相等。但是,二阶等差数列经过一次“差分”运算,即以数列的后项减去前面一项,可以得到一个一阶等差数列,这个一阶等差数列具有常数公差。我们称这个“公差”为二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以最常见的自然数列为例,该数列是具有公差d=1的一阶等差数列,记作{A¹(d)},其中d=1,紧随字母A之后的上标数字表示该数列的阶次。对应地,将该数列中各项元素分别做平方运算,则构成一个二阶等差数列,{A²(D)}。定义D为这个数列的“公差”。如是,则分别有：{A¹(d)}=1,2,3,4,5,6,7,8,9,… (1.1){A²(D)}=1²,2²,3²,4²,5²,6²,7²,8²,9²,… =1,4,9,16,25,36,49,64,81,… (1.2)数列{A²(D)}没有明显可见的“公差”。但若对其施行一次差分,则得到：{A^2-1(D)}=3,5,7,9,11,13,15,17,… (1.3)这是一个一阶等差数列,其公差等于2。对于这个经过一次差分得到的新数列,我们将其记作{A^2-1(D)},其中紧随字母A之后的上标算式(2-1)表示对二阶等差数列进行了一次差分。观察{A^2-1(D)},显然D=2,这就是高阶等差数列的“公差”,虽然这个公差不能从高阶等差数列的原始形态中直接观察得到,但它却是肯定存在的,由此我们称其为“隐蔽公差”。高阶等差数列具有数值确定的“隐蔽公差”。若非如此,便不能称呼这个数列为“等差数列”。仿照上述方法,继续再对{A^2-1(D)}进行一次差分,则可以得到{A^2-2(D)},这是一个所有元素都等于D=2的0阶“等差数列”。可以把这种情况看作是n阶等差数列的特例。对于{A^2-3(D)}而言,数列当中所有元素皆为0,是更为极端的特例。不失一般性,我们给出关于“隐蔽公差”的定义以及适合所有阶次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隐蔽公差(定义1.1.2)：在等差数列中,需要经过一次以上差分运算才能观察得到的高阶等差数列的公差称为“隐蔽公差”,记作D。高阶等差数列具有数值确定的隐蔽公差。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定义1.1.3)：对于阶次为N,公差为G的等差数列A,记作{A^N(G)},其中上标N可以是数字、算式或字母符号;G是等差数列的广义公差。高阶(二阶以上)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D和一阶等差数列的公差d(可以对称为显见公差)统称为等差数列的广义公差。三、 等差数列与算术级数的概念比较为了继续以下的讨论,需要简单回顾关于初等级数当中算术级数的概念并与等差数列的概念加以对照^[1]。一般来说,初等级数包括算术级数(也称等差级数)和几何级数(也称等比级数)。所谓等差数列,是一组数据按照一定(等差)规律依次排列的形式。这种形式类似于数学定义的等差级数,亦即算术级数,但是数列与级数二者所关心的具体侧面有所不同。数学定义的等差级数系指一和,即数列当中所有相关数项的加总值,而关于等差数列的研究似乎更关注数列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甚至不同阶次数列间数据变换的内在联系。如果考虑等差数列“前n项的和”,则与算术级数的关注点近似相同。通常意义上数列研究的对象是确切的数量关系,而不考虑随机变量的影响。经济计量学研究涉及的数据序列则表现为常规等差数列与随机变量的叠加,甚至等差数列的公差也可能存在随机扰动。例如,从1到100的自然数的和是一阶算术级数,其首项a=1,末项z=100,公差d=1,这个算术级数的值S=1+2+…+100=5050。显然,自然数构成公差为d=1的等差数列。相对应的,所有自然数的平方构成另一数列,这个数列的元素分别为1²,2²,3²,4²,5²,…,即1,4,9,16,25,…,我们称其为2阶等差数列。同理,所有自然数的立方构成另一高阶等差数列,这个数列的元素分别为1³,2³,3³,4³,5³,…,即1,8,27,64,125,…,我们称其为3阶等差数列。余此类推。等差数列的元素中可以含有截距因素。为简化起见,在本文的讨论中假定各数列元素的截距为0。记一阶等差数列为{A¹(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a_i,i=1,2,3,…,I。记2阶等差数列为{A²(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i=1,2,3,…,I。记3阶等差数列为{A³(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i=1,2,3,…,I。一般地,记n阶等差数列为{Aⁿ(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i=1,2,3,…,I。在这些记述中,D均为隐蔽公差,需要通过对数列内各相邻元素进行n-1次差分后得到。在n次及n次以上的差分过程中,各次所得之差均为0。四、隐蔽公差与对应一阶等差数列公差的关系高阶等差数列(或n阶等差数列)是等差数列的普遍形式,一阶等差数列是n阶等差数列当n=1时的特例。一阶等差数列具有常数公差d。对n阶等差数列而言,各相邻项的差乍看起来并不相等,只在第n-1次差分(后项减去前项)时才是常数。定义这个常数为n阶等差数列的公差,记作D。由于n阶等差数列的公差D不能从原数列中直接观察得出,故称其为隐蔽公差。高阶等差数列之“等差”即源于此。高阶等差数列的公差虽然“隐蔽”却是“确定的”。对n阶等差数列进行差分,其过程产生的结果即为n-1阶数列。称为“对等差数列的降阶运算”。按照上述定义,一阶等差数列记作{A¹(d)} 。当公差d=0时,{A¹(d)}退化成为{A⁰(0)},即所有元素相等的0阶数列。如果对应于数列{A⁰(0)}当中的每一元素a_i=a分别加上随机误差项ε_t,则数列可表为截距水平在a的随机过程。这是一个I(0)即0阶单整过程。如前所述,对于{A¹(d)},d>0,若取数列当中各元素a_i(a_i=a_i-1+d)之平方构成另一数列,即可得到一个2阶等差数列。记作{A²(D)}。陈列{A²(D)}可知,直观上这个数列已经不再是等差数列。即a_i-a_i-1≠a_i+1-a_i。但是,对{A²(D)}进行一次差分得到的新数列{A^2-1(D)},则是公差为D的1阶等差数列。n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D是与其相对应的一阶等差数列公差d和数列阶次n的函数,即D=f(d,n)。此时满足关系D=dⁿn！。其中：D为n阶等差数列的公差(当n>1时即为隐蔽公差);d是与该n阶等差数列相对应的一阶等差数列的公差^[4]。按照这个公式可以求出,对应于自然数列(公差d=1)的2阶等差数列和3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D分别是D=1²2！=2和D=1³3！=6。同理,对应于公差d=2的数列(例如奇数数列或偶数数列)的2阶等差数列和3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分别是D=2²2！=8和D=2³3！=48。总之,“等差”是等差数列最核心的本质特征。所谓等差数列,必有“等差”存在。对阶次n>1的等差数列而言,非经运算不能见其等差。因此,在高阶情况下,数列之等差是隐蔽行为。阶次越高,其公差隐蔽越深。另一方面,这个公差虽则隐蔽,却有明确的数值,并与与其相对应的一阶等差数列公差存在有稳定的换算关系。人们把“高阶算术数列”称为“高阶等差数列”,即是对其本质特征的宣言。     

术语形成与扩展的途径

术语是专业领域中的概念名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专业概念不断出现,在各种专业中,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领域中,术语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无法统计。本文中所指的术语是以词语形式出现的术语。在各种语言中,术语形成和扩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非术语转化为(或用作)术语。另一条是,利用语言中固有词或词素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法)创造术语。借用外来术语也是扩展术语的途径之一。拟声在术语形成过程中也拥有少许作用。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不仅见于术语形成初期,也见于当今的科学时代。例如,“江”和“河”(地理学术语)在汉语中最初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因而属于专名,而现在它们已经转化为地名通名,转化为术语。从文字的角度上讲,“江”、“河”等字属于汉语中的类属字。又如,现代汉语中的“月”(与专名交叉的术语)指的是地球卫星,俗称“月亮”,后来也指称时间单位,表示“月份”。“江”、“河”、“月”等汉语固有词的词义转化是人们把词的命名对象转移到其它概念上去的结果。这种语言现象是一词多义现象。不应当把这样的固有词视作汉语中的“新词”。在国际单位制中,诸如安[培]、开[尔文]、摩[尔]、赫[兹]、牛[顿]、焦[耳]、瓦[特]、西[门子]、韦[伯]等计量单位名称都是术语。这些术语是由属于专名的家姓演化而来的。除了由专名转化而来的术语外,还经常可以遇到由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比方,“疲劳”本属日常词语,表示“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过多而需要休息”。在材料力学中,“疲劳”作为术语另有自己的含义,表示“因外力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不能继续拥有正常反应”,如“弹性疲劳”、“磁性疲劳”或“疲劳试验”等。日常词语用作术语的情况存在于各种现代语言之中,如俄语中的дворник(扫院子的人)转义为“汽车风挡玻璃上的雨刷”,баранка(小面包圈)转义为“机动车方向盘”等。德语词Feder(羽毛)转化为术语“弹簧”,也是其中一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术语是由非术语,即日常词语转化来的,加之有些术语在形成之后也逐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转化为一般词语,因此不少术语,尤其是用于多种专业的一般术语与非术语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也是术语与非术语形成交叉的原因。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有基于两种原因的两种方法,即隐喻法(比喻法)和换喻法(替换法)。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隐喻法。隐喻法的语义转化是由于新旧概念在形态、性质或功能等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引起的。德语词Feder(羽毛)之所以能够转义为“弹簧”,是由于“羽毛”和“弹簧”都具有弹性。该词的另一个转义是“蘸水钢笔”。这个转义的形成是因为“羽毛”和“蘸水钢笔”都拥有书写功能。就是说,现在人们常用“蘸水钢笔”书写,而在欧洲国家,人们曾用“羽毛”书写。俄语词иеро,英语词pen和法语词plume也是由“羽毛”这个语义转义为“蘸水钢笔”的。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则不是因为新旧概念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而是由于新旧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或相近性而引起的。法语词bureau(<拉丁语词bure)的词义转化是个典型的换喻示例。该词原属日常词语,本义为“驼绒毯子”,后来转义为“盖着这种毯子的桌子”(中世纪使用于法国中部的法院或机关),以后又指称“放有这种桌子的房间”,最后才由“房间”,这个语义转义为“整个机关”或“机关中的一部分”。与法语词对应的德语词为Büro,英语词为bureau,俄语词为бгоро,它们都是通过法语传入到各自民族语言之中的。该词作为术语可视具体情况汉译为“事务所”、“办事处”、“办公室”或“厅”、“局”、“司”、“处”、“署”等部门的通名。隐喻法的词义转化,其特点在于词义的每次转化都源于词的本义。因此,这种转化的理由易于理解。但是,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却很难被理解,因为换喻的转化是链条式的转化,其转化过程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转义与本义之间通常没有直接关系,只是相关的转义才有可能被理解。完全可以预料,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或用作术语的情况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词法)创造术语是术语形成和扩展的最重要途径。术语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借助于这种手段形成的。构词法是介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往往有着各自的特点。汉语构词法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句法特征。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例如,在德语中,构词的主要方法有词根变化、词根加前缀、词根加后缀和词干合成四种。除了通过词干合成法构成的是复合词外,用其它方法构成的都是派生词。通过构词法构成的指称同一概念的单词型术语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结构语义不同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不同语言各自的构词规律和构词习惯决定的。请看如下示例。汉语词“蜈蚣”(物种名,节肢动物名称)在俄语中被称为сороконожка,意为“四十足”,在德语中叫作Tausendfüβler,意为“千足”,而其英语对应词为centipede,意为“百足”。某些汉语方言中,“蜈蚣”也被称为“百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要是指“蜈蚣”而言的。从上述示例中可以看出,“四十”这个数字在俄语中显然拥有“多得很”的含义。至于“四十”这个数字为什么在俄语中表示“多”,其答案只能求助于俄语词源学的研究。还可以举一个派生词示例来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比如,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都到印刷厂去。他们看见排字工人在铅字架前工作。排字工人首先拣出所需要的铅字,然后把铅字放向手托并组成排样。俄罗斯人注意到的是排字工人“拣集铅字”的这个行为,因而给排字工人命名为наборщцк([铅字]拣集人)<动词набирать(拣集)。德意志人观察到的却是排字工人的另一行为,即把铅字放向手托的“放置”行为,所以称排字工人为der Setzer([铅字]放置人)<动词set－zen(按一定位置安放)。英格兰人只注意到排字工人用铅字“组成”活字排样的行为,因此称排字工人为compositor([用铅字]组成排样的人)<动词compose(组成)。他们把排字工人不同工作阶段中的行为特征抽象出来,并依据他们各自注意到的排字工人的不同行为给排字工人命以名称。这个事实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不同民族在给概念命名时的命名着眼点或命名习惯常有不同。如果把不同语言中的术语进行一番对比,就可以发现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差异较大的情况并不罕见。下面提供的汉德术语对比说明,同一个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理据”特征。 汉语术语 德语术语及其结构语义海洋平台 Bohrinsel(钻井岛)车床 Drehbank(转动[工作]台)氢 Wasserstoff(水素)氧 Sauertoff(酸素)银河 Milchweg(牛奶路)汽车 Automobil(自己能行走的车)机动车方向盘 Steuerrad(控制轮)或Lenkrad(操纵轮)轮椅或电梯 Fahrstuhl(乘行椅)三轮摩托车侧斗 Seitenwagen(边车)在一些西方语言中,与汉语词“火车”对应的词都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并且都有“被牵引的”内含,如德语词Zug相似文献   

品读《一名之立，费三百载》

《科技术语研究》2006年第1期刊登了题为《一名之立,费三百载——logic定名评述过眼录》^[1]的文章,作者是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杨全红先生。文章介绍了“逻辑”一词定名历经三百余年的旧闻轶事,读来十分有趣。杨文旁征博引,将平日所作笔记刊出,每录言论,则以言论之作者冠为名头,言论之后又标出引文出处,中规中矩。以“逻辑”定logic,可以说是汉语术语规范过程的一个缩影,个中玄妙,也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玩味。据杨文引述,周振鹤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少“逻辑”这样的西方哲学的概念,致该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定名花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明末,耶稣会士依拉丁语(logica)音译作“落日伽”,后又意译为“道”、“理”;至晚清,严复译作“名学”。日本人又译为“论理学”。据统计,到清末为止,逻辑的译名计有近五十种,没有一种占压倒多数。民国初年,章士钊力主使用音译“逻辑”,引起报上争吵。其后亦多词并立,至20世纪下半叶,终告逻辑取胜。严复曾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名之难,由此可见。不过,译名难,定名亦不易。以西人所云logic一语为例,据说至清末,其在我国即有50种译名之多。一个术语在一个国家之译名竟达半百,其混乱是怎么也难免的了。为规范和统一该术语,我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商榷和争鸣即时有所闻,据称民国初年报刊上还因此上演过一段“文斗”呢。该词之“逻辑”译名最终为国人接受已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难怪有人要说：“一词之立,费三百载”！一语“逻辑”,五十异名。“译名”自然不是“异名”,但是译名确实导致异名。中国古文中常有通假,意指汉字的通用和假借,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包括同音通假,如以“公”为“功”,借“骏”为“峻”;双声通假,如借“祝”为“织”,借“果”为“敢”;叠韵通假,如借“崇”为“终”,借“革”为“勒”。古书多用通假字;今简化汉字也常常采用,如借“谷”为“穀”,借“吁”为“籲”等。^[2]“译”与“异”同音,倒也符合通假的定义。然而从译名到异名的逻辑,却是隐藏在“一名总有多人译,思前想后各不同”的客观道理之中。由此,译名之单数仍为“译名”,译名之复数,便是“异名”。章士钊说,这是“文人通病,每不肯沿用他人已定之名”。他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常常不能吻合原意,所举之例便是logic(逻辑),以作为“音译可免争端之证”。但是音译与意译之争似乎经久不衰,难分轩轾。或问,西方逻辑何时登陆中国？第一次中译文本又系何人所为？杨文有答者曰：傅季重：明朝李之藻同傅汎济合译并于明崇祯四年(1631)刊行的《名理探》,为西方逻辑的第一个中译本,以“名理”译logic。明末来华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亚里士多德的logic时,将其译为“辨学”(亦谓“辩学”,见于《辨学遗迹》)。清道光四年(1824),乐学溪堂刊行的佚名译《名学类通》中,则将logic译作“名学”。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严复在作名学讲演时开始使用“逻辑”一词,并着手翻译《穆勒名学》。他既首创“逻辑”这一音译名,又不摒弃意译的“名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名”这个词才与西方的logic含义相近。1902年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严氏说：“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胡晓翔：《浅议译名的是非及翻译的标准》,《上海科技翻译》1996(3)。回首“逻辑”术语公案,杨文引王秉钦^[3]言论：第一个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章士钊先生,他在《民立报》和《甲寅》周刊上发表意见,主张音译。章士钊《逻辑指要》称：“明李之藻所译,是葡萄牙人傅泛际书半部,……马相伯讲授逻辑,以致知二字牒之,未定专称,所撰《致知浅说》……。”其中“傅泛际”或与“傅汎济”无异。李之藻(1565—1630)是明末科学家,字振之,又字我存,号凉庵,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万历进士,历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等职。曾随利玛窦学习西洋历算,主张西法,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读杨先生文,使我联想起“经济”。经济是现今高频词,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媒体的表现如此。关于经济一词的来历,众说不一,颇有争议。有人说“经济”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再传到中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词是“出口转内销”。早年间在中国,也有以音译“经济”即economy的时候,写成汉字,表示为“依康老蜜”(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4]今天再看时确实有趣得很。《甲寅》杂志创刊于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主编。读者容挺公对以音译名词如“逻辑”、“依康老蜜”用作学名提出异议：“……倘指科学,用作学名,则愚颇以音译为不适。”百年以后,时过境迁,“老蜜”不再,“逻辑”依然。说明音译意译各有千秋,绝不是简单一句话所能取舍判断。天下文痴,乐在品书。读好文章,当然过瘾。不过也有小小困惑：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秋桐。历史上另有“章氏”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也是学者,太炎是他的号。杨文列在“章太炎”名下的言论(64页),称“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此与同文前引陈福康言论(61页)中“章氏认为……愚吐弃‘名学’而取‘逻辑’者也,决不能……”似为同调。但两个“章氏”确有不同。或请释之。^①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愚得以品读一词三百载,幸甚至哉！ ① 确系“章士钊”之误,作者随他人(林行止先生)而错,本刊向读者致歉。——编者     

“老龄”一词应当废止吗？

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1.问题的提出近10年来,《中国老年学杂志》副主编张雨林教授等学者4次撰文^[1～4],就ageing一词的汉译问题提出异议,认为“ageing可译为‘老化’、‘年老’、‘增龄’、‘衰老’或‘老年’”^[2],但不应译为“老龄”和“老龄化”^[3]。理由是：其一,“‘老龄’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硬造’之词”,至今未得到以《辞海》等辞书为代表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认可^[3];其二,由于“老龄”等同于“老年”,如将ageing译为“老龄”或“老龄化”,会导致“老年”等于“老龄化”的误解,容易造成逻辑混乱^[4]。因此,张雨林等教授提出,ageing译为“老龄”属“误译”^[1,3],“‘老龄’一词应废止”^[3～4]。由于现代老年学的许多名词术语主要来自于英语,在汉译过程中,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的基础性配套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5]。老年学术语的规范化讨论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很有裨益。因此,笔者愿就“老龄”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管见,兼向张雨林等教授请教。“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老龄”一词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它是否符合汉语科技术语的定名原则,三是它是否可能废止。说到“老龄”,恐怕首先要弄清“龄”字是如何以及何时造出来的。“年”与“龄”字是否同义等问题。2.“龄”字的形成年代、语义及其与“年”字的比较由于现代汉语中常以“年龄”并称,很多人便以为“年”与“龄”这两个汉字的语义完全相同,这是一种误解。2.1 “龄”字的形成年代与语义“龄”字大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比“年”字的出现至少晚了1200多年——据古籍记载,起码在西周(前1046～前771)时就有了“年”字。按,据北宋·徐铉《说文新附》和南宋·娄机《汉隶字原》等两部文字学书考证,甲骨文中只有“令”字,直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前后的《鲁峻碑》拓文中,才见到“令”旁加“齿”的“龄”字,于是推断：“龄”字为汉人所造^[6]。龄的本义从齿,读“令”音：“龄……从齿,令声”^[7]。齿是开始的意思,也指代年龄——据说年幼的马匹一年长出一颗牙齿,故以齿计算其年岁(《谷梁传·僖公二年》),进而指代人的年纪,如某人自谦虚度年华,就说自己是“徒增马齿”。古人还认为齿是长寿的象征,称老年人齿落更生是“寿征”(《尔雅·释诂》)。齿还有重视之义,如从周朝开始,朝廷赠手杖给70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尚齿”,所赠手杖称为“齿杖”(《周礼·秋官》)。以礼待人称为“齿遇”(《世说新语·贤媛》),等等。在“龄”字出现之前,纪年单位中已经有了岁、祀、年、载等字：“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但上述汉字中的纪年概念都是其引申义,如岁指岁星即木星,祀指祭祀,年指谷物丰收——“年”的本义从“禾”,读音从“千”^[7]。千禾,就是大丰收：“年,谷孰(熟)也”^[7],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一个沉重的麦穗低着头(见表1)。载通才字,指草木初生。只有“龄”字的本义即指年龄：“龄,年龄也”(《玉篇·齿部》)。龄字的出现,在文字学上,使汉字中岁数的表示方法从“普通名词”进化到“专有名词”;在文化学上,是儒家孝文化张扬的结果,尤其是与西汉武帝(前156～前87)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尊老敬老为时尚的社会风气有关。龄字的引申义为年限或(已经过的)年数^[6],如工龄、教龄,党龄、团龄、婚龄、育龄等。现代生物学上,以龄为单位划分某些动植物生长期中的阶段,如“幼龄”、“青龄”、“老龄”、“成龄”等就是在这个语义概念上的外延。2.2 “龄”与“年”字的比较2.2.1 “龄”与“年”字的通用性“龄”与“年”字仅仅在岁数或寿命这个语义上是相通的。古代文献中以“龄”代“年”或“年”、“龄”混用的例子很常见,以医学文献为例,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同一卷书中以“延年”、“延龄”并列(《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养老大例第三),清代宫廷秘方“龟龄集”、“延年丸”、“保命延龄丸”等,其中的“年”与“龄”字,语义均相通。“年龄”一词与“肥胖”词组类似,实际上都是由同义语组词而成。2.2.2 “龄”与“年”字的差异性从汉语语言学角度看,年”与“龄”字除本义不同外,在引申义和语感上都有差异。如前所述,“年”的本义指谷物丰收,“年”的时间概念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而逐步认识的,它反映出古代农耕社会的生活习俗。“年”字的引申义较多,除了作为时间单位如平年、闰年、天文学上的恒星年、回归年、年点、交点年等,还可当年节、命运、帝王年号、姓氏讲,另外,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也可互称年兄、年弟。作为“岁数、年纪”讲,只是年的引申义之一^[8～9]。“年”还有一个读音为ning(去声),是侫的假借字,即巧言善辩之意。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这种用法了。相比较而言,“龄”字仅“年龄”一个含义,非常单纯。从语感上讲,“年”字除有丰硕、庄重感外,在民俗学上还有“鬼魅”之意,“过年”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是避鬼邪^[10]。而“龄”字中表意部分的“齿”字,则给人一种生命鲜活变化的动态感觉。古代常见用齿发的情况来表示人类年龄的变化,如《黄帝内经》中以“齿(乳牙)更发长”来形容儿童期(八岁),以“真牙(智齿)生而长极”代表“二八”的青壮年期,用“发堕齿槁”表示“五八”中年已至,而“齿发去”则说明进入“八八”六十四岁以后的老年期了(《素问·上古天真论》)。为了便于理解与对照,下将“年”与“龄”字出现的年代、本义和引申义列表如下(见表1)：由表1可知,除岁数这个含义外,两字的其他语义都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听着别扭,不像汉语了,如“过年”不能说成“过龄”,“工龄”不宜讲成“工年”,等等。3. 讨论3.1 “老龄”一词的产生与使用语言从来就处于变动不居中,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古代文献中确无“老龄”一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龄字形成较晚,笔画较多,不易书写,宋代以前印刷术不发达,故文献中连“老年”一词都少见,多以“老人”代称;二是龄从齿义,齿字本身就有长寿的含义。如古语有“齿危发秀”即鹤发童颜说,危,指高,齿危即高龄,类似的说法还有“寿享遐龄”等。诚如张雨林等教授所言,“老龄”一词作为术语,最早是由衰老生物学引入学术界的^[2]。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老龄”一词的外延扩大,由动植物生命周期指称人口结构的增龄性变化。“老龄”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恰好反映出老年学由研究个体老化逐渐过渡到群体老化、由自然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史实或历程。198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中文作为官方语言,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中国自维也纳会议后出版的会议文件到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以及1995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老龄协会,都一直沿用“老龄”一词,至此以后,“老龄”一词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东汉后期带“齿”字偏旁的“龄”字的创造以及现代汉语中“老龄”一词的普及使用,都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应当视为一种进步。3.2 “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老龄”一词究竟是否应该废止,当以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衡量。这些原则包括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习惯性、民族性(中文特性)、国际性和学术性等八个方面^[5,11]。科技术语定名的各种要求中,科学性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所谓“科学性”,即定名时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来定出规范的名词,使其“名符其义”^[5]。ageing一词的原义是年龄或“岁”,可作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也可作为名词使用。ageing一词作为名词是日历年龄的变动或增龄,其外延有“使衰老”、“使老化”、“使成熟”、“使变陈旧”和“衰老”等意^[12]。“老龄”一词恰恰保持了“年龄”、“增龄”、和“日历年龄”等含义,而“老年”一词则显示不出这种变化的语感。所谓“单义性”,是指科技名词应是单一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只对应一个概念,即“一词一义”或“一义一词”^[5]。而“老年”一词,在古代汉语中除指老迈之年即老年人(old age)外,也解释为“多年以前”(a long time ago),如俗语“老年间”^[6]。可见,“老年”一词不是单义词。而“龄”和“老龄”的字义相对单一,只有年龄和增龄的含义。术语的定名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以便于国际间学术交流。如前所述,80年代起,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日本则一直采用音译和汉译两种,汉译为“高龄者”^[13]或“高龄化”^[14]。汉语“老龄”一词的广泛使用,无疑是受到不同文明间交流日益加深、加快的影响。由此可见,笔者认为,“老龄”一词似乎没有被废止的理由。3.3 “老龄”一词是否可能被废止？新词的使用非人力所能强迫。笔者通过google在因特网上检索了一下,“老龄”出现185000条,“老龄化”出现144000条,虽稍逊于“老年”的出现频率(207000条),也足可说明“老龄”一词的普及程度及其鲜活生命力。近几年来,“老龄”一词也日益为我国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所接受和认可。据笔者的不完全检索,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由出版过《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辞源》的商务印书馆以及在语言文字出版业享有信誉的语文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由学术机构或知名语言学家主编(编著)的6部辞典中,都“名正言顺”地同时收录了“老龄”和“老年”系列词条。如表2所示。尤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辞典》,1997年5月、2002年8月和11月先后共计出版了3个版本。这3个版本都收录了“老龄”和“老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双语本中,不仅收录了“老龄”一词,还与英语ageing对应翻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着新学科、新概念的层出不穷,新名词也会不断涌现。但语言如同流水,也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老龄”一词经过多年应用,目前已经“登堂入室”,普及成汉语的常用语汇,难以人力阻止。3.4 ageing译文的商榷张雨林等教授认为,ageing是从动词age派生而来,是动态词,因此不应译成纯粹的静态名词“老年”或“老龄”^[3～4]。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中国老年学学会前会长、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的观点,即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在生物学界,可译为“老化”;在老年学研究领域,“老龄化”比“老化”更达意和准确^[15]。邬沧萍教授在著作中从5个方面论证了ageing译为“老龄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对为何“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这点,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除了“老年”一词没有体现出ageing的动名词特点外,还在于“老年”一词的多义性,不符合汉语科技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单义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将ageing译为“老龄化”更贴切,比“老年”更达意、更准确。老龄化即人口老龄化,系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增高的一种趋势^[16]。“老年”的概念则体现不出这种趋势或态势,相比较而言,“老龄”比“老年”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民族性。另外,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原则规定,对“一词多义”的名词,在特殊情况下可保留一个同义词^[5]。鉴于“龄”字的语感特点及其概念内涵,将ageing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并不违背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上述原则,同时,也兼顾到了“习惯性(即约定俗成)”的定名原则。(本文经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审阅,并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特此致谢！)     

谈类比型术语翻译

摘要 类比型术语由于类比方法的特征及其扩展性,表现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从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来看,这样构成的术语义理与原词相通,翻译时可相互参照。因此,通过类比型术语研究找出术语的某些相同构词特征可以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一 引言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学科成倍增长,术语在信息时代的不断涌现,可以用“爆炸”两字来描述。据抽样统计,它们占科技英语文献的60%。^[1]术语翻译同样随着术语量的增长而成为科技翻译的一个重要部分。找出术语的某些相同构词特征有助于提高翻译的效率与准确性。类比(analogy)是一种特殊的比喻,是两类事物或两种情境(本体和喻体)之间扩展的或复杂的比喻。它是把具有两个或多个相似点、义理相通的两个不同的事物并列进行平行比较,使其相互参照,来解释问题,阐明事理。不论是作为修辞格还是生活中的普遍思维模式,类比“反映出人类最为普遍的思维方式”^[2],都有其扩展性和理据性。在现代英语中,类比构词(word-formation by analogy)指仿照原有的同类词创造出其对应或近似词,^[3]是一种实用而又活跃的构词方式。在此笔者拟对类比型术语的构词特征、构词方法和翻译原则作一些探讨。二 类比构词的象似性特征西方学者指出,术语是语言符号^[1]。根据皮尔斯(C.S.Pierce)的符号学理论,语言符号具有高度的象似性。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概念结构,语言是现实世界经由人类认知加工而形成的结果。认知先于语言,决定语言,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形式不仅与客观的现实之间,而且在许多方面与人们的经验结构、概念结构、所表意义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现象。功能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结构,如词的结构,既然要受一般认知有关的象似性支配,语言智能就不可能独立于其他认知智能,语言的构词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音系、词素、语义等其他部分。语言学可以从采集到的语料中分析出语法规则、语音规则、以及语词的“组合”和“聚合”现象。新词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存在着有理可据的自然联系。类比构词是人们根据已有词汇,通过认知经验形成的新词。类比型术语构词特点有着和普通的类比构词相同的方式,即以某个同类词为模式,在语义上进行联想类比,替换其中某个词素,构造出与之对应或相似的新词来。类比构词由于它遵循人们的习惯思维模式,反映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具有很强的理据性,构词范围广,在学术界以及科技领域应用广泛。类比的构词功能主要表现在其对构成新词的联想意义。词的联想意义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在概念含义的基础上,通过象征、类比等心理手段构建的语义。尤其在现代语言发展中,如科技术语的层出不穷反映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在一种语言内部,类比型术语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通过类比方法构造的术语形象生动、义理明确,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在科技、广告、商标等方面较普遍。鲍林格认为,新词语几乎从来不是各语音的任意组合——即使是任意的,也要符合语言的音位学要求才行。^[4]如鲍林格所示,已知有了bolt(雷电)、活蹦乱跳的colt(小马驹)、jolt(猛击)这几个词,这就很自然要赋予volt(伏特)这个词一种相似的意义。鲍林格指出新词语可以由部分的旧有形态材料构成。不管怎样,这些词依然是代表新概念的新组合。类比构词完全验证了鲍林格的这一说法。三 类比型术语的构词方法类比型术语的构词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近似类比和反义类比。在英语术语中最为普遍的类比构词方法是近似类比。这种形式的明显特征之一就是紧紧围绕着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运用类比推理,通过认知经验,形成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的新术语。这类术语往往以一个词为核心形成一系列的新词,成为科技文献中准确、精炼、高效传递信息的载体。利用近似类比构成的新词很多,涉及领域也很广。如由于太空技术的发展,从bus-station类比形成了space-station,把space作为一个组合形式的保留元素,根据其他已有词汇类比生成了space-age、space-time、space-suit、space capsule(航天密封舱)^[5]、space-shuttle等。由seafaring(海上航行)构成spacefaring(航天飞行);又如moonscape(月亮景色)是由landscape类比而成;moonport(月球火箭发射站)源于airport;earthquake(地震)类比生成了moonquake(月震),star quake(星震)等等。此外其他行业术语也不少,如由telephone类比生成了cellular phone或cell phone或mobile phone(手机)、pay phone(公用电话)、radiophone(无线电话);travolator(设在机场等处的自动人行道)一词是由escalator(自动扶手电梯)生成;由steam engine类比生成gas engine(燃气发动机)和jet engine(喷气发动机)等。在近似类比构词中,色彩类比也是根据原词的意义对部分进行替换而产生新词。通过利用表示不同颜色的词,类比生成新词语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对语言的需要,如whitegoods类比生成了browngoods等。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产生了Greenpeace(绿色和平组织),人们为了表达购买不危害环境的产品的意愿,便借用类比手法,形成了green consumerism(绿色消费)等。利用替换数字进行类比构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数字类比构成的新词,其数字不变,只改变被修饰语：如：the three P’s(即peace,petroleum,Palestine——由中东局势引发的三大问题)就是仿照the three R’s(即reading,writing,arithmetic——读、写、算三种基本能力)而构成。另一种情况是不改变被修饰语,只变动数字类比构成新词。如：G8(Group of eight,指西方八国集团)系仿照Group of 77(指西方1964年成立的有77个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组织)。反义类比就是利用现有的反义词,依据本体和喻体之间相对立的焦点,从反设比,以反托正。两者对比迥异,反差鲜明,语言所表达的意义通过原词的对照而跃然纸上。在英语术语中不难发现以反义类比构成的新词,如low-tech(低技术的)由high-tech(高技术的)类比反托构成,monoculture(单作物栽培)类比构成multiculture(多作物栽培),input scan(输入扫描)类比构成output scan(输出扫描),hard steel(硬钢)类比构成mild steel(软钢)等。这样相互反衬的词组在计算机网络术语中非常普遍,如input/output technique(输入/输出技术),input/output interface(输入/输出界面),mono/multi frequency(单/多频),mono/multibus(单/多总线)等。四 类比型术语的翻译原则科技术语涉及面广,译者在翻译时应找出规律,提高效率。因此,可根据科技术语翻译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加强信息的传递效果的宗旨。我们首先应该遵循术语翻译的基本原则,保证译名的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习惯性、简明性、可读性,使术语标准化、专业化。^[6]其次,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有关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原则,有助于从象似性的角度考虑翻译时英汉语的符号对等。但笔者认为类比型术语翻译最重要的原则是把握术语的参照性和理据性。类比型术语往往有一参照性术语,如果该术语已被读者所接受,新术语则可参照模仿参照性术语的词法和语义结构进行仿译,如earthrise可模仿sunrise(日出)译为“地出”;将clamp pulse模仿drive pulse(驱动脉冲)译为“钳位脉冲”^[7]。由于类比型科技术语是以原有词的词法和语义结构形成,因此表现出语言符号的理据性。正如王德春所指出的那样：在一种语言内部,新的语言单位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人们在给事物命名时会很自然地考虑到理据性,而很少任意用毫无联系的声音来代表事物,语言符号虽与客体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但语言体系的发展应遵循理据性规律。^[8]这样有助于理解和翻译,使语言符号的交际功能在科学领域中发挥其作用,也使得术语翻译有据可循。严辰松认为,语言理据可以十分明确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理据,另一类是内部理据。^[9]两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如：外部理据包括拟声、拟象、临摹理据、省力理据;内部理据包括形态、语音、语义。类比构词翻译的理据性应考虑语言外部理据和内部理据的有机结合。这里的理据性主要表现在对新术语的参照性临摹,因此可根据科技术语内涵、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根据已知常识进行翻译,以使汉译的科技术语更为地道,为汉语读者所接受。如计算机词汇翻译,与cyber构成的术语往往译成“电脑-”或“网络-”。根据其他已有词汇类比生成和相应对译如下：cybercommunity(网络社区)、cybernate(v.使受电脑控制,使电脑化)、cyberspace(电脑空间)、cyberworld(网络世界)、cybernaut(网上随意访问者)等。参照性和理据性在翻译术语时还表现在对术语的合理解释性增词翻译。如：Web browser(万维网浏览器),wall phone(壁挂式电话),key switch(按键开关),infinite adjustment(无级调速),portable transmitter-receiver(便携式收发两用机),以及three-aspect high colour light signal(高柱三示像色灯信号)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科技新词的表面结构与已有术语相同,但其内涵意义无法从原词参照仿译,应以术语的学科性质为参照,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体现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构成汉语术语。这就需要译者进行推演变通翻译,这类术语的翻译对新术语内部理据的分析尤显重要。如：space shuttle一词,译成“太空穿梭机”显然不妥,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在航天领域中space指的是aerospace(航天),shuttle指往返于太空与地球之间的形状像飞机的交通工具,因此,据此推演译成“航天飞机”。与此相同的还有：space platform(空间站),pic－turephone(可视电话),dataphone(数据电话)。blood type可译为“血型”、blood bank可译成“血库”,但blood heat 却不能参照译成“血热”,而根据医学领域的知识,借用解释可将其译成“人体血液正常温度”。五 结语由于类比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说理清楚,寓意深刻,类比构词使新词表现手法更显缤纷多样,凸显语言感染力,恰如其分地使用类比的结构形式以及构词功能会使术语更加生动易懂。类比通过与已知事物的比较,使人们从对类似相通的事物的联想和推理中得到新的启示,新的领悟。严复等认为“非精学者不能翻译,俟学术大兴,专家奋起,始能议及”^[6]。由此可见,翻译术语的要求之高,译好一条新术语并非易事。译者应详细查阅资料,弄明白其含义,参考有关术语,准确把握它所在专业的含义,根据专业的要求为其定名。     

天然气催化烯烧近零污染物排放机理及应用进展

催化燃烧反应较低的活化能容许反应在贫碳氢化合物浓度下发生，因此绝热反应的温度低于NOx形成的限制，并完全氧化，不形成CO和未完全燃烧的碳氢化合物，燃烧发生在常规气相易燃极限之外，因此燃烧更加稳定。根据分步化学机理方法模拟出的结果可以得出，铂表面的异相反应抑制了气相氧化反应的程度，并且提高了单相点燃的表面温度。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催化燃烧炉I、Ⅱ、Ⅲ、Ⅳ、V、VI和Ⅶ型的理论和基础应用研究，天然气高温催化燃烧排放物NOx、CO已低于4ppm，达到近零污染排放，同时燃烧效率达近100％。天然气催化燃烧实现了燃料的完全转化，燃料的热值得到充分利用，而气相燃烧则没有达到燃料热值的充分利用而造成浪费。     

“潟湖”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

统一规范科技术语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多年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的科技书刊、报纸及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规范表达科技术语的严格要求,并把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始终作为检验、评价出版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来抓。遗憾的是,目前科技出版物中仍然存在着使用科技术语混乱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科技书刊中,而且也存在于常用工具书中(如各种文种对照词典和百科全书中)。在长期从事地理期刊编辑工作中,笔者发现很多作品存在着科学技术概念不清,特别是术语表达不准确和定义模糊等现象,因而淡化了文章中术语定义和概念的解释。这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作者的原意,而且影响文章的科学性、可读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本文通过列举实例,分析科技出版物中存在的术语混乱现象,给出了“潟湖”一词的科学定义,探讨“潟湖”一词及其一系列派生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正确翻法和规范表达。1.“潟湖”的定义在海岸带,有一种地貌,汉语称“潟湖”,英语称“Lagoon”,俄语称“ЛΑГУНΑ”,维吾尔语称“Koltuk kol”。它是指在海岸与长条状滨外沙嘴、沙坝或珊瑚礁之间的封闭或半封闭的浅水区域,常有一条或多条潮汐通道与外海相通,而滨外沙坝是波浪在沿岸浅水区堆积成的、与海岸大体平行的长条形砾石堆积体。在热带海岸中的环状珊瑚礁内也能形成潟湖。有些沿岸潟湖本来与外海相通,后来由于泥沙的淤积,也可能被封闭在海岸之内,有的在高潮时通过潮汐通道可与海水相同：如,台湾省的高雄港即为典型的海成潟湖,河北昌黎县七里海也属此类,有的则与海水不通。还有古代潟湖长期与大海隔离和较长岁月的沉积作用,使原有咸水因地表淡水的注入,逐渐淡化而成淡水湖,称“残留湖”,如浙江杭州西湖。天津北大港和南大港都是由贝壳堤所封闭的潟湖。地质时期的潟湖常是盐类矿床、煤炭、石油、天然气、铝土矿等重要资源的产地。在《维吾尔语详解辞典》里给“潟湖”一词下了如下定义：Koltuk kol——词根Koltuk一指解剖学专有名词“腋”,二转指湾,原指腋(胳肢窝)在地理学扩大涵义转指湾,如海湾、河湾、山脚湾等等。有时指在大海、河流向陆地凹进去的部分,甚至河谷、山谷、悬崖和水域等的腋状部分,比如海湾、河湾、山麓的右腋、左腋等。潟湖——是地理专有名词：指浅海区、河流入海口由沙子堆积堵塞而形成的湖。涨潮时这种湖会与大海连接起来^[1]。2.“潟湖”在各出版物中的错误使用实例“潟湖”一词长期以来,首先在汉文出版物中被不正确的使用。例如,汉文《地理学词典》^[2]中被正确写作为“潟湖”,而在英译汉《地理学辞典》^[3]中被错误写做为“泻湖”。其次在维吾尔文出版物中表达不同,例如,《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4]里这一术语被写为“舄湖”,“Laguna”。阿布都卡德尔.尤努斯等合编的《汉维自然地理词典》^[5]被译做“泻湖”,“Dengiz Korpisi”。《汉英俄维石油技术词典》^[6]被译做“Akar kol”(汉语译为流动湖),“Koltuk kol”(汉语译为腋湖)。艾尼瓦尔·加帕尔等编的《汉维词典》^[7]被写做“Laguna”,“泻湖”。买买提艾力等编的《汉英维科技大词典》^[8]被译做“Kol”(译为湖泊),“Akma kol(译为游移湖)“舄湖”,“潟湖相”译为“Koltuk Kol Fatsiyasi”。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英语中早已被规范表达为一种方式的,后来在汉语中也被规范化表达为一种方式的这一术语,维吾尔文出版物中却有多种表达方式,甚至更令人遗憾的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民族语言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编纂的《汉维规范化名词词典》也直接将根词“潟湖”音译表达为“Laguna”,而派生词“潟湖相”意译表达为“Koltuk Kol Fatsiysi”。3.比较分析我们首先看一下汉语中的“潟”和“泻”字中哪一个是正确、规范表达的词根形式。第一,这是因为此二字的字形相近,而且“泻”字的繁体“瀉”和“潟”更为相近。“潟”字与繁体“瀉”字,形虽近而意实不同。在《汉维新华字典》^[9]和《现代汉语词典》^[10]中,“潟”注解为“潟”同“舄”,“咸水浸渍的土地”,既然是“浸渍”,应该是不流动或流动不畅;而“瀉”则是“液体很快地流下;如：一泻千里”。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其次,针对不同出版物中的不同用法,规范名究竟怎样定,地理学名词委员会曾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将错就错,理由是“泻”字好认好写。但经反复讨论后,委员们认为应该首先尊重科学性的原则,不能迁就错误,而且“泻湖”一词易引起概念理解错误。最后委员会确定采用正确的写法,称作“潟湖”,并于1988年正式公布作为规范名。接着,1989年出版的《海洋科学名词》^[11]和1993年出版的《地质学名词》^[12]也一致作了这样的确定。至此,这个由形近字引起的名词混乱得到了纠正。但是,即便如此,后来还是有一些专业性的文章在继续错误地使用“泻湖”这个错词。甚至《中国海洋报》2002年9月20日头版头条的新闻《实现海洋卫星系列化发展》文章中,还在使用“泻湖”这个词。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在维吾尔语中是怎样规范表达“潟湖”一词的。语言学家们就现代维吾尔语新词新语的构词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就新词构词法达成共识,认为采用附加成分、造词、借词、挖掘母语词汇、简称等方式为维吾尔语构词法的最佳方式^[13]。科技术语用维吾尔语表达时可以用母语来表达的应尽量用母语表达,无法用母语表达的,则借用兄弟民族语言来表达。如果无法借用兄弟民族语言,那么就借用国际通用语言,以音译为指导原则^[14]。可以看出,在强调的上述观点与方法中,基本确定了科技术语维吾尔语翻译规范表达应遵循的具体原则,特别明确了造词和借词应占主导的地位。然而,现在动辄借用外语,未能发挥维吾尔语在充分利用母语词汇资源构词方面的优越性,维吾尔语的潜在优势未得到充分挖掘。在完全有可能用母语的构词方式表达的情况下,将“潟湖”一词轻易地借用外语直接音译为“Laguna”^[4,5,8]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借用外来语,特别是直接借用科技术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维吾尔语词汇成分,但不利于维吾尔语词汇以自身内在的规律健康发展。我们并不以此为理由而排斥借用外来语的做法。借用外来语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科技术语直接以音译方式借用外来语在每个语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科技术语的借用一定要遵循“立足母语”、“音义统一”、“便于推广”的原则。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专门使用的词语。科技术语是指在科技领域中专门使用的词语。这种词语把单一性和准确性作为自身的一种重要特点。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术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规范表达：一种是利用维吾尔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手段,还有一种是通过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来形成,科技术语也不例外。所以在维吾尔语表达“潟湖”一词时,对它在地理专业中的原有涵义、基本概念、特征,并对维吾尔语的构词规律与借词原则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潟湖”一词以构词方式为手段、以学科内涵为依据翻译表达是很有必要。科技术语以单一性、科学性、系统性为自身的主要特点,“潟湖”一词在地理科学里,确切的说在地貌学里是表示地表形态时专门使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在汉语《现代地理学辞典》^[15]与其他解说性工具书^[2,3],对这一术语像本文前半部分里所说的一样下了明确的定义和解释。《维吾尔语详解辞典》^[1]也下了类似的定义和注解。根据“潟湖”这一术语的专业定义和内涵,称它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是比较合理的、正确的。首先,对应其自身的专业化概念。其次,恰当得体、准确、通俗易懂。再次,完全表达和反映该术语在地貌学中的科学概念、定义及其基本特点。如果我们按《汉英维科技大辞典》^[8]所表示将“潟湖”一词称“Kol”(湖泊),“Akma kol”(游移湖),“潟湖相”称“Koltuk kol fatsiyisi”用两种规范化形式表示的话,那么就会将“湖”这一总概念与“潟湖”、“残留湖”等专有名词概念混为一谈,淡化或完全消失“潟湖”一词在地貌学中的原本概念。更重要的是包括“潟湖”一词科学概念系统、逻辑关系与构词能力等在内的整体性会受到影响。将“潟湖”一词译为“Koltuk kol”,那么可以为一些派生词留下系统表达的余地或可能性。正确表达“潟湖”“Koltuk kol”这一根词之后,就可以借用附加词,根据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果关系与之组成一系列的派生词,如：在维吾尔语里可将两个固定词互相在从属关系的基础上合并,并在语言与语义结构方面构成完整的词汇实体。这种构词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根词+根词。如：公路Taxyol(Tax+yol);款冬花Tengga yopurmak(tengga+yopurmak);乌龟Taxpaka(Tax+paka);盐湖Tuzkol(Tuz+kol);潟湖Koltukkol(koltuk+kol)。第二种：根词+根词+附加成分。如：水库Su ambiri(Su+ambar+i);糖水Xiker suyi(Xiker+su+yi);世界地图Dunya heritisi(Dunya+herita+si);潟湖Kolyuk koli(Koltuk+kol+i)。按照上述构词法,将“潟湖”翻译表达为“Koltuk kol”或“Koltuk koli”都是正确的。但是,科技术语只能在专业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概念及原本内涵基础上来表达,一个概念在某一学科领域内只能有表示单一内容的一种称谓。根据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潟湖”(koltuk kol)这一术语在前半部分使用的修饰语“koltuk”(腋、腋状的)形象地表达了湖(kol)的成因和地理条件。将“潟湖”译为“Koltuk kol”是规范化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地理学术语在维吾尔语中的规范表达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