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敞《左传》学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于《左传》学多有发明，但其问世后所面临的批评也从未停止。宋儒刘敞治经专尚探究义理，因此针对杜预主“《春秋》为鲁史”、“经承旧史”等说而湮没《春秋》大义深为不满，并责备杜预不通经义、臆断解经，这些批评在《左传》学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张载的《春秋》学思想

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从宋代政治活动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找内政外交的指导思路，对《春秋》作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其《春秋》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确立《春秋》在五经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以天理作为研习《春秋》的理论指导；第三，积极参与处理夷夏问题，为解读《春秋》提供现实政治上的依据。     

春秋时期叶的归属问题

春秋时期叶的归属问题潘民中《辞源》释“叶”谓“春秋楚邑名”；释“叶县”谓“春秋为楚地”、《辞海》释“叶”谓“古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南，春秋楚地”。《叶县志》卷一《沿革》：“叶县春秋楚地。”《叶县地名考》曰：“叶县，春秋属楚。”将叶邑在春秋时期的归属定为...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包括救灾思想、救荒思想、救国思想、救民思想四个方面。《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的健康和稳定。《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是《春秋穀梁传》的大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与“羲”：“羲”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羲”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羲”，正好衔接了“羲”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羲”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羲”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羲”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羲”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羲”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羲”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舍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螽．”牢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畚教》的巫虫性和文化功能．     

《春秋左氏传》(卷1)通假现象分析

<正>0引言《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简称《左传》,它是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本为东周时期纪事史书的通称,但由于仅有鲁国的"春秋"得以流传,故《春秋》也就成了鲁国"春秋"的代名词。而《左传》又是为《春秋》的三家之中公认最好的一家。《春秋》原书文字简练,犹如记事年表,《左传》大量补充了《春秋》的史实,并用文学的语言出色描写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历来被奉为经典。中国古人一直有尚古传统,《左传》的文辞也就自然被后来的读书人甚至是史家奉为     

浅析《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其发展

《左传》在外交辞令的记录整理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充分展示了这部历史散文著作的艺术魅力。《左传》外交辞令得以产生和发展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本文从春秋“行人”与外交辞令、春秋外交人才的文化素养、春秋外交人才的外交实践三个方面对《左传》外交辞令的产生及发展进行了讨论。     

正确评估《诗经》中语气词的历史真实性

《石鼓文》作于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时代，而勒刻于春秋中期至春秋末期之间，可视为风格接近《小雅》的《秦风》逸诗之一。我们依据《石鼓文》的语言材料及《左传》、《国语》中大量《诗经》引文可证明《诗经》及《诗经》中大量语气词的历史真实性。     

对古文选集编纂的回顾与探索──—《中华百体文选》总序

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古文占有很大比重。中华古文源远流长，体式丰富，风格多样，显示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均踞重要地位，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追溯中国古文的源流最早约是《商书·盘庚》、《周书·无逸》等篇。它们都保存在《尚书》（又称《书》、《书经》）中。《尚书》在春秋之前，是中国第一部散文集，是中国散文的发端之作。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散文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产生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而以述志说理见长的诸子散文也应时而作，出现了《…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春秋》若干问题试析

"春秋"概念内涵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孔子既没有创作也没有修订《春秋》,只是将其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创立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春秋》又是一部政治化的著作,叙事讲究"笔法"、"书法""、义例",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毂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以之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毂梁传》,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毂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毂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毂梁传》,但当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毂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毂梁传》的中心思想。     

浅析北宋春秋学的攘夷观——以孙复、刘敞著述为中心视野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春秋学成为经学中的“显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春秋学随着政治抗衡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出现意识的转变。“尊王”与“攘夷”是春秋学的主流意识，北宋偏重“尊王”，南宋侧重“攘夷”。民族矛盾与战争贯穿整个赵宋王朝，“攘夷”也为两宋《春秋》学者所重视。南宋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夷”成为最强的时代之音。而重在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伦理纲常的北宋“攘夷”的态度也相当明朗。生活于北宋前期的孙复和中期的刘敞，他们的春秋学的著述经世色彩强烈，其“攘夷观”不仅丰富了北宋春秋学的华夷观念，也针对时政提供了一些有建设性的策略。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左传》非《春秋》之传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历来多有争辨,今人多以为《左传》为《春秋》之传。本文认为,《左传》与《春秋》各为自成体系的史书,并对各派观点进行了辨正。     

《左传》非《春秋》之传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历来多有争辩 ,今人多以为《左传》为《春秋》之传 ,本文认为 ,《左传》与《春秋》各为自成体系的史书 ,并对各派观点进行了辨证     

论《春秋穀梁传》的伦理思想

《春秋梁传》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三纲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可以说在《春秋梁传》对妇女的道德要求中,"三从四德"已完全包括在内。《春秋梁传》讲究"忠"和"孝",并且讲究到极致,讲究重义轻利。     

论徽州学者的春秋学研究

徽州学者的《春秋》学研究,朱熹肇其端。朱熹之后,徽州学者的《春秋》研究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宋明时期,学者恪守朱子家法,笃志《春秋》研究,博洽先儒,推陈出新。汉学复兴后,学风渐变征实,《春秋》学偏向文字训诂,重视名物、制度考证。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吴越春秋》徐天祜注浅议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一书,主要叙述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兴亡、盛衰、嬗递的历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及至今日,也是吴越文化研究者屡屡援引的载籍之一。《吴越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拥有不少研究者,晋代杨方的《吴越春秋削繁》,将十二卷笔削成五卷,一番斟酌损益的功夫,可以算是对该书最早的研究。尔后,皇甫遵(生平年代不可考,一般认为活动于隋以前)的《吴越春秋传》,便是地道的传注,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