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施彦端的“仕途”论《水浒传》的作者

在《水浒传》研究中，关于施彦端的“仕途”问题向来观点不一，然而从《水浒传》内部的北方地理态势与气候风物的描写以及语言文字的运用三个方面，可以说明苏北那个曾为“进士”并曾“为官”的施彦端字耐庵者并非《水浒传》的作者。     

《水浒传》非“隐居”苏北兴化人撰写——就《大宋宣和遗事》中一些被《水浒传》写到的内容谈点感想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曾有“隐居”苏北兴化“施彦端”的说法。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素材”而在《水浒传》中被大量充实扩展的几个例子看来,《水浒传》的作者并非是那位被认为“隐居”于苏北兴化故居的施彦端,而更可能是久居于钱塘的施耐庵。     

“事实一件抵万金”——答莫其康先生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在“外证”方面,僧施满家于1918年抄录的《施氏家簿谱》中“字耐庵”三字无法得出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结论.从《水浒传》的地理态势、气候物像、方言土语、人文风俗等诸方面“内证”来看,其作者不可能是江北的施彦端,而肯定是一位对杭州极为熟悉的书会才人.以《水浒传》是“小说作品”来解释对江北描写舛错极多,但对杭州的描写却极其精准,更加无法说明其作者是进士出身的江北人.况且,《水浒传》中还有不少内容是去世于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进士所不可能写出的.     

再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与汪吾金先生商榷

杭州汪吾金先生的文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浓郁的兴化情结”难以成立——与任祖镛先生商榷》认为拙文《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所提出的七个依据都靠不住”.事实上,拙文的七条“证据”全靠得住,《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兴化情结确实存在.     

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

我国古典文学首屈一指的杰作是清朝时出现的《红楼梦》。由它形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明代也产生过两部杰出的针砭现实、使人警醒的长篇小说,那就是《水浒传》与《金瓶梅》。《水浒传》的作者,有说是施耐庵的,有说是罗贯中的,有说是施、罗合著的。明·高儒《百川书志》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在现存最早的明·容与堂刻本所附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也说《水浒传》是由“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的。施耐庵约卒于1370年;后约三十年,即1400年,罗贯中卒。揆之情理,罗贯中“编次”当在施耐庵去世之后。二人虽同生活于元末明初,然书成应是在1370至1400年之间,时为明洪武至建文初年。     

梁山好汉的仇恨心理辨析

近年来,有关仇富心理、富人安全问题和《水浒传》的讨论文章颇多。有人认为“仇富心理”乃中国国民独有的劣根性,而《水浒传》便是“仇富心理”的典型。本文针对《水浒传》的“仇富心理”说,结合《水浒传》“逼上梁山”和“杀富济贫”两方面的特点,从心理层面剖析梁山好汉“逼上梁山”和“杀富济贫”心理动因,并对《水浒传》“仇富心理”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委屈”了古典名著──简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

看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总体印象是前半部比后半部好，愈看到后来，愈感到不像小说《水浒传》，甚至落入《新××××》、《戏说××××》的窠臼。笔者作为小说《水浒传》多年的爱好者，感到电视剧《水浒》似乎“委屈”了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以下作些简单的评说。电视剧《水浒传》前半部，其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大体上能够表现出原著的精神；林冲的“不怕官，只怕“管”，一忍再忍，直至无法可忍，终于奋起反抗，上了梁山；鲁达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毫不计较个人利害，而且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见彻”，见义勇为，确非一般；…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新证》辩——与浦玉生先生商榷

浦玉生先生主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就是苏北施彦端,并认为江苏沿海风物与《水浒传》有联系,可作为施耐庵作《水浒传》的内证.笔者对此一一加以辩驳.     

试论《水浒传》作者对山东地理的写实——从作者是否了解长江以北地理态势说起

山东一地在《水浒传》中有着特殊分量。认为《水浒传》作者不了解山东地理的意见是难以成立的。根据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水浒传》作者不可能把他并不了解的山东设为好汉故事的主要地理背景,从而增加创作的困难。从《水浒传》内容来看,作者不仅了解梁山水泊地理变迁的历史,而且对某些山东府县的描写也合乎当今地理实际或史志记载。因此,将山东设为梁山好汉的主要地理舞台应是《水浒传》作者自觉的艺术选择。     

一座逆作者之愿而矗立的纪念碑——谈《荡寇志》的思想倾向和认识价值

“旧小说喜续,新小说喜复”,这是小说《反三国志》的作者周大荒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说的话。好承书而续,确实是中国古代小说所独具的特殊现象。而续作又有种种:或书未尽而续,如《红楼梦》的诸多续书;或书已完而续,如《西游补》《后西游记》之于《西游记》。有的则更复杂,如《水浒传》,既有人不断加入征辽,平王庆、田虎的新情节,也有人把它砍成“断尾巴蜻蜓”,还有人承之而作《水浒后传》、《后水浒传》。     

简论《水浒传》的语言艺术

《水浒传》的语言具有“大众化、简洁明快化、双生地域化和诙谐幽默化”的特点，它在促成《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水浒传》神话解读

《水浒传》的创作受到中国神话的影响,其中石头神和玄女神话最为突出。《水浒传》张扬了“替天行道”的主旨,而石头、玄女神话因素就构成了“天”的内蕴,即天理与天意。不仅使小说在结构上保持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而且在内容上强化了小说的安良、安民而匡时救世的主题色彩。     

《水浒传》编年补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其所叙之故事都与一定的时间相联系，故而可以按年月日顺序对其进行编次。研究《水浒传》的著名专家何心先生已对《水浒传》前七十一回中的故事进行了编年，至于七十一回之后，何心先生认为“年月日难以计算”，不可进行编年。其实小说第七十一回之后的时间线索虽不如前七十一回清晰、明确，但根据常理与小说的具体叙述进行推断，仍可确定其发生的大致时间，故而也可对之进行编年。     

所谓《水浒传》北方地理态势描写错误的考辨——致马成生先生

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马成生先生从《水浒传》内部考察作者生活的地方,由于未能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其例证或以今代古,或方位错乱,或思维机械,或断章取义。马先生仅凭自己的错误判断,反指责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的所谓江北地理描写错误,说《水浒传》作者根本不知道江北地理的实际态势,得出了施耐庵不是江苏大丰人的错误结论。     

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不愤则不作”，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后是对小说主的概括，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健康发展。     

从潘金莲的悲剧下场看其形象的社会意义

在塑造人物有高深造诣的《水浒传》中,潘金莲当然是不引人注目的。然而,《水浒传》塑造人物高妙之处,正在于它对不显赫的人物同样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样可以看出其形象的社会意义。潘金莲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生得“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因此,“那大户要缠她”。潘金莲为了摆脱老户主的纠缠,     

民国《新闻报》刊载小说《新水浒传》研究

民国时期《新闻报》副刊《庄谐丛录》刊载小说《新水浒传》历时两年刊载32回,在《新闻报》上占据一定分量。《新水浒传》基本延续了《水浒传》为“诲盗说”这一观点,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凸显了报刊小说独有的实时性与纪实性特征。该小说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完善民国时期《水浒传》的接受面貌,而且蕴含其中的时代风貌与社会境况亦足可供后世研究者审视与思考。     

鲁智深:理想人格范式的承载——兼从鲁智深形象塑造中的佛教内容考察其在《水浒传》中的特殊地位

鲁智深这一人物形象,历来被认为是《水浒传》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细读《水浒传》,我们会发现,鲁智深恐怕不仅仅单纯是作者塑造的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中的一员,在他身上还承载着某些其他命意。本文试图探析作者塑造鲁智深形象时的相关佛教内容,从其独特的身份定位、生命历程与宿命的事先宣示以及圆寂正果的生命归属等方面,来考察其在《水浒传》中的独特地位。     

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

最近20年是《水浒传》批评成果很多、成绩很大的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是思想解放的潮流溶解了冰封的学术大地,“双百”方针得到了贯彻;二是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本文从“拨乱反正”、“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阐释的热点”等方面,对20年来《水浒传》批评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性总结,认为近20年《水浒传》批评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并处于徘徊状态。     

毛泽东与《水浒传》

毛泽东对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情有独钟。建国之前毛泽东主要是借该书中的人和事以“喻事明理”；建国后，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开始对《水浒传》的题旨大义、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评判、研究。都体现出毛泽东对《水浒传》一书的深邃观察力、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