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洛神赋》与《楚辞》之关系

楚汉之际,由于楚文化的广泛影响,屈、宋骚体作品,往往成了骚体创作主流之一。骚体不仅影响了汉代文人赋作,亦影响及建安以后的骚体赋篇,尤其是曹植《洛神赋》之艺术魅力与《楚辞》关系最为密切。有关《洛神赋》不乏精辟分析之文,然而有关《洛神赋》与《楚辞》之关系,却鲜少详细论述之作。因此本文论述《洛神赋》与《楚辞》融化创新之关系,并说明《洛神赋》对后世文学之开创意义。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总目次（1999年-2006年）

《素冠》新解/林维民/1999-1-1甄夫人与建安文学公案/张乘健/1999-1-6王何玄学与正始文学/洪之渊/1999-1-13刘勰“隐秀”论的当代转换/张沂南/1999-1-19鲁迅:20世纪中国“实验小说”的先驱/叶世祥/1999-1-22鲁迅灵魂写作的阐释——对《呐喊》《仿徨》的解读/张晓黎/1999-1-28试     

文系时代情系祖国——台静农及其小说创作

台静农以婚恋题材开始小说创作，以乡土小说集《地之子》蜚声文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兴起，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版了讴歌“时代先驱们”的短篇集《建塔者》。抗战时期，台静农的小说数量虽然不多，其意义却是显赫的。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始终顺应时代要求，关注祖国命运。可以说，台静农就是当年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的“地之子”和“建塔者”     

慷慨有悲心 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赋作中的慷慨情感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定的精神内涵而被冠之以“建安风骨”、“建安风力”,时至今日仍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帮之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正是建安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点,在曹植这位被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诗品·总论》)的命运多舛的文坛主将的作品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泄愤,从诗文到小说——兼谈张竹坡的小说创作动力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诗(文学)与“愤”的关系一直是谈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有人甚至习惯地将“愤”这种内心的情感体验当作诗文创作的动力.认为创作就是一种泄愤的手段.“愤”积得越深,内心苦闷越甚,创作的欲望和冲动就越强烈.因而,发愤著书、著文泄愤也就成了极有影响的创作动力论.我以为,通过考查这种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怎样由诗文批评被运用到小说批评,然后再进一步理解张竹坡的泄愤说与他的小说创作动力论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要想理解“泄愤”与创作的关系,必须在愤与文的关系范畴中加以把握,后者已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作出了许多精辟之论的课题,先秦的《礼记·乐记》中就有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尚书·尧典》中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中的“言志”,尽管被后世解释为“表达志意、思想”,但实际上,它与“缘情”并不是绝然相对的.因为“志”,按许慎《说文解字》云:“意也”.“意,志也”.二者是互训的,唐代孔颖达在讲解“好、恶、     

通观与局部──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

《四库全书总．目》对所载畜书旨要的揭示，是与它的批评方法相互依存的。清代学着周中导说：“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1把议论与著录、分类、考证并列，可见周氏注意到《总目》的学术批评特色。鲁迅更认为聪目》“是现在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走的”2。所谓“书籍之批严，即指目录学而兼批评学的学术意蕴而言。因此，将批评方法与目录学解题结合起来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总目》的学术品性和学术地位。概括言之，其批评方法约有五种…     

论曹植诗

(一)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而这个高峰的出现,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丕(子桓)植(子建)都有着莫大的功绩。所谓“建安七子”,就都是那时负盛名的文学家。子桓说:     

古代散文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散文足可与诗歌并驾，不惟历史悠久，而且佳作如云，它以其灿烂的光焰，照亮了中国文坛。早在春秋战国，以《左传》、《国语》、《国策》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以《孟子》、《庄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诸子散文，光辉交映，形成双壁。两汉之世，有司马迁、班固等大家，史传体散文勃然兴起，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建安文学和六朝小品，光怪陆离，清新可爱，亦有不少佳作。唐宋两代，在“古文运动”推动下，异军突起，名家辈出，致有唐宋“八大家”。自元以降，一方面是戏剧、小说兴起，另方面是“八股文”的毒害，散文似不如前，虽…     

从《洛神赋》到《洛神赋图》的审美转化

魏晋时期,洛神一度成为各类艺术争相描摹的女神形象,以之为审美对象的各类艺术作品中,《洛神赋》和《洛神赋图》则是其中的两大杰作.文章试图从审美理念、审美视角、审美体验与审美表现手法四个方面探究《洛神赋》和以之为脚本的《洛神赋图》之间的审美递变关系.     

曹操和曹植的游仙诗

曹操和曹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是有名的所谓“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谈到“建安文学”,人们都盛赞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激昂慷慨的风格,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文心雕龙·时序》评建安文学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话准确地叙述了建安文学的主要风貌,同时也表述了曹操与曹植作品的基本特色。     

由地理文化看《洛神赋》创作时间

《洛神赋》创作时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本文立足地理历史文化,将直观的历史地理方位图——地图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通过确立鄄城与雍丘地理方位分别在"东"和"南",得出黄初三年曹植从洛阳回鄄城而非雍丘的结论,进而确定《洛神赋》创作于魏黄初三年。     

略论诗意画的传统和特点

诗意画又叫命题画，渊源流长，属文人画范畴。它是一种特殊的绘画文学化的表现形式，其博大精深的美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绘画的基本特征，是独树干世界艺术之林的一朵奇葩。诗意画发展简述汉魏以来，中国画逐步走上了文学化的道路。汉代刘褒画《诗经》中的《北风》诗与《云汉》诗意，使观者感到《北风图》凉，《云汉图》热（王振德《中国画论通要》）。东晋顾消之以曹植《洛神赋》为题材，创作了《洛神赋图》。作者以丰富的想象，采取分段表现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人神之间的眷恋、哀怨的情思以及似有还无的梦幻景象，通过人物…     

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不愤则不作”，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后是对小说主的概括，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健康发展。     

“人间的酸辛和凄楚”——《地之子》和《建塔者》的并置阅读

对于皖籍现代未名社作家台静农早期的两本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二者在题材与风格上的差异性。但事实上《地之子》与《建塔者》共同表现了人间的不幸和凄惨,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空间意象的表现上具有相同的凝重悲哀的美学风貌。因此,台静农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诸多差异中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使得其小说创作呈现出驳杂丰富的风格特征。     

《离骚》“求女”辨

关于《离骚》“求女”的中心寓意,两千年来治骚者们各执一端、争论不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求贤”、“求君”两说。前者始于王逸,“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贤人,与己合志者也”,后者发自朱熹:“求索,求贤君也。”“求贤”说者以“叩阍”、“求诸女”为据,向“求君”说发出了最有力的诘难。本文主要针对“求贤”说者的问难,为“求君”说辨驳一、二。 一、从“男女君臣之喻”到“求女”情节的诞生 像庄周驱使着寓言那样,屈原以其博洽的见闻、巧丽的才思、无拘无束的想象,调遣着日月风云、山川雷电、美人芳草,构造出瑰丽独特、“惊采绝艳”的艺术境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对“成要约之言”的两美（美男、美女）之变幻莫测的离离合合:     

王国维的古雅理论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是王国维早年“见识、文采诚有过人”之处的美学专论,它发表于《红楼梦评》问世与《人间词话》创作之间的1907年。其时,王国维已由《红楼梦评论》第四章对叔本华美学的怀疑和辩护,经《叔本华与尼采》对它的批评和扬弃,过渡到第三、第     

从现实主义理论看《红楼梦》自叙说

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鲁迅先生认为最早是袁枚提出来的。他所根据的是袁枚《随园诗话》里的一段话:“康熙间,曹练(栋)亭为江宁织造……其子(按应为孙)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其实,这个自叙说的肇始者是时间更早,与《红楼梦》有直接关系的脂砚斋。当《红楼梦》还处在创作的阶段,脂砚斋的许多批语,已经在向读者反复说明着《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他     

《寒夜》的空间叙事艺术——以地理批评为中心的阐释

《寒夜》是巴金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阐释者甚众,文本意义迭出。当前,现代文学“地方路径”研究方兴未艾,《寒夜》起于巴金的重庆地方性体验,展现重庆地方性色彩,是“地方路径”的生动实践。从地理批评出发,可以发现巴金在抗战后期的重庆形成的“场所意识”及其推动绘制《寒夜》故事空间地图的内在逻辑,也能够更好地阐释其中蕴含的外层地理空间与内层活动空间各具特色的叙事状况,进而深化对《寒夜》人物心灵塑造和悲剧主题表达的理解。     

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诗学研究

梁章钜撰写的《楹联丛话》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联话著作。在创作理论上,梁氏明确地提出了楹联创作的三种方式及从事楹联创作应遵循的四个法则;在批评理论上,梁氏认为楹联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审美标准是“工切”。“工”是楹联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工整;“切”是楹联内容上的要求,即楹联内容与题目或者题咏对象切合、符合。创作理论与批评理论不是断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彼此交融。     

我国古代文论的“性情说”

先秦时期,在强调“言志”说的同时,也开始涉及到性情的问题,如庄子说:“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在荀子看来,性情是一种自然本能,所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他还多次论述到,美的要求是出自人的性情的一种本能欲望:“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