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散神不散”并非散文的特点

散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什么，一直是文艺理论界、写作学界研究的重点。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形散神不散”是散文的重要特点，如杨为珍主编的《写作人徐怀章的《散文创作技巧论》等都持这种看法。那么“形散神不散”真是散文的重要特点吗？认为“形散神不散”是散文特点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散文名“散”，应该写得散，而高一点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外散内不散，即“形散神不散”。我们看一看散文的“散”字是不是应该作这样的理解？在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古人根据“非韵即散”、“非骄即散”的原则，把陈诗、…     

关于"弱势群体"报道的人文思考

近年来,新闻报道的人文精神成为新闻界的讨论热点,而“受众为本”的路线也成为媒介人文精神的同义词。人文精神的本义就是尊重人、关怀人,那么,“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群体中最脆弱的部分,就容易成为媒体人文关注的对象。但关注的同时,对他们的报道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将“弱势群体”的不幸作为媒体满足受众需求的卖点,造成对弱势者的伤害;受商业利益的驱动．有意识地进行媚俗化传播,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非引导受众;持一种博取同情的关注角度,缺乏理解精神和深度报道。因此,当前媒体必须深入了解“弱势群体”报道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     

散文之为散文——现代散文美学特征略论

对现代散文美学特征的总体把握离不开对现代散文内涵的科学诠释。散文易写难精,散文的含义也同样易于概括却难于精当。把散文喻为文学体裁中的“轻骑兵”,固然抓住了散文灵活、轻倩的特点,却并未令人满意地回答“散文是什么”的问题。朱自清先生说,散文“那是与诗、小学、戏剧并举,而     

理性的高扬与诗意的激情--90年代"文化散文"略论

90年代的“文化散文”既有对传统历史散文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与发展。它为散文内容注入了更多的文化蕴涵与理性精神，在具体写法上又充分发挥了作者的想象力，洋溢着浓郁的诗的激情，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散文长期局限在人生常态的写作模式，形成了一种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式的新散文式样。     

浅论冰心散文的写景艺术

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冰心十分钟爱那种“平凡的小小的花”——散文。她自己曾经说过:“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客观地说,在冰心六十多年的创作中,散文的艺术成就最高,并且最能体现她那“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艺术风格。善于描写景物,是冰心散文的一大特色。她运用清丽轻柔、婀娜多姿的文笔,溶情于景,丝丝入扣,描绘出一幅幅浓淡得宜、幽美深沉的图画。她娴熟地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在散文中开拓、烘染出一种诗的意境。本文拟就冰心散文写景艺术的几个方面,作些初步的探讨。     

"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周敦颐的诗歌与人格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也是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他人品高洁、心性脱俗、淡泊名利。他“雅好山水,复喜吟咏”,其诗也多寄情风月,吟咏山水,萧散清淡,如其为人。解读周敦颐的山水题咏诗,将会更深刻地理解周敦颐的君子人格。联系其人品来研究其诗作,对理解其人其诗都是有帮助的。     

不思量爱难忘——张爱玲散文《爱》赏析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所展示的几乎全是千疮百孔的爱情。但是她的散文《爱》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纯的、美的、让人心痛落泪的爱情故事。通过这篇文章，张爱玲为她所理解的“爱”作了一个诠释：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无法把握却又不能够忘怀的，哪怕仅仅是一次偶然的相逢，一次偶然的相逢所留下的一句话。     

论方英文散文的"卧谈"风韵

方英文创作散文,下笔自由,随心所欲,趣味和性情自然流淌,形成独特的“卧谈”风韵。“卧谈”风韵表现在方英文创作无“为文”、“为人”之心,从容洒脱,信手从生活中拈取素材,随心所欲地调用语言,坦露性情。“卧谈”风韵还表现在方英文散文的情节性上,常使读者沉浸在小说般的氛围中,而作家却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寄寓着他的真情与精神。     

关于杨朔散文的思考

提起杨朔,人们自然会记起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象《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这几篇写于六十年代初的散文名作,是杨朔耕耘的散文园地里几支香气袭人、艳丽夺目的奇葩。他注重情感,一直在努力表现时代感情的氛围。他曾说:“只有深入到人的思想感情里去,才能算真正深入生活了。”(《写作自由》)有情就有诗,所以他的散文追求诗的意境。这不是那种缠绵悱恻的情调,而是一种高迈绝尘,发扬蹈厉的精神,一种如“登高壮观天地间”那样高远的意境。以诗为文,这是杨朔散文的最显著特色。作家本人在《东风第     

"妙悟"与"诗法"--试论唐宋以来古典诗歌理论的发展

唐宋以后，中国古典诗学在范古问题上形成了“诗法”与“妙悟”两条路线的对立与纠结。严羽“妙悟”说对后期诗学形成主导性影响，但这并没有抵消“诗法”论存在的必要性。李梦阳等人推崇严羽却又大谈“法式”的矛盾现象，说明“诗法”是研习创作的客观要求；而“妙悟”作为一种鉴赏感悟活动，固然有指向独创性的积极意义，而其对于“诗法”论的渗透，导致后期“诗法”论过分注重对格调意趣的感悟式表述，远离了“诗法”本有的创作论主旨。这两方面的事实表明，“诗法”和“妙悟”各有不同的适用方面。而“诗法”对于创作的研习尤其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中的人本观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是以狂欢节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为核心内容的，蕴涵着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以及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最高目标的理想建构。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及其人本观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日常凡俗生活的建构与解构--论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创作

张爱玲的散文对日常生活有着深刻而又精细的体悟。在这里，她建构了一个日常态的凡俗生活空间。同时。她睿智的思想，超越的心态又让她能够不拘泥于浅显的生活层面，在建构的过程中她也在不断地解构，试图探究深层的人性，理性地看待人生。这使得她的散文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厚的文化哲理意蕴。     

徐成淼散文诗的精神指向及其价值——以《一代歌王——徐成淼散文诗选》为例

在当代散文诗坛，徐成淼是引人注目的实力派老将。《一代歌王——徐成淼散文诗选》是作者为纪念文学创作50周年而推出的一部意态万千、独具个性的散文诗精品集。整体观之，作者的艺术感觉、话语方式、表现手段及精神元素是丰盈富足且自成格调的，不仅充盈着现代意识、生命意识与宇宙意识，而且洋溢着自然情怀、人文情怀与大爱情怀等组合的多元素精神向度，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散文诗之路，为散文诗树立起独标风采的文本样式和刚性与柔关互渗的话语特征，具有独特而多元的价值系统。     

中西民族悲剧精神的特征差异探析

中西民族悲剧精神的特征差异表现在:西方各民族的悲剧精神特征是获得永恒的伦理实体往往以牺牲个体为代价,追求的和谐只能在人的毁灭之后;而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特征追求一种高踞于一切之上又寓于一切之中的理想人格之道,是以对人的生命的热情为基础,追求的和谐是在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之中。造成这种差异是由于中西各民族悲剧精神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并都打上这个民族特有的宗教习俗等烙印。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评柯岩的创作

柯岩是当代中国著名女作家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在诗歌、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散文等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她的作品中,渗透着坚毅的信念、纯真的童心、圣洁的心灵、美好的追求和诗意的哲理。她的儿童诗创作充满童真、童趣和童韵;她的小说创作充满了对下一代的无限关爱,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她的报告文学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哲理性和感召性等独特品性;她的散文蕴涵和散发着深层的诗意与诗魂,她用自己的人生理想影响着年轻一代。     

马克思的社会和谐思想

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社会和谐观,以"现实的人"为思考的中心,以对"人"的关怀为动力,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社会和谐的中心思想,就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谐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指明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说明和谐社会具有自由、公正的本质向度。而自由和公正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人文精神的本质追求。     

论张爱玲散文的出世与入世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成就非常突出。在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下,多种原因形成了她作品中始终挥之不去的出世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苍凉";同时,她的散文又以一种执着的现世精神沉浸感知着市民生活的点滴意趣,去还原人的真实本性。两者互为映衬,形成了张爱玲散文的独特风景。     

论林徽因的传统文化情结

林徽因学贯中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建筑史上抒写了灿烂篇章。尽管西方的求学经历给了她良好的知识修养，她的一生却又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难解的渊源：传统礼教下的婚姻观、历代文人的人性关怀精神、儒释道的生命本体观，诗画意境营造的传统文学创作手法等等，不经意间已经深深渗入到林徽因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直达灵魂深处。     

张爱玲的人性观

张爱玲对人性有着特殊的把握和认定：她的凡俗人性观、创作观在她的文学世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物质性鲜明地显示出她从日常生活出发看问题的立场和反映现代市民独特的精神和价值观；她认为人的悲剧根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情欲，情欲与人相伴始终，因而人的悲剧是永恒的。意识到人生的不如意，而仍然肯定、依恋、执着于这份人世情，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对人性的关怀。     

朦胧诗的美学追求

朦胧诗是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一股诗歌潮流，它迥别于现代新诗而呈现出全新的美学追求：诗歌风格的“个性美”，诗歌精神的“人性美”，诗歌价值的“理性美”等发起了对经典政治诗学的挑战，重扬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关理想规范。它是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对过去痛苦时光的反叛，对人性失落的反拨，以“我”为中心，表达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感受。它是新时期文学觉醒的先声，建立起了新的美学原则，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