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翻译探寻

创造社是“五四”文坛颇具争议的文学社团之一。应该说它的翻译与它的创作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及翻译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沿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走过的翻译道路,追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或许可以让我们重识创造社在“五四”文坛及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     

创造社翻译探寻

创造社是“五四”文坛颇具争议的文学社团之一。应该说它的翻译与它的创作一样。是中国现代文学及翻译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页。沿着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走过的翻译道路。追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论争，或许可以让我们重识创造社在“五四”文坛及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     

郭沫若与英国文学

郭沫若是我国五四诗坛的一位巨星，在我国现代文学史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庞杂，本文从少时与英国文学的最初接触，浪漫主义美学观的形成，文艺批评思想的形成。对英国作品的翻译活动及在英国文学影响下的戏剧创作这五方面探讨和系统梳理郭沫若先生与英国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说明其接受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及作家的主体选择性，并指出西方浪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误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其实是抒情主义。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娜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分析《玩偶之家》在跨语际过程中的翻译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试图回答“娜拉”成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略论《女神》的爱国主义思想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集,它气势磅礴,热情奔放,象狂飙突进,似火山喷发,强烈反映出“五四”时代精神,即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它激励着和鼓舞着人们勇敢地投身于时代的洪流,成为一支为争取伟大祖国的光明未来而冲锋陷阵的战     

意识形态对“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强调了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等。在中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当时的内忧外患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使他们意识到文学也可以承载政治使命与科学启蒙职责。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都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对郭沫若诗歌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基督教文化的层面对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郭沫若诗歌作品的理解。     

再现一段别样的解读:郑学稼论郭沫若

在中国现代史上,郑学稼以"第四种人"著称。对早期郭沫若,有过别具一格的论述。郑学稼论郭,主要从郭沫若与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关联中展开。如果说创造社是中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符号,郭沫若的名字,则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其中《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翻译,更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独放异彩的珍珠。郭沫若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到普罗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化的表征,而文学政治化也正是左翼文学的病源。     

鲁迅与《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先后由施蛰存、杜衡、汪馥泉任主编。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其与鲁迅有着紧密的联系。鲁迅不仅时刻关注着它的发展,还积极为其撰稿：积极开展对“第三种人”、“小品文”的文艺论争;借萧伯纳访华,揭露文化界的伪善;通过翻译外国文学的实践表达自己的翻译现;悼念“左联”五烈士,控诉国民党的恶行。《现代》显示着它的独特性,与现代文学、作家一同丰富着文学史进程。     

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翻译的一致性探讨

作为中国翻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时期之一，五四运动前后酝酿了许多著名翻译家的诞生，不少著名西方文学也同时被翻译成中文引向大众。本文旨在整理规划西方文学引进中国的相同之处与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欲以管中窥豹之举，呼吁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更多的研究与探讨。     

论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变化的原因

文章阐述了1936年鲁迅逝世以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既有辱骂和攻击的一面,也有佩服和尊重的一面,既有仇鲁的一面,也有联鲁的一面,并非完全否定。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世界观的转变、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派主义的克服,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已清楚地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因而多次著文,对鲁迅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处处对鲁迅表现出真诚的崇敬。     

许渊冲古诗英译中的“创译”观探析

"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是许渊冲教授的中诗英译理论。该理论中的"创"字彰显了许的"创译"观。他运用"三化"法,巧用创造性翻译,凸显译者主体性,让读者"乐之",让文学翻译发展成为接受语中的翻译文学。     

诗人朱湘的翻译历史考察

朱湘的诗歌翻译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从朱湘择译外国诗歌的特点、不朽的翻译遗产、译论建树、翻译特色等几个方面对朱湘辉煌的翻译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地考量,对全面了解和客观公正地评价翻译家朱湘将有所助益。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广泛地存在于不同语言间文学作品的译介中。传统的翻译研究总是把它置于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对照之后的“信”与“不信”、“意译”与乱译”、“归化”与“异化”之中去讨论。现试图从接受环境对译本的影响角度入手 ,从翻译史中抽取若干个创造性叛逆的个例来分析它们的诸多成因     

翻译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史上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学方面。可以说,中国文化延绵数千年,一直发展到今天,翻译功不可没。     

论翻译诗歌对何其芳创作的影响

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言论及其创作所受译诗之影响却很少有人论及。有鉴于此,文章首先探讨了何其芳谈论翻译诗歌的学术思想,然后论述了何其芳的创作及其后来的诗歌语言观念受到了译诗的影响,由此给何其芳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     

也谈翻译标准与条件——与辜正坤教授商榷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众说纷纭。辜正坤教授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可以说是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其理论价值不可低估。然而，这个理论只论证了多个翻译标准存在的客观现实及其合理性，而对选择翻译标准的条件缺乏有效论述，而且某些观点也显得过于武断，给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以及翻译教学等的开展带来了某种困惑和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