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爱情纠纷说”辨正——与董大中先生商榷

作者就“否定‘月亮诗’的寓意,否定高、鲁‘爱情纠纷说’”等问题向董大中先生提出了商榷。作者认为“‘月亮诗’影射许广平、鲁迅恋爱事是极为明显的,高鲁爱情纠纷是一个客观存在。”     

熔理入诗 涵蕴幽微——古体诗的理趣略说

深刻的哲理青春长驻，而诗歌中一些富于魅力和最深刻的东西也往往涵蕴在诗情与哲理交叉的区域。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就很讲究诗的理趣，历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上把说理“带情韵以行”当作艺术上的一种追求，从《诗经》开始，直到当代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几千年的古体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情理兼具、情茂理精的优秀诗篇，受到读者深深的喜爱，以至谁都可以吟诵几首或几句理趣精妙的诗来。     

20年代小诗概评

梁实秋说过,“五四”时期“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象白话的诗。”①实际上,“小诗”也是“自由诗”,只不过它作为一种“变异”的新诗形式,在1921年到1923年间的诗坛颇为盛行,以至被人们称作“小诗流行的时代”。     

“偶尔”、“偶而”、“偶耳”小议

第197期《中国报刊报》上登了一篇题为《“偶尔”与“偶而”》的短文。文中说:“‘他常常写杂文,偶而也写点诗’。这里的‘偶而’是‘偶尔’之误。”作者还批评说,报刊上这种差错“并不少见”,“大都是作者写了别字,编者以错为正或未发现所致。”     

诗的“散文美”新辩——当前新诗发展趋向之弊谈

一首先,“诗歌的‘散文美’”的提法,根本就不符合诗歌本身这一最为凝炼的文学形式。所谓“凝炼”,这里指的即是诗歌的内容,也是诗歌的表达形式。正如《诗词例话》中说道:“《诗人玉屑》卷六里面提到王安石说的‘诗家语’,就是说诗的用语有的和散文不一样,因为诗有韵律的限制,不能象散文那样表达。要是我们用读散文     

竹诗

有人说:“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汉字韵文学就是一种‘联想文学’。” (周汝昌语)几乎围绕着每一个字、词都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的丰富联想。而由此义到彼义的咏物诗,可称是典型的“联想文学”。前人对咏物诗有两说,一载杨载《诗法家数》中:“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一载王士桢《带     

“家”是古汉语中历史悠久的词尾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说:“‘家’字也有词尾性质。中国古代早有‘法家’、‘名家’之类。但那和今天的‘艺术家’、‘建筑家’之类到底有些不同。‘法家’、‘名家’的‘家’是学派的意思,我们不能说‘一个法家’、‘一个名家’,可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建筑家’。不过‘艺术家’等的‘家’也是     

论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学观

李清照主要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亦‘自是一家’”的观点,为了维护词体的独立性,提出了“词‘别是一家’”说。本文从音律、题材内容和艺术审美三方面详细论析了李清照的这一词学观。     

天地终无情 何以为蒸黎——兼评“三吏”“三别”中的女性形象

“三吏”“三别”是杜诗中现实主义的名篇。这六首诗的基本思想和诗中的妇女形象,众说纷纭,很不一致。举其要者,大致如下:一说“这六首诗也有一个总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爱国主义。”①一说“这一组诗所以动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艺术地发挥了爱人民的思想。”②还有一说,认为“‘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③以上三种意见可用“爱国”“爱民”和“忠君”六字概括。论及诗中的妇女形象,特别是对《石壕吏》中老妪的分析和评价,历来的看法     

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

说“元白”文学史上“元白”并称。说明了元稹、白居易二人在诗的风格上有相似的地方,交往亦较密切。最近有同志写文章提出一个问题:“白居易比元稹年龄既大,活得也长,作品则更多,又据教科书上讲,白乃新乐府运动领袖而元为中坚,然则元白并称为何但曰‘元白’不曰‘白元’?”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要而言之,即元之次韵诗比白强,元之艳情诗亦比白影响大,而这两者正是史称元白之根     

“承”的“闻”义产生时代辨

蒋绍愚先生的《<祖堂集>词语试释》说:“‘承闻’是‘听说’之意,‘承’是敬词,‘闻’是动词。……‘承闻’也可单用一个‘承’字。……‘承’已是用作动词‘闻’了。”照此看来,蒋先生认为“承”在《祖堂集》所反映的五代宋语言中,本来属敬词,放在动词“闻”前而逐渐渗进“闻”义,成为动词。这个说法有不妥当处,因为在唐代乃至六朝文献中,“承”训“闻”的例子已不罕见。《世说新语·雅量》:“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     

对郭沫若先生“释‘凫雁丑’”一文的商榷

本人在1956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里,发表了一篇“闻一多先生‘诗新台鸿字说’辨正”的文章,郭沫若先生在今年1月5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释‘乌雁酿’”,对鄙说多所指正,使我非常感谢。不过还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爱本百家争鸣之意,特申鄙见,再请郭先生指教。郭先生在文章里指出“尔雅”“‘高雁丑’是说乌限之类。丑是丑类之丑,并下是美丑之丑”。这种解释是很正确的。因为我当时要证成闻先生“焦喻美,鸿喻丑”的说法,就根据郝懿行“尔雅义疏”“鸢乌丑,注引     

《挽妓长联》之所作所挽与联文考较

对联本是我国独有的一个文学品种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瑰宝 ,许多专家公认它“是诗中之诗”。文史大师陈寅恪、另一国学大师、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十分重视它。但是 ,一种轻视它、压抑它的旧的传统偏见还存在。在一部分文化人心目中 ,对联还是‘小道’、‘小玩意’、‘雕虫小技’、‘无当大用’、‘无足措意’的。其实对联不仅用途最广 ,而且最为精炼 ,拥有多种文体之美 ,极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如臧克家先生所说 :“一副好的对联就是一颗好的珍珠。”为此 ,本刊特开辟“对联文学研究”专栏 ,恳望大家热情支持 ,踊跃赐稿 ,使本刊能在这方面作出较好的贡献。     

翁方纲“肌理说”再认识

鉴于学人或有把翁方纲诗学主张“肌理说”与他的创作实践“以学为诗”混为一谈的倾向,文章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本来面目作了探讨。认为翁方纲“肌理说”是一种在修正补充“神韵说”基础上提出的、探讨如何创造出具有“神韵”艺术境界,探讨义理、文理之“理”的诗法理论,而其诗学指向则在实境宋诗甚至是学问诗。     

古汉语数字虚化规律刍议

清人汪中揭示了“三”、“九”作为虚数的用法之后,学者们又相继考出“五”“七”“十一”、“二十六”、“七十二”等的虚指用法,此中,有的还进而探讨虚化的原由。有人从数字本身去寻求这种原由。樊縯说:“这种括约观念是将‘五’当中数,因为从‘一’到‘九’,‘五’在中间的缘故。因此就将‘五’以里的诸数看作小数,或作少的代表;‘五’以外的诸数看作大数,或作多的代表。”闻一多等也说:“在十为足数的系统中,五是半数,五减二得三,是少数,五加二得七,是多数。古书中说到‘三’或‘七’,往往是在这种意义下,作为代表少数或多数的象征数字的。”     

立象以现意：流行歌曲中的理趣——中国流行歌曲主题研究之四

流行歌曲说理的可行性在于“情不离志”的天然本性，必要性在于受众喜欢“理趣”的审美期待。其“理”包括社会之理、人生之理和自然之理三个方面；其“趣”主要有情理结合、景理结合、物理结合、事理结合四种表现形式。“理趣”有利于拓展流行歌曲的社会功能，但要充分发挥作用，需做到“新颖”和“适度”。     

也谈王安石的人才观——由《伤仲永》的评价说开去

《伤仲永》是初中《语文》第四册中的文章.《教参》专门谈到了王安石的人才观,认为王安石“承认方仲永的‘通悟’,把仲永作诗的才能看作与生俱来之物,即所谓‘受之天’,说明他思想中还有唯心主义成分.”在课文分析中,《教参》也说:“作者对方仲永的天资做了不适当的渲染,把他写成一个‘生而知之’、不习而能写、不学而能诗的‘突发’的天才,反映了作者认知上的局限.”究竟如何看待方仲永的“通悟”呢?是认为反映了王安石认知上的局限或思想中的唯心主义,还是看成作者为了写作目的、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而有意为之?依我浅见,还是后种解释较为妥贴、切合实际一些.     

我以我心报社会——陈金义的发展之路

1993年国内经济理论界评价“陈金义现象”。于光远先生说:“‘陈金义现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力证。”厉以宁说:“经济的动力来源于公平的竞争,这就是‘陈金义现象’对我们的启示。”吴敬琏说:“陈金义现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陈金义对实业的热情。”     

以“洋”构词新说

以语素“洋”构成的“洋×”(或“洋××”)一类词,往往认为表现了“崇洋媚外”思想,如有的说:“‘洋火’、‘洋灰’、‘洋钉’、‘洋锹’等带‘洋’字的叫法含有殖民地性质,不宜沿用”。 诚然,“洋火”、“洋灰”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说法是少得多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     

也谈“从…到…”结构

“从…到…”,有人认为是由两个介词结构组合的联合结构。邢福义同志在《关于“从…到…”结构》中说:“‘从…’和‘到…’意思并重。但是,‘从…’和‘到…’这两个部分之间不是横的联合关系,不是平面上的并列;而是纵的联合关系,具有时间上、空间上或某种逻辑关系上的系列性。”(《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余大光同志在《“从…到…”是介词结构吗》中说:“‘…从…到…’则分明是两个介词结构:‘…从’表示起点,‘到…’表示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