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现代化”是清末以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而“中体西用”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最早的反应模式。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困局 ,寻求一条“科技”与“道德”协调、“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健全的现代化道路 ,无疑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孜孜探索和努力构建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点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既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职责定位以及自身如何处理与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有关。遗憾的是，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沦为权力机器的工具。由此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绝望，龚自珍由渴望“说剑”而最终回到“吹箫”；章太炎因国师梦的破灭鬲产生“速死”心态，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最佳例证。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做好对自身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解放工作，才能谋求成功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师夷制夷”与洋务新政

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为近代中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探求洋务新政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报章与启蒙：中国近代报刊“论说”的文体选择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论说”在报刊时代有了新的境遇。在传统“论说”文体的基础上，报刊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创造了种种新的话语体式，诸如“策论体”“新民体”“演说体”“逻辑体”“新青年体”等。本文将文体形式与启蒙路径结合起来，着重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选择报刊“论说”的文体形式来达到向导国民、启蒙社会的目的，进而探讨各种论说文体与不同启蒙路径之间的复杂联系。     

论陶渊明的“志道”之学与“立名垂世”思想

“士志于道”是儒家据以评判士之是非善恶的最高价值标准。“志道”之学,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儒家的道德境界,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终极价值依据。而传统的“三不朽”理论又以“立德”为上善之选,这就为知识分子从“立德”走向“不朽”提供了内在依据。陶渊明的“立名垂世”思想,是指他在“志道”的践履过程中所形成的指向“不朽”追求的价值意图,即通过“三不朽”的操作体系以实现垂名后世的价值理想。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用“志道”之学为自己的“立名垂世”思想做了策略性的解释。     

契诃夫和他笔下的“狂人”们

在契诃夫创造的“知识分子”系列中 ,有一类人物与“沉闷”一族形成鲜明对比 ,那就是一些被当作“狂人”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思想界的先驱、时代的精英 ,契诃夫对他们的态度不是“批判”而是“肯定”。     

“唯美”与“颓废”之死——关于《银杏之果》与《沉沦》之接受的比较研究

同样作为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在五四文坛传播的产物,《银杏之果》与《沉沦》在同为“自杀”的故事情节中,表现出走相径庭的艺术趣味和人生追求：《银杏之果》明显体现了注重精神情趣的沃尔特·佩特的“刹那主义”的影响,而《沉沦》则在对“外在压迫”和“悲痛感”的强调中走向“颓废”的反抗,凸显出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观与人生观。     

简论现代“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在场”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知识者 ,始终以不同的方式“在场” ,情形之一为他们借助叙述者的职能将其立场和观点置于权威的地位 ;情形之二是通过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形象 ,表达对乡土中国的关注与自我在其间的价值判断     

简论现代“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在场”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知识者，始终以不同的方式“在场”，情形之一为他们借助叙述者的职能将其立场和观点置于权威的地位；情形之二是通过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形象，表达对乡土中国的关注与自我在其间的价值判断。     

杨贤江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解散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社会激变的产物。它酝酿于五四前(1918年7月),成立于五四后(1919年7月)。它的宗旨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其宗旨和崇尚的信条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求知、求新、求变革的愿望。“少中”发展的会员需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方为认可。“少中”初期尚能保持一定的质量,最盛时会员达一百零八人,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赵世炎、恽代英、杨     

当代中国“独立的基督徒”

“独立”并不是孤立。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基督徒与来自“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大系统的基督徒在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等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将是建设强大新中国的宝贵财富。     

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     

试谈“五四”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五四”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它摆脱了文化上的沉闷与窒息,使一代精英敢于思考,勇于否定,直面人生,开创未来。深思与呐喊,否定与创新,立足于“黄土地”张开双臂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这是“五四”精神的主流。在“五四”传统中,最耀眼的闪光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气质。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五四”精神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精神相承,只是历史安排它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五四”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然而在提出这口号时所需要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验对“三支一扶”计划的启示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验促进了当时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他提出的强调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必须时刻保持与广大衣民的密切联系、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以振兴农业来带动工业的发展、重视农民道德伦理建设等观点对当前推行的“三支一扶”计划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件小事》中“我”的形象

人们在分析研究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的时候,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往往被忽略掉,或者没有被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这就是《一件小事》中的“我”。一、“我”是怎样的知识分手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种种类型。其中为数最多的一类是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吕纬甫、魏连(?)、史涓生、子君、作家(《幸福的家庭》)等。“我”和他们是属于同一类吗?回答是不属于同一类。现试把二者作一比较,通过比较来判断“我”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     

继承“一二·九”革命传统振兴中华

对于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一二·九”运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节日.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脉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新军,青年学生运动和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总是密不可分的.远的不讲,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出”,“戊戌变法”、一直到现代史上的“五四”、“一二·九”、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无不都是这     

瑕瑜互见的变奏曲——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以丁玲1930年前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与现代个体自我发展的关系角度，力图重新阐释30年代丁玲“向左转”前后的内在思想动力和创作脉络。其间的对立和统一、得失兼具和瑕瑜互见清晰地呈现在丁玲的文学活动中，成为考察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以及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文本。     

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

中国源于古代的“明”一词在近代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是英语Civilization的译词。新义“明”根源于西洋，但直接来自东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明”在中国时兴起来。《时务报》中所出现的“明”一词的涵义及使用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西学在近代中国的兴盛情形、日本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近代知识分子欲“变法图强”的强烈呼声。     

从“启蒙”到“讽谕”——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作为外在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鲁迅审视农民的视角是居高临下的,他针对乡村的言说以启蒙性的话语为主。而赵树理则始终坚持立足于乡村内部,力图融入农民之中,其旨在改造农民精神结构的话语内容是“讽谕性”的。话语性质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文本表现,启蒙话语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多含悲剧色彩;讽谕话语则注重突出文学“新闻化”的品格,充溢乐观情绪。这种话语歧异的产生,不仅由于两位作家的个人视野有所差别,更反映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民想象”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