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古代DNA信息研究黄河流域家猪的起源驯化

猪的起源驯化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科学问题.古DNA技术可为家猪起源驯化研究提供更为直接的科学证据.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家猪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曾发生过独立的驯化过程,但黄河上游的古代猪样品研究尚属空白.本研究选取黄河流域的3个遗址出土的14个古代猪样本为实验材料,通过DNA提取、PCR扩增和DNA测序,结合现代不同品种家猪、野猪及黄河中下游猪古DNA序列信息,系统分析了我国家猪的起源驯化关系.实验共获得5个古代猪样本mtDNAD-loop 179bp的DNA序列,包括2个湖北青龙泉遗址样本和3个青海喇家遗址样本.序列比对分析发现,湖北青龙泉遗址与青海喇家遗址的样本分别共享1种单倍型.结合现代不同品种猪、野猪及黄河中下游猪古DNA序列信息,发现湖北青龙泉遗址样本与山西贾湖遗址的部分古代样本具有相同的单倍型,青海喇家遗址的样本与山西高红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另外部分样本具有相同的单倍型,并且这2个单倍型对应于中国现代猪种的2个主单倍型,说明黄河上游与中下游的猪具有相同的驯化中心.本研究填补了黄河流域上游古代猪DNA研究的空白,为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佐证.     

积石山Ms 6.2级地震诱发的次生泥流灾害再现喇家遗址史前灾难场景

<正>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黄河北岸的第二级阶地之上,是一处以大型的齐家文化(4200～3600 a BP)为主的聚落遗址^[1].在遗址区8处房址中发现了32具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和惨烈灾难场景,被称为“东方庞贝”,并出土了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凭借其罕见的史前灾难遗迹和诸多突破性的新发现,喇家遗址入选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4].近年来,对于造成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人群突然死亡和聚落毁灭废弃的灾难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各种观点和见解,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议^[4～9].     

从三峡地区史前考古遗址分布看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

根据对三峡地区考古的研究成果,在分析该地史前遗址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三峡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其变迁,使得当地各个时期的人类主要是沿着沿河两岸优越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迁对生存地点的选择产生着影响.遗址数量的增加反映着自然环境的适宜,而遗址数量的减少正是洪水等自然灾害影响的结果.     

城市洪水及其防治

《城市洪水及其防治》一文根据国外城市洪水防治经验,结合我国实情,着重探讨了城市洪水的成因、估算及其防治措施,基本上反映了国内外城市洪水研究的现状与学术水平。这有助于我国正在开展的自然灾害学有关课题的研究,对我国城市洪水多发地区也具有借鉴意义。     

气候变化对黄河径流以及源区生态和冻土环境的影响

本文综述了关于黄河源区和上游地区气候变化及其对黄河径流影响的研究及其他有关研究,并进一步讨论了气候变化对黄河源区和上游径流以及源区生态和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黄河源区和上游年径流量锐减,它严重影响了黄河中、下游年径流量,并引起黄河下游在20世纪90年代断流天数的增加;并且还指出,黄河上游和源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降水的减少可能是导致黄河源区和上游径流锐减的主要原因,而黄河源区降水强度的减弱对于黄河源区径流在20世纪90年代的锐减也有一定影响;此外,本文还表明了从20世纪80～90年代到新世纪初黄河源区气温的明显上升并没有导致此区域蒸发量的太大变化,它对径流变化影响不大,但对此地区植被和冻土退化有重要影响。     

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年前面条的成分分析与复制

面条是世界性大众食品,古代人类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用什么材料与何种方法发明了面条,一直是有争议的.2005年Nature杂志曾简要报道了青海省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层出土的粟类面条.但对齐家文化时期古人是如何利用粟类粮食做成面条的,迄今仍然存在疑问.本文通过对喇家遗址出土陶碗中面条残留物的植硅体、淀粉和生物标志化合物等系统分析,提供了4000年前古代人类以粟(小米)、黍为主制作面条的综合证据.进一步利用传统的制作饸饹面条的工具,参考挤压糊化凝胶成型的方法,复制了与出土面条成分、形态一致的粟类面条.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深入认识史前人类饮食文化特点提供了新证据和新视角.     

洪级和洪水烈度的初步研究

洪水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干扰和破坏,气候日益异常,洪水等自然灾害也日益严重和频繁。现在我国几乎每年都遭受洪水的危害。描述洪水大小的物理量主要有洪水流量、水位、流速及洪水量（包括２４小时洪量、３日洪量、７日洪...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石刀功能分析:来自石刀表层残留物的植物微体遗存证据

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的石刀的功能,众说纷纭.随着植物微体遗存提取与鉴定等技术的进步,石刀表层残留物中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组合能够为其功能研究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本文对距今4 ka左右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4件石刀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表层残留物中可鉴定的278颗淀粉粒包含了约65.1%来自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茎秆部位及约3.6%来自大麦属(Hordeum)和小麦属(Triticum)植物茎秆部位的淀粉粒类型;在可鉴定的361粒植硅体中,包含了约96%来自于黍亚科(Panicoideae)等植物茎叶的类型.来自茎秆的淀粉粒和来自茎叶的植硅体证据表明,喇家遗址石刀主要功能之一为收割粟、黍、大麦属和小麦属植物.同时,极少量(~3.4%)食用豆类和根茎类淀粉粒的发现说明石刀也可能用于处理豆类和刮削或切割块根块茎植物.     

大尺度洪水灾害损失与影响预评估

通过深入研究建立了大尺度洪灾损失与影响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了大尺度洪灾损失与影响预估的方法体系,即通过数值模拟确定大尺度洪水的淹没特征.根据土地利用类型与承灾体类型在空间上的对应分布特点实现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空间化,通过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完成大尺度洪灾社会影响和经济财产损失的空间化评估.黄河下游存在发生大尺度洪灾的可能,其洪水管理需要洪灾损失与影响的预评估,但黄河下游目前尚没有比较合适的洪灾预评估方法.经过对黄河下游北岸原阳在1958年型洪水下的模拟决溢洪水所造成的灾害损失与社会影响预估表明,该方法可以评估大尺度洪灾中经济财产损失的类型、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特点,可以确定受灾人口数量、受灾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能够评估间接损失,可以满足洪水影响区规划和抗洪救灾、减灾决策的需求.     

大尺度洪水灾害损失与影响预评估

通过深入研究建立了大尺度洪灾损失与影响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了大尺度洪灾损失与影响预估的方法体系,即通过数值模拟确定大尺度洪水的淹没特征.根据土地利用类型与承灾体类型在空间上的对应分布特点实现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空间化,通过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完成大尺度洪灾社会影响和经济财产损失的空间化评估.黄河下游存在发生大尺度洪灾的可能,其洪水管理需要洪灾损失与影响的预评估,但黄河下游目前尚没有比较合适的洪灾预评估方法.经过对黄河下游北岸原阳在1958年型洪水下的模拟决溢洪水所造成的灾害损失与社会影响预估表明,该方法可以评估大尺度洪灾中经济财产损失的类型、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特点,可以确定受灾人口数量、受灾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能够评估间接损失,可以满足洪水影响区规划和抗洪救灾、减灾决策的需求.     

玉溪遗址古洪水遗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根据重庆市丰都县玉溪遗址的考古发现,采用传统考古学方法,从地层堆积特点、包含物、砾石产状、陶石器等多角度分析了该遗址文化层与疑似洪水层的差异,确认了疑似洪水层即古代长江洪水的遗留,并进而探讨了洪水的周期性问题.     

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及其影响研究进展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又有"亚洲水塔"之称,对其周边地区的水文和气候系统有重要影响.青藏高原是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其冰川与河川径流变化影响到周边数十亿人口.本文介绍了青藏高原河川径流观测现状,回顾了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变化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黄河源区年径流呈减少趋势、长江源区年径流呈微弱增加趋势,青藏高原其他江河源区的年径流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黄河上游、澜沧江上游、沱沱河及拉萨河源区的春季径流有增加趋势.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随着降水和冰雪融水增加,青藏高原大部分河流源区径流增加,洪水等极端水文事件发生更加频繁.青藏高原河流源区水文气象观测资料稀缺,是河川径流变化及其影响研究的重大挑战.青藏高原水文研究亟需结合最新观测与模拟技术,提高水循环观测与模拟能力,深入认识青藏高原河川径流复杂性及其变化规律,为径流变化的影响评估及其应对提供科技支撑.     

黄河上游过去1234年流量的树轮重建与变化特征分析

利用青海省阿尼玛卿山地区祁连圆柏树轮宽度年表资料, 分析树木生长与黄河上游唐乃亥水文站平均流量的关系, 结果表明前一年8月到当年7月的平均流量与当年轮宽密切相关, 相关系数为0.656, 在此相关关系的基础上, 重建了黄河上游过去1234年以来的流量变化. 经11年滑动平均后曲线, 定义流量低于均值1个标准差的时段为枯水期, 流量高于均值1个标准差的时段为丰水期. 在重建的黄河上游过去1234年流量变化中存在18个丰水期和12个枯水期, 丰水期主要分布时段为: 846~873年、1375~1400年, 枯水期主要分布时段为: 1140~1156年、1295~1309年、1473~1500年、1820~1847年. 其中15世纪末是过去1234年以来黄河上游流量最低的时段, 该时期青藏高原东北部发生了大范围的干旱现象. 重建的流量变化包含较多的低频信息, 枯水期与都兰、乌兰、德令哈等地树轮资料和其他代用指标记录的干旱期一致. 多窗谱分析表明黄河流量变化存在2~5年, 22年, 35~38年, 55~62年和114~227年左右的周期, 其中最显著的是159和36年的周期.     

长江三峡库区玉溪遗址T0403探方古洪水沉积特征研究

通过对玉溪遗址地层AMS14C测年、粒度、重砂矿物组分与形态、锆石微形态、磁化率、Rb/Sr和Hg等地球化学指标研究发现,7.6kaBP以来,水位在吴淞高程147.024m(a.s.l.)以上的古洪水至少在玉溪遗址T0403探方新石器时代地层中留下了16次沉积记录,判定依据主要是:(1)玉溪遗址古洪水层与该处现代洪水层以及中坝遗址现代洪水层沉积物在粒度概率累积曲线上具有相似的三段式河流相沉积特征;(2)古洪水层与现代洪水层沉积物在重砂矿物组分及形态特征上具有相似性;(3)洪水层磁化率值均很低(分布于40.44～70.10SI之间),而文化层较高(范围在59.59～188.68SI之间);(4)洪水层Hg的含量较低(在290.71～742.51ng/g)之间,文化层偏高,在344.16～10518.17ng/g之间;(5)洪水层的Rb/Sr值高于文化层,第4,5,6,7和8这5个文化层的Rb/Sr值亦较高表明遭受过洪水浸淹的影响.该遗址具有较多洪水层的原因,与其位于一级支流入长江干流交汇处一级阶地处的地貌部位有关.由于下游中坝遗址古洪水沉积亦有与此类似的特征,表明从以上几方面判定遗址古洪水层的存在与否是确实的.     

蒲津渡 唐桥遗梦的绚丽

蒲津渡是黄河著名的古渡口,史为秦晋交通之要冲,而今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的黄河东岸。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     

河南登封颍阳遗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组合及其意义

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里,很早就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本文将对河南登封一个仰韶时期遗址的考古土壤进行植硅石分析.河南登封县颖阳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华北平原的南部,淮河水系的颖河上游,处于暖温带内.具体位置是颖阳镇南的一块台地上,东经112°45’,北纬34°25’.其残存面积为十万多平方米.80年代初,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该遗址.1991年由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90m~2.遗址周围四面环山,遗址就座落     

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从遗址的时间分布、平面空间分布和垂直空间分布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采用神农架大九湖旧石器时代以来连续沉积泥炭地层的孢粉记录,并结合前人对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对本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自然环境背景进行了重建.通过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对比,对本区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分布的时空变化与自然环境演变、自然环境灾变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677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遗址多沿江河分布,且在河流交汇的区域呈聚集状态.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高度明显高于历史时期.分析认为:(1)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级阶地为生存地点.全新世以来,受区域构造抬升作用,河流相对下切,时代较早的史前遗址往往被置于较高的海拔位置;(2)重庆库区地形起伏较大,在受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形成的宽谷和阶地才有更多适于古人生存的空间,故遗址多沿江河分布;(3)本区早期经济以渔猎和农业为主,但在山地地区陡峭的地形限制了耕作业发展,而在河流交汇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鱼类资源丰富,因而成为人们较为理想的耕作和渔猎场所;(4)本地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     

对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一万年来高海面问题的新认识

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和海相有孔虫鉴定特征表明: 该区缺少全新世初至7 kaBP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7~4 kaBP是该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连续出现、逐渐增多、史前文明大发展时期. 在该区各遗址地层中, 海相有孔虫均出现在马家浜文化层之下的地层中, 除上海马桥岗身以东地区外, 在该区7 kaBP以来的地层中未能发现海相有孔虫的存在, 这一现象表明, 该区全新世最大海侵应发生在10~7 kaBP之间. 从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和出土器物年代、钻孔剖面有孔虫和孢粉证据可知, 河姆渡文化正是在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出现和发展的, 过去地学界关于长江三角洲和宁绍平原在7~5 kaBP为高海面的假说或理论难以成立. 考古地层学能够证明: 宁绍平原全新世以来7 kaBP以前应为高海面、7~5 kaBP为低海面、5~3.9 kaBP为洪水频发期.     

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昌地区环境考古

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昌段河流两岸考古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史前和历史时期河床演变对考古遗址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制约着古人类活动和古文化发展.野外调查、年代测定、100块河床砾石古流向分析以及考古发掘结果,揭示了大宁河大昌段河床早期可能发育于双堰塘一带,大概30kaBP后开始逐步向西摆动,直至现在的位置.随着河床逐渐向西摆动,大宁河大昌地区古文化中心也发生多次迁移.西周时期,大宁河东岸是先民主要居住区,汉代时期,随着河床逐渐向西摆动,先民生活范围不再局限于河流东岸,文化中心西移,张家湾遗址区则成为汉代先民主要居住区.汉代后期,该区发生洪水泛滥,迫使先民由低处迁往高处,汉晋墓葬由于河床西移和数次洪水冲刷,其表层松散沉积物已被冲刷殆尽,而出露于现在河床东岸的河漫滩上.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农业发展方式和先民食物结构变化

尽管已有不少对稻粟混作分布的研究, 但稻粟农业在先民生活方式中的地位及其演变过程却一直缺乏相应的判别和认识. 为此, 对出土于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的人骨进行了C, N稳定同位素分析, 在揭示先民食物结构的基础上, 探索先民的生活方式、稻粟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气候的关系. 研究指出, 史前黄河中游考古文化区的传统生产经济模式——粟作农业在沟湾遗址先民生活方式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对先民食物贡献基本相当. 不同时期先民骨中δ¹³C值和δ¹⁵N值的对比清晰地反映, 仰韶文化一期, 先民较多从事农业与采集业; 仰韶文化二期, 粟作农业、家畜的饲养以及渔猎活动加强; 仰韶文化三期, 稻粟农业及家畜的饲养较为稳定; 到屈家岭文化时期, 稻粟混作进一步发展. 另外, 仰韶文化阶段的稻作农业在适宜气候的允许下因南北文化的交流而北传. 屈家岭文化阶段, 该地区稻作农业受到了气候变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