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机制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并选取大同市为案例地,依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及阶段划分标准,将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划分为3个阶段:探索失调阶段、过渡发展阶段、创新上升阶段;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探索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旅游产业滞后类型占多数;大同市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2011年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的转变;从静态角度看,大同市旅游业发展水平、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76 4、0.983 4、0.789 2、0.987 5、0.968 3;从动态角度看,大同市各因素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旅游业发展水平。     

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12—2016年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16年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等级较低,虽有上升趋势但却不明显;从耦合类型来看,旅游产业严重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属于旅游滞后型.乌兰察布市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从创新发展文化旅游产品,优化文化旅游产业系统结构,提升文化旅游的科技内涵,加强市场营销与区域合作以及加强文化旅游人才保障等方面入手,通过有机耦合,实现2大产业系统协调发展.     

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弱势型"年份仍占居多数;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但整体水平偏低,中度失调和勉强协调占主导类型,具有较大上升空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例

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制,构建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聚类分析法对2010—2017年14个地级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空间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各地级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特征基本稳定,大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桂林市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初级协调,南宁市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勉强协调,柳州市、北海市、百色市、河池市从轻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梧州市、防城港市、贵港市从中度失调上升至轻度失调,钦州市、玉林市、贺州市和崇左市从中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来宾市从严重失调上升至轻度失调.可见,经济基础滞后和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滞后都将成为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提高广西各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还需较长的发展周期.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乡村旅游通过集聚效应、结构效应、投资效应、生态效应等动力共同作用,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通过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拉动,带动乡村旅游在规模、品质、效益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此,构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模型,对2010—2016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互动性、协调性强,在年际变化上,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存在显著梯度差异,其中苏南地区两系统互动性最强,其次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三大区域历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其中苏南地区最高,属高度耦合,苏中、苏北地区属中度耦合;江苏省大部分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已经进入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并且耦合协调等级逐步提高,根据各市变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势互动型、持续增长型、波动增长型、滞后发展型四类;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就要推动二者深度耦合,各地均衡发展,并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耦合模式.     

黄河流域生态—旅游—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黄河流域9省区2010-2019年生态环境、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三大系统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生态-旅游-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三大系统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为生态水平>文化水平>旅游水平，中西部省区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2010-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旅游-文化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空间分布上东西差距明显，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较低；3)黄河流域生态-旅游-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公共资本、科技水平、基础设施和社会消费共同驱动的结果.     

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以黄河流域内的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并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格局,最后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未来5年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城市群出现轻度波动,耦合协调特征由失调、濒临协调转化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最后通过预测未来5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推断城市群均处于显著提升状态,且逐步达到初级协调阶段.针对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乌鲁木齐市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6年乌鲁木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耦合协调度值由0.386 4上升到0.943 7,实现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从2003年的轻度失调到2006年的勉强协调再到2016年的优质协调的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两系统协调发展,需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下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政府部门主导的多部门相互合作与监测,以产带城,提高旅游城镇化的支撑力.     

内蒙古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综合运用计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0—2018年内蒙古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格局及驱动因素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安全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仍表现为"弱势型"占主导类型,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2)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但整体水平偏低,勉强协调和中度失调占主导类型,具有较大上升空间,两者耦合协调度表现为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空间差异表现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3)生态安全和新型城镇化耦合格局分异较为显著;4)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化的驱动因素渐趋复杂,东、西部地区驱动因素日益增多,城市驱动因素各异,但大部分城市都受生态环境的影响.     

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区、市)为例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区、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赋权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9-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区、市)的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上升趋势,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研究区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保持在0.4～0.6,但各省(区、市)均呈较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逐步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主导制约因素皆为旅游产业滞后.     

黔东南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

根据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结合黔东南州的实际情况,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了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对黔东南2006-2015年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计算.计算结果表明:10年间黔东南州旅游业、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显著上升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机理,并提出了促进黔东南州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安徽省的数据

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作用,揭示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安徽省为例,实证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和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实现由滞后向超越转变;2005²014年两者耦合度变化幅度较小,仍处于发展初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实现由失调向协调转变,但是总体水平较低。     

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协调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发展改革的背景下,旅游产业成为城镇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也是城镇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主要业态,二者构成了互动与协调发展的关系,为此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云南省16个市州为例测算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综合水平,分析了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并划分了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1云南旅游与城镇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偏低,且空间差异显著,辐射带动作用弱;2旅游与城镇发展协调度在0.15~0.65之间变化,75%的市州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处于严重失调或中度失调状态,整体协调度偏低;3旅游与城镇发展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经济水平和城镇发展质量较好、旅游资源丰富的市州协调度较高;4按协调度类型划分,旅游滞后或城镇滞后的失调类型市州数量多,旅游与城镇同步发展的协调类型市州数量较少,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不协调.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协调关系与区域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国家政策等众多因子密切相关,其驱动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     

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讨区域城市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上海、杭州、南京等区域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都相对较高,苏北和苏中地区城市相对较低.综合耦合度和协调度,将区域划分为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4种类型.培育政策保障与政策调控机制、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服务提升与市场推广机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等多元驱动机制是提高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     

安徽省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过程与影响因素

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内容,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及耦合发展驱动因素对实现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安徽省地级市辖区、县级市、县为研究单元,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人口密度、平均高程等相关指标计算人口和土地城市化速率的协调度,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研究了2000-2016年安徽省人口和城市化速率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演变趋势、空间差异,最后探讨了耦合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安徽省主要的城市化特征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关系整体向好但增长缓慢,协调水平仍较低;②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较为明显,并且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③对两者耦合影响较大的因素为土地城市化率、人口密度和平均坡度,交互作用最强的因素为人口城市化率和土地城市化率,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密度与相应的社会经济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人口和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江苏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分析

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地区交通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引入定量评价区域交通条件的区域交通优势度和构建评价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得出江苏省各个城市的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数.借鉴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旅游业与区域交通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与交通水平发展具有空间耦合性,空间耦合呈现集聚特征.     

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测度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新型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完善宁夏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政策体系同时推进两大系统协调发展,在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民族地区实际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选取2000—2014年基础数据并应用改进的熵值法、综合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等模型分析了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4年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但U1>U2,表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始终优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耦合度C呈现波动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耦合度值由0.494 93下降到0.479 09又上升到0.482 04后又下降到0.470 09;而耦合协调度由0.244 85上升到0.507 04,上升趋势明显。从耦合协调度类型来看,分为两种类型,2000—2013年总体处于失调阶段,其中包含中度失调、低度失调、濒临失调3个阶段;2014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才步入勉强协调阶段,至此进入了协调发展阶段,但距离高度协调甚至极度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说明宁夏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匹配程度偏低,要实现两大系统协调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渭河流域城市城镇化发展状况及协调性浅析——以宝鸡市为例

目的 分析2009-2019年宝鸡市城镇化及协调性发展状况,以期为渭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并为其他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方法 以宝鸡市为研究区,运用地统计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宝鸡市2009-2019年城镇化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变化趋势及耦合协调类别、类型.结果 宝鸡市11年间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类别变化为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类型划分由经济滞后型发展到生态滞后型,但人口滞后型始终贯穿其中.结论 城镇化及其各子系统发展均呈递增的态势,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宝鸡市应从人口、经济、文化和生态各方面科学规划,促进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     

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呼包鄂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度及耦合协调模型,对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变化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呼包鄂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生态环境水平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耦合协调度由低度协调阶段发展为中度协调阶段,但协调发展程度仍然偏低.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建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各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数,以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的两项指标呈现地域差异性与空间非均衡性,且基本公共服务滞后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两者耦合程度较高,平均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水平,根据各城市协调值大小将城市分为五种类型。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