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写

张爱玲及其小说与上海都市民俗关系密切。上海都市民俗中的居住习俗、交通习俗以及民俗时间,对张爱玲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推动以及主题升华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张爱玲小说着重描写了弄堂和洋房、三轮车和电车以及都市民俗时间。张爱玲小说交织着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因子,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特有的民俗风情。     

都市想象中的凄美叙事——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化写作

张爱玲始终以普通市民的心态揣摩都市;用“都市摩登艺术”——电影,独特地表现都市;用虚无冷漠的灵魂影像都市市民。在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张爱玲用自己的方式为滋养她创作的现代都市文化时代画上一个凄美冷清的句号。     

情爱与人生:《倾城之恋》和《香港的情与爱》的参照阅读

在中国都市文学创作中,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位女作家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她们都把手中的笔对准了那些他们自身并不属于的都市“小市民”生活,展示了她们的文化形态和真实生动的人生欲望,并把都市人嘈嘈杂杂、零乱琐碎的日常生活情形和对人性深刻、细腻的体察与时代变迁中人们道德观念的变动结合起来。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生活在上海的现代都市女性,她们对都市民间文化和市民生活的关注与热情,显示了接受过五四新文化传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大悲悯和真同情。张爱玲和王安忆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人,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动足以使苍海变桑田。生活于乱世之中的张爱玲对人生的感受与理解多了一份茫茫无边的苍凉和彻骨的凄冷。成长于太平盛世之中的王安忆对世俗人生则多了一份富于智慧的平和与安祥。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和王安忆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分别述说了两个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白流苏和逢佳在香港发生的情爱故事。将这两个相隔了近半个世纪的情爱故事放在一起参照阅读,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人性的永恒和两位作家对人世的不同理解。     

论张爱玲散文对市民意识的引领与超越

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张爱玲的散文表现出鲜明的市民意识，以致长久以来很多读者产生误解，认为其作品更多只是表现对物质与感官满足愉悦的津津乐道与追求。其实，张爱玲的散文创作以强烈的现代都市文化意识，反抗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态，以凡俗的市民生活哲学，化解文学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标准，以思考追问生命本体的文人意识，超越拜物恶俗的小市民趣味与时代政治。其创作并不是对读者的简单迎合与俯就，而更多是对市民意识的一种引领与超越。     

沪港社会的众生——张爱玲小说中的都市文化和人生

主要把张爱玲的小说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典型文本,探究其中所蕴涵着的都市生活和都市人性的内涵:那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传统文明逐渐式微的中国,最具现代文化特征的上海和香港,所演绎的都市普通人物的人生命运和人性悲剧.主要表现为金钱和人的正常感情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人性的丑恶和变态,这是现代人不得不承受的一种宿命.     

试论张爱玲服饰审美的文化内涵

身居四十年代的上海乱世，古典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自身独特的生活阅历，这一切赋予张爱玲作品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作为一个现代都市文化人，她欣赏现代美所昭示的人文精神，而骨子里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却使她对逝去的古典美有着温馨的追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极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极，对此艰难的选择赋予了张爱玲作品的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生动而绚丽的文化内涵。对人生的虔诚，对人性…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 ,海派文学的定名大约是在 2 0世纪的 30年代。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 ,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 30年代才出现的要求 ,而是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长期结果。自《海上花列传》以来 ,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 :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 ,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 ;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 ,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到 4 0年代 ,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 ,海派小说的各种传统终于在都市民间的空间里综合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     

悲凉而无奈的歌——张爱玲《封锁》解读

本文试图以张爱玲小说的悲凉无奈为指导 ,从生命悲剧意识的渗入 ,都市软弱人的浮生之叹 ,爱情神话的消解 ,尖刻、无奈的幽默等几方面对其作品《封锁》作一解读 ,昭示张爱玲的写作态度 :人间无彻底的爱     

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说——张爱玲、施叔青作品中女性的都市情结

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8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施叔青都曾以香港为背景,写出了她们的“香港传奇”和“香港故事”。她们用独特的女性视角揭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境遇,并对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作家笔下的城市建构、都市女性生存境遇及都市女性的出路三方面来谈张爱玲、施叔青作品中女性与都市的情感纠葛。     

现代都市与女性生存的两种观照--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在表现都市与女性的题材上都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显示出鲜明的市民立场和女性关怀意识。所不同的是，面对世俗人生，张爱玲是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与暗淡，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王安忆则以平视的目光热切地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变化，表现出一种赞赏和祝福。     

亨利·詹姆斯小说创作中的女性视角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女性视角源起于三位重要女性对他的影响。詹姆斯让女性"意识中心"成为小说的主导,从传统文学中重视对外部情节的描写转向了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开创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自我问题的文学呈现——自叙传小说新论

在传统羁绊与现实困难的压力下,自我意识觉醒的新青年普遍产生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迷惘和悲哀,正是这些困扰着新青年们的自我难题成为迫切要求表达的主题,就此而言,成为“问题”的自我恰恰成就了作为小说的自叙传。所以自叙传小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问题小说”,属于“五四”以来问题文学的一支,而非一般所谓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小说或主观抒情小说。     

挖掘人物背后的隧洞--评《达洛卫夫人》的意识流技巧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的积极探索者与早期代表,其一生都在不断地突破传统、追求创新.<达洛卫夫人>在淡化的情节与跳跃的时空中着重表达主观真实,体现了与以往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被称为是伍尔夫最具意识流特色的小说.同时,伍尔夫采用对照与象征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意识流技巧.     

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常见结构模式

因果报应思想进入小说,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结构模式：情节巧合、预叙特征与大团圆结局。这一模式赋予了中国古代小说足够的传奇性与叙事结构上首尾相接、因果完整的特点,受到当时群众的广泛接受与欢迎;但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说家在情节叙述上的思维创造力。相似的情节发展曲线,雷同的结构模式,构成古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小说的公式化、模式化传统也因此而形成。     

物欲的困扰与心灵的挣扎--徐坤城市题材小说论

以往对徐坤小说的研究中,对她创作中所揭示的社会转型期与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商业文化与男权文化境遇中的城市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两个方面论的研究论述比较普遍深入,而对徐坤小说中所揭示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迁及城市人的异化现象和都市文明病关注、论述甚少,实际上,徐坤小说的背景是城市,因此,徐坤的小说对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中城市人面临的价值观的变迁、物欲的困扰和精神的异化及现代城市文明病等也有切身的感受,并在其创作中有独特的思考与文学表达。     

论城市改造中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

城市改造并不是把传统建筑抽象成符号、类型等简单地黏附在当代文化的表面,即形成＂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传统之所以要继承,就是因为它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继承传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建筑在实践（历史）文脉与空间（环境）文脉上具有既是当代的又是具有城市和地方个性的特点.     

试论李佩甫笔下的反叛一族

李佩甫的小说在继承批判“国民性”传统的同时 ,也重在发掘乡土民间本身以藏污纳垢形态表现出来的反抗内容。在他的小说里主要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反抗者。尽管有种种局限 ,但他们在反叛过程中所体现的、未曾被这块土地性格驯服的桀骜之气 ,始终是值得我们赞美的 ,也是探索民间现代出路的根本所在。     

远行与回归——由《雁过藻溪》看张翎晚近的写作姿态

张翎的《雁过藻溪》有着丰富的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作者有着一枝灵动的妙笔，善于以“远行”为背景，细腻地刻画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其次，小说经常讲述时空交错的故事，体现出娴熟的叙事功夫；最后，小说在语言意象和审美趣味方面显示出对汉语文学写作传统的回归与认同，昭示出作者“精神还乡”的写作姿态。     

汤亭亭小说《女勇士》中乡土情结的解构

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中国佬》、《孙行者》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促进了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的兴盛。这三部小说都关注华裔关国历史关照下的种族和文化身份问题。《女勇士》等反映出了华裔三代人乡土情结的变迁,及其冲突背后的社会文化渊源。小说运用"说故事"的形式和多声部的叙事手法表现了"离散族群"身份缺失的困惑,并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多元文化共生的向往。     

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

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以童年视角为主线,用独特的叙事手法描述了童年的难忘往事,表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化家园景象和作者对这种理想世界的现实寄托.同时鲁迅小说中的童年叙事也用冷峻和严肃的笔调,揭露了封建旧传统和旧制度对普通下层人民身心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