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猿和人

狐猴、金丝猴、狒狒、长臂猿、猩猩、黑猩猩 ,这些动物园中的宠物人们非常喜爱。随着保护野生动植物观念的增强 ,人们对这些人类的近亲投以更多的关注 ,有关它们的行踪和趣闻经常见诸于电视和报端。但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 ,对它们的报道经常发生混淆 ,尤其是和我们人类最相像的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等 ,对它们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人发出疑问 :什么是猴 ,什么是猿 ,大猩猩和猩猩是否同一种动物 ,它们的亲缘关系和生活习性如何 ,与人类的关系怎样 ?以下将作一简单介绍。狐猴、金丝猴、黑猩猩等 ,包括我们人类 ,在动物分类学上都属于灵…     

猴、猿和人

狐猴、金丝猴、狒狒、长臂猿、猩猩、黑猩猩,这些动物园中的宠物人们非常喜爱.随着保护野生动植物观念的增强,人们对这些人类的近亲投以更多的关注,有关它们的行踪和趣闻经常见诸于电视和报端.但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对它们的报道经常发生混淆,尤其是和我们人类最相像的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等,对它们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人发出疑问:什么是猴,什么是猿,大猩猩和猩猩是否同一种动物,它们的亲缘关系和生活习性如何,与人类的关系怎样?以下将作一简单介绍.     

真要把黑猩猩归入人属吗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科学家古德曼及同事最近建议:将黑猩猩归入人属,因为黑猩猩编码功能基因的遗传信息与人极其相似。由于这一建议涉及到人类进化的一些核心观念,因此立即在科学界引起争论。新华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称,古德曼等人选取人、黑猩猩、大猩猩、猩猩、旧大陆猴和鼠为研究对象,     

黑猩猩中也有“警察”

一项新研究发现黑猩猩有类似老师角色的仲裁者。这项研究报告作者、瑞士苏黎世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CarelP．vanSchaik表示,充当仲裁角色的黑猩猩“常常是较年长的、有影响力的公猩猩或母猩猩”。他观察了瑞士、英国以及荷兰多个动物园中的黑猩猩,     

世界十大探险经历者的自述

法国《周末三日》周刊刊登了一些探险家与北极约会,同鲨鱼共舞,驾驶F1赛车,亲近大猩猩等惊险、离奇的故事。让我们分享他们亲历的难忘时刻和战胜艰难险阻的欢乐。“与猩猩共同生活一个星期”热拉尔·洛伦齐,48岁,工程师。“借助于献给自然主义艺术家迪昂·福塞的电影《薄雾中的猩猩》,卢旺达山区里的野生猩猩声名远播。它们是该地区的特有物种。这些猩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现在仅存650只,分布在3个国家:卢旺达、乌干达和刚果(金)。这次旅行是亲近这些巨兽的唯一机会。我一直对猩猩很感兴趣,还喜欢拍摄动物照片。当我在2002年春季得知恢…     

试解人类智慧起源

人的智慧从哪里来?这是未解之谜“这是个有意思的发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宿兵研究员面对基因树叉上的一个分点而兴奋。这个点代表了一个关键的基因,它的学名叫做垂体腺苷环化酶激活肽(PACAP)前体基因。在四分五裂最终形成如万花筒般大千世界的基因树上,这个点出现在人和近亲黑猩猩分化的瞬间。通过试验发现,分化之后,这个奇怪的基因只在人脑中得到充分发展与进化,而在黑猩猩的脑袋里这个基因却“消失”了。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人,而猩猩永远只是猩猩?作为近亲,是什么让人更加有     

“河马”探源

河马是非洲的大型食草动物。这种动物介绍到中国大约是在19世纪20—30年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中的《河马像略说》是较早出现“河马”一词的汉语文献。“河马”其实不是汉语本族词,它来自日语。而日语的“河馬”(かば)译自荷兰语的nijlpaard。     

"美国非裔""非裔美国人"还是"非裔美国黑人"?

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盛行的当今美国社会,能够揭示美国黑人传统和文化根基的African American成为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种族称呼。但在中国学术界,目前该词存在三种不同的译文——“美国非裔”“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黑人”。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不同学者之间,而且存在同一学者的不同论著中。鉴于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汉语表达特点、汉语中“裔”的约定俗成意义,相比较而言“美国非裔”是最合适的说法。但如果考虑到该词的本义以及汉语“裔”的外延,那么“美国非洲人”或许是一种更加准确的说法。     

大猩猩向演员“求爱”遭拒后大打出手

41岁的英国电影演员安迪·塞基斯在拍摄好莱坞最新版电影《金刚》时,导演杰克逊为了让在片中扮演“金刚”的他表演出猩猩的特性,特地安排他和一只大猩猩同居一笼。没想到,那只大猩猩吃饱了香蕉后,竟试图“非     

“地峡”探源

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地峡(isthmus)被称为“微地”。随后,汉语中有关地峡的各种名称相继出现,如峡、微路、土腰、土颈、地颈,等等。1884年,在姚文栋的译著《日本地理兵要》中,日语借词“地峡”出现了。虽然此后又出现了一些别的名称,但是最后“地峡”还是在众多词语中脱颖而出,成为汉语中用来表示isthmus的一个标准的地理学术语。     

“蒸汽机”探源

在19世纪中后期,汉语中有关蒸汽机的名称有很多,但这些名称大部分使用时间并不长久,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汉语中“蒸汽机”最早出现于1875年丁韪良编纂的《中西闻见录》。“蒸汽机”来自日语,不过在日本现在已经不太用了,然而,这个词在中国一直使用至今,而且成为标准术语。     

术语形成与扩展的途径

术语是专业领域中的概念名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专业概念不断出现,在各种专业中,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领域中,术语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无法统计。本文中所指的术语是以词语形式出现的术语。在各种语言中,术语形成和扩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非术语转化为(或用作)术语。另一条是,利用语言中固有词或词素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法)创造术语。借用外来术语也是扩展术语的途径之一。拟声在术语形成过程中也拥有少许作用。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不仅见于术语形成初期,也见于当今的科学时代。例如,“江”和“河”(地理学术语)在汉语中最初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因而属于专名,而现在它们已经转化为地名通名,转化为术语。从文字的角度上讲,“江”、“河”等字属于汉语中的类属字。又如,现代汉语中的“月”(与专名交叉的术语)指的是地球卫星,俗称“月亮”,后来也指称时间单位,表示“月份”。“江”、“河”、“月”等汉语固有词的词义转化是人们把词的命名对象转移到其它概念上去的结果。这种语言现象是一词多义现象。不应当把这样的固有词视作汉语中的“新词”。在国际单位制中,诸如安[培]、开[尔文]、摩[尔]、赫[兹]、牛[顿]、焦[耳]、瓦[特]、西[门子]、韦[伯]等计量单位名称都是术语。这些术语是由属于专名的家姓演化而来的。除了由专名转化而来的术语外,还经常可以遇到由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比方,“疲劳”本属日常词语,表示“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过多而需要休息”。在材料力学中,“疲劳”作为术语另有自己的含义,表示“因外力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不能继续拥有正常反应”,如“弹性疲劳”、“磁性疲劳”或“疲劳试验”等。日常词语用作术语的情况存在于各种现代语言之中,如俄语中的дворник(扫院子的人)转义为“汽车风挡玻璃上的雨刷”,баранка(小面包圈)转义为“机动车方向盘”等。德语词Feder(羽毛)转化为术语“弹簧”,也是其中一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术语是由非术语,即日常词语转化来的,加之有些术语在形成之后也逐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转化为一般词语,因此不少术语,尤其是用于多种专业的一般术语与非术语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也是术语与非术语形成交叉的原因。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有基于两种原因的两种方法,即隐喻法(比喻法)和换喻法(替换法)。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隐喻法。隐喻法的语义转化是由于新旧概念在形态、性质或功能等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引起的。德语词Feder(羽毛)之所以能够转义为“弹簧”,是由于“羽毛”和“弹簧”都具有弹性。该词的另一个转义是“蘸水钢笔”。这个转义的形成是因为“羽毛”和“蘸水钢笔”都拥有书写功能。就是说,现在人们常用“蘸水钢笔”书写,而在欧洲国家,人们曾用“羽毛”书写。俄语词иеро,英语词pen和法语词plume也是由“羽毛”这个语义转义为“蘸水钢笔”的。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则不是因为新旧概念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而是由于新旧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或相近性而引起的。法语词bureau(<拉丁语词bure)的词义转化是个典型的换喻示例。该词原属日常词语,本义为“驼绒毯子”,后来转义为“盖着这种毯子的桌子”(中世纪使用于法国中部的法院或机关),以后又指称“放有这种桌子的房间”,最后才由“房间”,这个语义转义为“整个机关”或“机关中的一部分”。与法语词对应的德语词为Büro,英语词为bureau,俄语词为бгоро,它们都是通过法语传入到各自民族语言之中的。该词作为术语可视具体情况汉译为“事务所”、“办事处”、“办公室”或“厅”、“局”、“司”、“处”、“署”等部门的通名。隐喻法的词义转化,其特点在于词义的每次转化都源于词的本义。因此,这种转化的理由易于理解。但是,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却很难被理解,因为换喻的转化是链条式的转化,其转化过程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转义与本义之间通常没有直接关系,只是相关的转义才有可能被理解。完全可以预料,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或用作术语的情况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词法)创造术语是术语形成和扩展的最重要途径。术语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借助于这种手段形成的。构词法是介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往往有着各自的特点。汉语构词法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句法特征。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例如,在德语中,构词的主要方法有词根变化、词根加前缀、词根加后缀和词干合成四种。除了通过词干合成法构成的是复合词外,用其它方法构成的都是派生词。通过构词法构成的指称同一概念的单词型术语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结构语义不同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不同语言各自的构词规律和构词习惯决定的。请看如下示例。汉语词“蜈蚣”(物种名,节肢动物名称)在俄语中被称为сороконожка,意为“四十足”,在德语中叫作Tausendfüβler,意为“千足”,而其英语对应词为centipede,意为“百足”。某些汉语方言中,“蜈蚣”也被称为“百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要是指“蜈蚣”而言的。从上述示例中可以看出,“四十”这个数字在俄语中显然拥有“多得很”的含义。至于“四十”这个数字为什么在俄语中表示“多”,其答案只能求助于俄语词源学的研究。还可以举一个派生词示例来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比如,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都到印刷厂去。他们看见排字工人在铅字架前工作。排字工人首先拣出所需要的铅字,然后把铅字放向手托并组成排样。俄罗斯人注意到的是排字工人“拣集铅字”的这个行为,因而给排字工人命名为наборщцк([铅字]拣集人)<动词набирать(拣集)。德意志人观察到的却是排字工人的另一行为,即把铅字放向手托的“放置”行为,所以称排字工人为der Setzer([铅字]放置人)<动词set－zen(按一定位置安放)。英格兰人只注意到排字工人用铅字“组成”活字排样的行为,因此称排字工人为compositor([用铅字]组成排样的人)<动词compose(组成)。他们把排字工人不同工作阶段中的行为特征抽象出来,并依据他们各自注意到的排字工人的不同行为给排字工人命以名称。这个事实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不同民族在给概念命名时的命名着眼点或命名习惯常有不同。如果把不同语言中的术语进行一番对比,就可以发现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差异较大的情况并不罕见。下面提供的汉德术语对比说明,同一个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理据”特征。 汉语术语 德语术语及其结构语义海洋平台 Bohrinsel(钻井岛)车床 Drehbank(转动[工作]台)氢 Wasserstoff(水素)氧 Sauertoff(酸素)银河 Milchweg(牛奶路)汽车 Automobil(自己能行走的车)机动车方向盘 Steuerrad(控制轮)或Lenkrad(操纵轮)轮椅或电梯 Fahrstuhl(乘行椅)三轮摩托车侧斗 Seitenwagen(边车)在一些西方语言中,与汉语词“火车”对应的词都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并且都有“被牵引的”内含,如德语词Zug相似文献   

猩猩用树叶当伞为幼仔挡雨

对于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加里曼丹岛丹戎普丁国家公园的雨林里的这只善于创新的大猩猩和它的孩子与人类没有什么两样。这只母猩猩在快下雨时从地上捡起一些树叶盖在头上,为它和它的小宝宝做了一个用来遮挡雨水的临时性雨帽。由于这场热带阵雨很大,聪明的大猩猩妈妈担心小宝宝会被淋着,它尽量把小家伙放在它的臂弯下为其遮风挡雨。发现这对大猩猩母子的理基营是由大猩猩研究和保育     

“花椰菜”探源

花椰菜是从欧洲传入中国的一种蔬菜。其汉语名称有多种,如“花椰菜”“花菜”“菜花”等。其中“花椰菜”出现最早,大约见于19世纪20年代。这一名称一直使用至今,而且还成了汉语中用来表示这种植物的正式名称。     

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自然科学名词及术语学座谈会（1984年9月20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¹。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²⁾;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³⁾,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⁴⁾。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⁵⁾“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⁶⁾,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⁷⁾),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⁸⁾。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心房”“心室”考

西方有关人体解剖和血液循环的学说于明末开始传入中国,对于心脏的解剖知识也随之而来。汉语中用来指心脏腔室的“心房”最早见于英国传教士合信的《全体新论》(1851),当时是心脏四腔的统称。后来“心房”传到了日本,意义发生了变化,仅指心脏上面的两个腔室,即atria。下面两个腔室(ventricles),日语用“心室”来指称。20世纪初,日语中的“心房”和“心室”传入汉语。     

汉语术语的合格性

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命名发展探究

新冠病毒疾病自发现以来,其术语名称不断发展完善,最终汉语名称确定为“2019冠状病毒病”,简称“新冠”,英语名称确定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简称COVID-19。文章通过阐述英语、汉语新冠疾病术语的命名发展过程,梳理出新疾病名称的命名大致经历范畴化、信息回避与综合三个发展阶段,这种动态的命名机制对新传染性疾病命名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     

汉语"坎儿井"一词指谬

“坎儿井”作为中国新疆等地一种古老而独特的灌溉工程的名称,已被部分专业词典和语文词典收录。作为一个借自维吾尔语“ ,kariz”的外来词,汉语“坎儿井”一词不但缺乏始见书证,而且词形不唯一,结构不正确,译音不标准,表意不准确。     

科技日语词汇的汉语同构译介现象研究

科技日语词汇的创制与建构,离不开汉语的同构相随。首先从和语与汉语的依存关系、使用性质探讨了科技日语词汇译介与汉语同构的关系;其次从词汇、构词方式、词汇层三个方面例示了汉语的同构现象,并从描述概念性意义与可组合使用的语言材料两个方面分析了汉语同构的原理,实证了汉语对科技日语词汇的贡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