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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观园》2006,(5):56-58
王选简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1992年,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年和1995年两度获评国家十大科技成就奖●1987年获得中国印刷业最高荣誉奖毕昇奖●2001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2月13日11点零3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王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0岁。王选教授生于1937年2月,江苏无锡人。他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他所领导的科研集体研制出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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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科研项目中,像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一样,完整地走过科学研究、样机试制、中间试验、小批量生产、大面积推广各阶段,并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最终实现产业化的并不多见。本文对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产业化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得以跨越"死亡之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政府的持续推动奠定了该系统创新的成功基础;产学研合作是促成该系统抢得市场先机的要因;用户的信任与支持为该系统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创业型科学家的引领是该系统得以实现产业化的关键;国外先进元器件和设备的导入强化了该系统的竞争优势;本土资源和市场为该系统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海外同类产品尚不成熟为该系统的市场开拓提供了良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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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界根据对汉字结构系统中“基本元素”的各自理解,分别提出“偏旁、字素、字符、构件、形素、部件”等重要概念。各概念所指内容与所在层次,有不同,有交叉,也有重叠,可以进行部分整合,建议将“部件”作为现代汉字结构系统描述的主要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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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几千年有赖文字之统一而凝聚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汉字具有不同于一般字母文字的强烈非线性特征,汉语字频统计发现,学习汉语比学习其它语言也许更容易些。本文分析了汉字字音的莱维(Paul Lévy)稳定分布和高频字分布规律,指出为了子孙后代学习和交流的方便,也为了汉语文化的发扬光大,应当联合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语世界尝试筛选制定一个4500字的左右的标准小字符集。今天海峡两岸朋友在这里聚会,探讨如何迎接信息(information)时代的挑战。“信息”是大陆的叫法,在港台一般叫“资讯”。此外还有许多名词译法不同,如只读存储器与“唯读记忆体”,磁盘与“磁碟”,分形与“碎形”,等离子体与“电浆”等等。不能简单地说谁的叫法更好(各有长处),这种局面是长期以来大陆与海外语言文字和科学名词审定部门缺乏足够沟通的结果。现在海内外各种汉字信息交换字符集与代码标准相差甚远,此外还有汉字的简体与繁体等问题。本文探讨构造、筛选一种通用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一、汉字的现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联合体,文化传承及国家统一都有赖于汉字的普遍使用和字形的长时期相对稳定。各地的人们说话尽可以南腔北调,但写出来却一个模样。但是近半个世纪,由于实施简化方案,汉字字形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祖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社会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必要的沟通,汉字演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大陆与台湾又各自独立地制定了不同的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和基本字符集。大陆1980年制定国标字符集(GB2312-80),收字6700多个,其中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2969个,二级字符中还有39个非字字符;台湾制定了大五码(BIG5),收字13500余个。后来又有了中、日、韩大字符集(CJK)和国际标准汉字大字符集的汉字输入方法的流行,以及新闻出版业告别铅排而百分之百依赖于计算机,汉字字符集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已是至关重要的了。发展到现在,海外沿用繁体字,大陆则大量使用简化字。海内外中文文字信息交流出现诸多不便,计算机汉字平台互不兼容(早期),在因特网(Internet)上阅读各自的文本也必须经过相应的转换,由于并非一一对应,转换中也出现了一些笑话,如“乾”与“干”。这种局面对汉语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值得关注。对于目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简繁的区分还不是本质上的,这些人对两种字形都还认识,而对年轻的朋友而言简繁的不同将是根本性的了。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海内外文字改革需要加强联系,增加共性,减少个性。一种长远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我个人的初步想法是,构造一个通用的小字符集,简繁仍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并用局面。这种设想的必要性是：1)便于子孙后代学习汉字,发扬中华文化;2)适应信息社会信息的大量传输。下面着重谈可能性,分别从字音分布和字频分布考虑。二、汉字字音的稳定分布特征分形理论创始人芒德勃罗(B.B.Mandelbrot)早期曾从其老师莱维(Paul Lévy)那里学来“稳定分布”(stable distribution)的概念,并将它用于词频分布和收入分布研究,后来竟创立了分形科学。稳定分布概念应该是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但现在许多教科书并不讲,我们知道布朗运动的基本思想是随机行走,所使用的基本数学是高斯正态分布。对于一维的N步随机行走,每一步的步长x是一随机变量,其概率分布为p(x),具有0均值。法国数学家莱维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N步的总和的分布仍然具有与单步相似的(乘以一个标度因子)分布？这等于问,整体与部分何时有相似性,因而很自然与分形有关。对此问题通常的想当然的回答是高斯过程,因为N步高斯分布加起来仍然是高斯分布。但是莱维一般地证明了,此问题还有其他解。早在1853年柯西(A.-L.Cauchy)就认识到对于N步可加(也叫稳定)随机过程,除了高斯分布作为其显然解外,还存在其他可能的解。当把x实空间变换为傅里叶(Fourier)k空间时,可加过程的可能概率分布为N(k)=exp(－N|k|β)。当β等于1时,便得到柯西分布,β等于2时对应于高斯分布。如今上式称为莱维概率分布。应当说明的是,广义的莱维稳定过程(sD1+sD2=sD,s1X1+s2X2=sX+常数),仅对三种极特殊的情况,可以解析地求出稳定概率分布。当x的绝对值很大时,返回到实x空间,p(x)可以用|x|－1－β来近似。当β小于2时,显然p(x)的二阶矩无穷大。这意味着除了在高斯情形中,随机行走(飞行)没有特征尺度。正是这一性质决定此类随机行走是标度不变的分形。今天我们用稳定分布和分形的观点考察汉字字符集,根据有关资料绘制了图1,图中有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国标一级汉字、国标二级汉字和全体汉字(以《汉字信息字典》所收录的汉字代替)发音的首字母分布,三条曲线分别作了归一化处理,应作三点说明：1)图1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但以其他注音方案统计,结果是一样的;2)在现代汉语拼音中I、U和V一般不作首字母出现,所以为0值;3)一级字样本数3755个,二级字样本数2969个,全部汉字样本数暂取11254个,后者大约是前者的3倍。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我们看到,三条曲线惊人地相似,归一化后差不多完全重合。这表明整体与部分之间只差一个标度因子,部分放大就是整体,整体缩小就是部分。换言之,大字符集与小字符集极其相似,部分可以一定意义上代替整体。三、汉字字频分布特征汉字是有别于字母文字的图形文字,造字原理东汉时许慎曾归纳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又以“形声”字为主,大约占了80%。世界上许多文字最终都演化成字母文字,但汉字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停滞”值得研究,发展链条中止必有其内在原因。原因是什么？大概不止几条,但其一便是单字含义丰富,构词力强;其二便是汉字构成规律性强;其三是高频字相对于全部汉字而言极少。第一、二点可用汉字的非线性解释,这里谈第三点。有三件事值得指出：1)现代意义上的汉字频率研究始于1921年陈鹤琴用统计方法考察白话文中汉字出现频度。2)1974年8月原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和新华社联合向国家计委申请“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对各种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统计,样本达21657039字,将汉字按使用频度分布5级;最常用字500个,常用字500个,次常用字500个,稀用字1500个,冷僻字2991个。3)80年代初上海汉语拼音文字研究组和上海交大共同发起编撰《汉字信息字典》。汉语似比英语、法语、德语难学,实际上未必。学英语掌握6000个单词只能算初级水平,许多材料无法看懂。但学汉语掌握1000个汉字就能读懂90%报刊文献资料。当然,不能仅仅作如此简单的对比,就得出汉语或汉字易学、具有优势的结论。但这是极重要的一个事实。图2示意了前31个高频字的频度曲线。以千分比计,“的”字出现频率竟达38.3,“一”达12.5,“是”达9.8,“在”达9.4,“了”达8.1等等。北京大学力学系朱照宣先生将前5个字编成一句话：“是的,了一在。”它是对“王力先生在家吗？”问话的回答。“了一”为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字”。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前28个字(正好到“到”字)累计频率达到201,也就是说,从概率角度看,只要学会28个字,100个字中就有20个认识,就能“看懂”汉语文献的五分之一。学会100个字,就能“看懂”40%;学会160个字,就能“看懂”50%;一天学一个,一年学会365个汉字,就能看懂70%的汉语文献。学会950个汉字大约能看懂90%的汉语文献。国标一级字共有3755个,而累计频率达到99.69768%,这说明国标一级字有充分的代表性。四、构造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与困难由以上两小节可知,汉字虽然成千上万,但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汉字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子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汉字非常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在现代信息社会,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认识多少字才算合格呢？与人们朴素的想法相反,并不需要认识许多字,有5000字足够了。开始时我也不相信,后来仔细核对了国标一级字和二级字,发现二级字中相当多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而我个人阅读中文文献从未遇到过困难,我写的文章用过的汉字大概不超过4000个。那么一万多个汉字是作什么用的？20902个字符又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广大平民百姓的矛盾。我们不妨看看字典中那些生僻的汉字,在现代社会只有极个别学究气十足的人故意使用大家都看不懂的文字,以显示学问的高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文字等方面研究的,不在此列。为了适当照顾一些知识分子,短期内仍然可以有两套字符集并存,知识界用大字符集,普通百姓用小字符集。图书(特殊专业类图书除外)、广告、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也应使用小字符集。上面第2小节内容说明,采用小字符集,仍然能够保证汉语的语音特征,而且保持得非常好。第3小节说明绝大部分汉字均已死亡,它们的使用频率极低,去掉那些很少使用的汉字不会影响汉语的丰富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海内外华人共商构造适用于信息社会的汉字小字符集的时机已经到来。采取的步骤可以是：1)海内外分别以大样本中文文献进行汉字信息统计分析;2)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以汉字使用频率为主要指标筛选6000个通用汉字;3)海内外语言文字工作者协同商讨,将6000个汉字进一步缩减为4000～4500个;4)撇开频率因素,分类检查补漏,特别要考虑数字、计量单位、重要科学名词等;5)发布废止汉字及代替方案详表(如“吖”字完全可用“阿”取代,相应地“吖嗪”可用“阿秦”代替;“磲”用“渠”代替;“鄹”用“邹”代替;“蕞”用“最”代替等等);6)得到标准小字符集,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字模(如楷体、仿宋、报宋、综艺等)标准。鉴于大陆与海外简繁并用的现实,确定了小字符集后,严格规定简体与繁体,尽可能做到一一对应。从技术角度看,上述步骤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角度,从习惯甚至恶习的角度看,仍然存在许多难点。最大的麻烦可能来自少数学究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博士曾说：“老百姓使用白字、通假字具有天然合法性,“韭菜”就是要写作“艽菜”(注：“艽”字在字典上读“jiāo”,与韭菜没关系),汉字必须简化并且所用总字数也必须减少。”我们反对两种极端态度：1)汉字完美无缺无需改革;2)汉字一无是处应当废止。折衷的办法是筛选汉字标准小字符集。五、问题目前我们缺乏对海外中文文献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海外各种内码方案及中文平台的发展状况的了解,迫切需要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洛杉矶,泰国等地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信息处理部门合作研究。此外,还要科学地评估此种小字符集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本文作者非语言文字工作者,只是个人关心这方面的话题 ,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感谢北京大学物理系赵凯华教授和力学系朱照宣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孔昭君副教授提供有关资料和意见。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 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 本文为1997年10月19日—26日海峡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迎接信息时代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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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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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为了使用和推广规范汉字,我国政府以及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先后颁布了多项规定,如《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简化字总表》(1986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1992年)等。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间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科技名词也应该规范化和统一。为此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词委”)已公布了数十个学科的规范科技名词。规范汉字和规范科技名词均具有权威性,我们都应该按照要求,认真使用。但是,在规范科技名词的使用中,我们发现个别规范汉字与规范科技名词之间存在某些矛盾。如全国名词委公布的《人体解剖学名词》中的“内眦”用了异体字“眥”。上书“趾”中的“”字和《医学名词》(第4册)中“癫”的“”字,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都没有收录。有的权威性工具书中的科技名词也不规范。如《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还在推荐使用“植物性神经”(正确的应叫“自主神经”)等不规范科技名词。尽管这些问题不是很多,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给以认真对待和分析,并尽快合理解决。在此,我们谈几点看法。一、从事规范科技名词工作的人员应熟悉有关语文知识在不影响科学概念和内涵的前提下,科技名词的规范化完全应该执行我国政府和有关单位、部门颁布的各项有关语言文字规定,服从和统一于规范汉字。但是,全国名词委公布的《人体解剖学名词》用了“内眥”,其“眥”字为30多年前已经淘汰的异体字,显然应该改为“内眦”。[1]像这样的差错可能反映了参加审定规范科技名词的个别专家和编校人员对有关的语文知识还不够精通,因而未能正确使用。规范汉字是所有科技编辑及从事术语工作的专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有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才可能在工作中尽量减少差错。另外,在审定规范科技名词中如能聘请语文方面的专家参加某些环节的工作,可能有利于更加严格地把好文字关,确保其高质量和高水平。二、规范科技名词应与规范汉字的调整保持一致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将15个过去作为异体字的改为规范汉字,其中包括“骼”和“黏”字。那么,相关的科技名词应作相应更改。某些权威性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解剖学》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理学》中使用的“骨胳”,今后完全应该改用“骨骼”。《人体解剖学名词》就是用的“骨骼”。[2]由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将“黏”作为异体字,故过去在表达“黏”的概念时均用“粘”(nián)字代替,常用的如“粘膜”、“粘液”等。既然“黏”字已成为规范汉字,现在该用“黏”字表达的科技名词就不应该再用“粘”字了。[3]“粘”字有2个读音(nián和zhān)、4个义项,若再以“粘”代替“黏”字,不仅名不符义,易造成概念混淆,而且读音也感到很不方便。所以,现今沿用的“粘膜”、“粘液”均应修改为“黏膜”、“黏液”,以与规范汉字保持统一。此外,对同一生物组织结构,全国名词委公布的《生理学名词》订名为“髓袢”,而《组织学名词》却订名为“髓襻”。按《现代汉语词典》,“袢”同“襻”。既然如此,上述两个学科应协商共同选用其中的一个名词。[4]三、汉字规范化也要适应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涌现。汉语在科技名词的创造上具有极大的潜力,它能表达深刻的哲理性思想,反映和传播各种精细微妙的知识。由于有关规范汉字的若干规定多数是10～30年前制定的,在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规范汉字在组构和表达科技名词方面,难免与目前有不协调或欠妥当之处。如神经病学名词“癫痫”与“癫”的应用问题,“”(jiān)与“痫”(xián)字读音不同,但两者的释义无大的区别。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多数医学专业书采用“癫”,以后又多用“癫痫”。但人们的口语中一直习惯使用“癫”。1995年,全国名词委神经病学名词审定组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慎重的研究,将“癫”作为规范名词,使其文字读音与口语相一致。又如“趾”与“拇指”为两个不同概念的名词,在人体解剖结构中“”属足部,“拇”为手部。在《辞海》、《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均收有“”字;《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解剖学)中分别录用“趾”及“拇指”作为两个名词;全国名词委公布的《人体解剖学名词》也分别有“趾”与“拇指”,还列出“长屈肌”和“拇长屈肌”等对应的肌肉名词。可见,“趾”与“拇指”是结构、功能和概念都不相同的两个名词,绝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未收录“”和“”字,甚至计算机汉语字库中也没有“”、“”字,使规范汉字和规范科技名词的使用中又产生了矛盾。因此我们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也应不断作适当的增补和修改,以适应各种特殊情况,有利于规范汉字与规范科技名词更好地协调和统一。四、权威性工具书应带头使用规范科技名词我们在查阅权威性工具书时,发现其中有不少科技名词不规范。仍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为例。该书是1996年出版的,其中的“蹠骨”应为“跖骨”;该书将规范名词“自主神经”作为不推荐使用的名词,而相应的不规范名词“植物性神经”却作为词目;在“神经系统”的释文中用了“神经原”这一不规范名词,这里的“原”应该是“元”;它还将完全不同概念的“毛细管”与“毛细血管”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更是不应该了。权威性工具书代表了我国的文化和学术水平,其社会影响极为广泛,在推广使用规范科技名词方面理应率先垂范,语言文字类工具书在涉及到科技名词时也应如此。《辞海》(1999年版)在修订时对科技词条进行了严格把关。先由从事该领域工作的有相当造诣的专家撰稿,再经过复审,最后由分科副主编,即该领域里既精通业务知识又擅长文字的权威三审,从而保证了高质量,也使科技名词规范化做得较好。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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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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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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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拼音字符集在编码标准中被肢解的情况完整的汉语拼音字符集,按汉语拼音方案,应包括以下元素：大、小写拉丁字母共52个。带附加符号的ü、ê和、,共4个。带四声符号的韵母,a、o、e、ê、i、u、ü,每个对应有4个,再加大写形式,计7×4×2=56个。zh、ch、sh和ng的缩写形式、、、大、小写计8个。全部总计52＋4＋56＋8=120。国家标准GB 2312－80是国内使用最重要、最广泛的字符编码标准,其中收入了大、小写拉丁字母、最广泛52个及小写字母a,e,i,o,u,ü的调号形式及ü和ê共26个。标准收入总计52＋26=78个。比全集字符少了120－78=42。缺少的字符中,zh、ch、sh、ng的缩写形式大小写8个是可以避免使用的,但其它36个一般是不可少的。这种基本字符缺失是被肢解的表现之一。被肢解的另一表现是,国家标准中,汉语拼音字符的顺序是散乱的,编码字符串的顺序与汉语拼音词条顺序不一致。汉语拼音字符在中国国家编码标准中尚且如此,在有关国际编码标准中情况只能更糟。二、直接原因是“名不正”上述汉语拼音字符集被肢解的直接原因是“名不正”。因为编码标准名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汉字编码自然主要解决汉字问题。汉语拼音字符通常不认为是汉字,能给予现今的安排已属“照顾”。编码工作的承担者在面对肢解的批评时,可以十分自然、十分有理的回答：国家下达的或者承担者申请的或只是“汉字编码字符集标准”。三、如何正名汉字是中国现行文字的主体,但汉字不是中国现在通行文字的全体或整体。对整体和部分应有区别。依笔者愚见,这整体不妨称“汉文字”或“汉文”。汉文应包括汉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码及其它必不可少的符合。这类似于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的“日文”。日文中自然至少包括日本汉字和假名字母。据此。“汉字编码”可改为“汉文字编码”或“汉文编码”。“汉字系统”可改为“汉文字系”或“汉文字系统”。现今的汉字系统确实都十分冷落汉语拼音。在大多数系统中,输带调号的汉语拼音只能用国标码,比输汉字还麻烦。四、名字背后的根本原因现今中国通用文字的命名确实不是简单符号选择问题,象给初生儿起名那样。现状反映出拼音字母虽有法律地位,但作为中国文字的一部分、作为文字的性质还是没有取得社会普遍的公认。在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前,汉语拼音有更被冷落的趋势,或者是产生了对汉语拼音方案修订的需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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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说就是要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首先是定量,只有实现了定量才谈得上实现其他三定。定量就是要确定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单字数(字种数)。要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逐步限制和减少汉字的字数,使得通用汉字的字数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已故的语文改革家刘泽先先生曾经说过“造新字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1],这个意见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外来词的吸收。不断增加的新词,对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词汇具有积极的意义。新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新字,我们要努力做到增加新词而不增加新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绝大多数的新词是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复音词。例如“电灯、电话、电车、电视”是新词,其中的“电、灯、话、车、视”都是原有的构词成分,记录这些构词成分的字也是原有的,不是新造的。近百年来,汉语增加了一些单音词,其中有些是外来词。记录这些单音词,主要使用已有的字,同时也新造了一些字。例如“打(dozen)”、“听(tin)”、“盾”(荷兰、越南的货币单位),是让原有的字增加了新的职务;“泵(pump)”、“啤(beer)”、“吨(ton)”,是新造的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复音词可以不增加新字,而单音词有时要增加新字。此外,因为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新造字差不多都有同音字。许多同音字用眼睛看可以分得清,靠耳朵听却分不清,如作为姓氏的“张”和“章”。靠目治,不靠耳治,这和传声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新造字的又一个缺陷。为了不增加新字,就要提倡多用复音词,尽量避免单音词,而近百年化学名词发展的传统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尽量使用单音词。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时就开始为元素名称造新字,到了20世纪又为有机化学名词造新字。例如,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把“白金”叫做“铂”,把“白铅”叫做“锌”。既然用了单音词,又不喜欢使用假借字,就只得造新字。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代有人统计,近百年来新造的化学字多达647个[2]。这次为105～109号元素造新字,走的还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考虑新的化学元素能不能不用单音词？这样做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语言学家早就提出来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包括化学上的术语,代替汉字的音译术语。例如“锿”改为Einsteini,“钔”改为Mendelevi,“镑”改为Lawrenci。周有光先生指出：“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国科技术语的面貌将焕然一新,科技的发展将由于术语的革新而得到方便。”[3]拼音转写已经提倡了许多年,可是至今还没有被采用。是理论上还有不妥之处,还是习惯势力在阻挠,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如果我们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大局来考虑,就应该把不造新字这个原则肯定下来。新的解决办法总能找到的。或者实现术语的复音化,或者采用拼音转写,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抵抗。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时也是必须改变的,这就要全面衡量利弊得失。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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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当您手捧本期杂志时 ,《自然辩证法通讯》已经整整 2 5周岁了———她是在宁静而祥和的气氛中度过她的 2 5岁的 ,她的生日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且不说头 1 0年她呈露出的“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勃勃生机 ,也不说随后 1 0年她经历的“风霜刀剑严相逼”的岌岌处境。在 2 0世纪和 2 1世纪之交 ,她终于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迎来了自己“千里莺啼绿映红”的再度辉煌。先看“硬件”建设方面。在华夏出版社等社会贤达的大力资助下 ,本刊从 1 997年第 5期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 ,改为激光照排 ,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印刷质量。紧接着 ,从 1 9…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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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培成《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科技术语研究 1 999年第 3期 )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化学家们深思的命题 :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至今还在造 ,走的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 ,请化学家考虑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苏文不解 :为什么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 ,把“白金”叫做“铂” ,把“白铅”叫做“锌” ?为什么要造出四五百个“有机化学新字”来 ?为什么至今还在造生僻冷门的化学用字 ?苏文指出 :语言学家早就提出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 ,例如 ,“锿”改为“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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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术语命名问题,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命名问题,有很大的特殊性。特殊在哪里？主要因为我们使用着方块汉字,而且使用的历史已经相当长。我们虽然有了汉语拼音字母,但是它在社会上还很不普及,远远没有具备正式文的资格,只能算一种辅助工具。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的假名字母カナ已经成为文字的组成部分。因为使用方块汉字,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常常容易闹“分家”。在给术语命名的时候,我们不但需要考虑语言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文字问题。从过去自然科学术语命名的情况来看,似乎考虑文字方面比较多,而考虑语言方面比较少。大家知道,汉字是一种注重“目治”的文字,只要眼睛能够看得懂就算满意,至于耳朵能不能听懂可以不管。理想的术语命名,应该是眼睛既能看得清楚(“目治”),同时耳朵也能听得明白(“耳治”)。当然这里所说的看得懂和听得懂,都是对“内行”(懂专业的人)而言的。为什么要提出以上两方面的要求呢？现在是所谓“信息时代”,传声技术越来越发展,也越来越显得重要。最近报导,FMB中文语词处理机(简称“拼音电脑”)已经研制成功。这种电脑,用汉语拼音输入,自动转变汉字,效率很高。预计明年可以大批生产。现在已经在着手考虑“声控电脑”。既然可以用汉语拼音输入,再进一步就直接用语音输入,转变汉字,效率当然更高,使用也更方便了。从未来发展看,搞人工智能,搞“机器人”,用语言来发出指令比用文字来发指令当然更为方便实用。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在考虑名词术语的时候,不能单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还要多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即是说我们的名词术语不但要利于“目治”,更要利于“耳治”。这样语、文兼顾,对未来的发展才更为有利。从以上的要求出发来看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制定,是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里想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今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命名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不妥当之处,望大家指正。1.不再新造汉字现在汉字的数量已经不小。《新华字典》原来收字8000多个,后来改版增加为11,000多个。到底要多少汉字才够用,谁也说不清楚。汉字字无定量,给信息处理等各方面带来不少麻烦。多少年来人们就想摸一个底,给汉字定一个“量”,但始终未能实现。原因之一,就是不断有新字产生。从汉字的发展历史来看,早在秦始皇统一汉字的时候,甚至还要早一点,汉字就已经由“造字”为主的阶段转为基本上以“造词”为主的阶段。但是,“造字”之风始终盛行不衰。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字”基本上相当于外语的“语素”(morpheme)。根据我的研究,汉语大约有4800多个语素(包括单音词和单音词素),而英语也只有4000多个语素。(英语科技词素只有1200个左右,根据W.E.Flood《科技词汇》一书序言说,医药学和解剖学只用了150个标准词素,加上人体各部分名称可以构造出30,000以上的专业词语。)英语用4000多个语素可以造出一切的名词术语,我们用4800多个语素(只需4000多个汉字)同样可以造出一切名词术语。即是说,我们尽可以用已有的语素(字)创造新词,而不必去创造新的语素(字)。可惜由于我们使用汉字的习惯太深,我国的科学术语(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没有彻底走上“造词”的道路。近代新造的汉字当中,恐怕以科技界新造的字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不下200个,其中金字旁的82个,口字旁的20个,月字旁17个,石字旁15个,气字旁13个,酉字旁14个,艹字头9个,火字旁7个,其它类型的有一、二十个。绝大部分是化学家造的,因此有人把化学家叫做新的“仓颉”。化学用字中有机化学造的一批新字,最为古怪,难读难记。如“羟”(qiǎng),“羧”(suō),羰(tāng),巯(qiú)……翻开药物手册,许多又长又怪的西药名称如“苯乙哌啶酮”、“羟哌氯丙嗪”、“苄氟噻嗪”、“氢溴酸氨乙基异硫脲溴”等等,令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中药、中成药的名称却易读易记得多,如“乌鸡白凤丸”、“黄连上清丸”,等等。究其原因,中药走了“造词”的道路,而没有走“造字”的道路。今后,能不能不再造新字呢,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去年(1983年)12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无机元素命名原则座谈会”,原来打算给3个新元素创造3个新字“”、“”、“”,后来终于放弃了改称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坚持了不造新字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2.不用古字和生僻字有的同志认为,新造字没有社会基础,不易为大家接受,于是引经据典,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去寻找古字,让已经死了的字“复活”。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古为今用”,有根有据,不会有什么弊病。其实,复活一个古字(死字),等于造一个新字,用数学术语来说,两者“等价”。因为对于一般群众来讲,学习一个古字就是学习一个新字;对于设备来讲,增加一个古字就等于增加一个新字。随便举数学名词的几个例子。“幂”(Power),古义当“覆盖”讲,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字,群众掌握很困难。“幂”完全可以用“乘方”代替,五次幂就说五次方,幂函数就说乘方函数,幂集就说乘方集,为什么不行呢？“阈”(念“域”)也是一个古字,意义是“门槛”,英语叫threshold,不如译为界限、门限、限度更好,“阈值”就叫“临界值”。“阈”、“域”两个词在数学中都很常用,意义各不相同,二者极易产生同音混淆,很不方便。“正敧斜性”(positive skewness,见英汉数学词汇174页),为什么偏偏要用一个十分生僻的“敧”(qī,期)字呢？完全可以改为“正偏斜性”。这些同志是不是有点儿“好古”。如果大家都这样好古,汉字的数量就没法控制。其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认为,今后在科技用字上(其他用字当然也一样)最好规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有多大,是6000多字还是8000多字,总要有个框框,可以由各专业界来协商确定。有了一个公认的范围,事情就好办了,计算机方便,排版印刷打字也方便,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数量从无限到有限,从不确定到确定,这是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数论上求高次不定方程的整数解时,常常先求出它的上界,然后撒网捕鱼,这就是近代有名的Baker方法。这个方法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3.创新术语尽量少用单音词,多用双音词。单音词就是一个字的词,双音词就是两个字的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双音词占了绝对优势。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趋势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汉语只有1200多个音节,为了表达清楚、减少同音混淆,不得不由以单音组词为主变成以双音组词为主。据我的计算,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如果是单音词,则与现有词汇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约为0.92;如果是双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3;如果是三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0001(十万分之一)。前面提到,为了适应今后传声技术的发展需要,在创造新的术语时不但应考虑到文字,更重要的是应考虑到语言。具体说,术语不但要便于“目治”,更要便于“耳治”。天文学上的88个星座,如大熊、狮子、猎人、仙女、长蛇、乌鸦、飞马等等,都用双音词,通俗易懂,听起来清楚,记起来好记,可以算作范例。如果统统改用单音词,效果就要大大降低。我想,在同一个专业范围内,至少在同一个分支学科内,应该尽量避免同音混淆,尽量把某些听不清楚的单音词改用双音词。“阈”、“域”同音混淆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阈”最好改为“界限”。又如矩阵的秩,这个“秩”字是不容易听懂的。因为“秩”字在现代汉语里从来不单用,只用在“秩序”这个双音词里。“秩”(rank)不如译作“等级”、“级别”等,更为通俗易懂。rank correlation叫做等级相关,ranked data叫做分级数据。何必再来一个生僻难懂的“秩”呢？有的单音节词,虽然声调不同,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容易混淆,比如化学名词中的：氢(qīng)、氰(qíng) 睛(jīng)、肼(jǐng) 磷(lín)、膦(1ìn) 氨(ān)、铵(ǎn)、胺(àn) 铱(yī)、钇(yǐ)、镱(yì)作为科学术语来说,从语言的角度看,并不理想。最后顺便谈谈术语的音译问题。我觉得术语音译,应适当提倡,不应排斥。它的优点是符合国际术语统一的发展方向。根据过去的经验,音译兼意译(这里所谓兼意译,只是意思大体能扯得上),最受欢迎。最典型的例子是“俱乐部”(club)、雷达(radar)等。哪种音译词容易被接受,哪种音译词不容易被接受,它的规律值得研究。数学中也不乏音译词成功的例子,老的如“几何”(geometry),新的如“拓扑”(topology)都被大家接受了。音译词同样也能派生新词语,如“拓扑学”、“拓扑空间”、“拓扑变换”,等等。如果我们将来使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估计音译术语会成为发展的主流。另一个问题是欧美的人名、地名,最伤脑筋。大数学家Euler,一会儿是欧拉,一会儿是尤拉,一会儿又成了尤勒,常常弄得人莫名其妙。特别是一些不著名的人物或地点,更叫人伤透脑筋。一般科技工作者都熟悉一点外文,因此,我建议今后的科技书刊以至科普读物,凡是欧美的人名、地名,一律用原文书写,不必译成汉字。华罗庚同志在四十年代写的《数论导引》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近年来出版的《古今数学思想》(四卷)也一律采用这个办法,很受欢迎。不妨先在科技界里试用,然后逐步推广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去。如果能够成功,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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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形、音、义。汉字中的“粘”字有两个读音、四个义项[1]。读音上一作(nián),二作(zhān)。义项有四：①同黏(读nián);②姓氏(读nián);③黏的东西附着在物体上或者互相连接(读zhān);④用黏的东西使物体连接起来(读zhān)。除义项②(姓氏)之外,“粘”字均用“黏”字注释,二者在词义上有密切的连带关系,在遇到“粘”字时,不易分辨其究竟是表达“黏”的词义,还是“粘”(zhān)的词义,以致混淆读音。如对“粘合剂”、“粘连”、“粘结”等词中的“粘”字,究竟是因其“粘”(黏)而连接在一起(因“合”、“连”、“结”字均有“连接”的词义)而应该读(nián)呢,还是把其视为一动作或结果而读(zhān),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导致一部分人读(nián),另一部分人又读(zhān)。本文试对此现象作一粗浅的分析。一、黏、粘二字的历史情况考证及其在近代应用中的沿革与变化上述的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1.《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9月版)中考证：黏(nián),①胶附,贴合。俗作“粘”。见汉王襄僮约：“黏雀张鸟,结网捕鱼。”②谷类含胶性者或物质凝滞如胶均称黏。③沾染。黏(nián),胶著,同黏。见晋书殷仲堪传：“仲堪食常五碗,盘无余肴,饭粘落席间,辄食以噉之。”2.《康熙字典》(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中华书局影印组1962年12月版)记载：黏,[唐韵](唐)女廉切(nian),……[说文]相著也,俗作粘。粘,[广韵](宋)女廉切(nian),[说文]相著也,同黏。3.《中华大字典》(成书于1915年,中华书局1978年10月版)记载：黏,尼欠切(nian),胶——稠也。粘,同黏,见[集韵](宋)(尼占切(nian)并音黏)。由上述资料分析,黏、粘二字自古有之。“黏”的字义,一是表述黏性性状,由于黍等谷物有黏性而取其为偏旁;二是表达因黏性而起到胶附、贴合作用,同于现代“粘”(zhān)字的字义。“粘”字虽始自晋,但一直是作为“黏”字的俗称而存在和使用的,并只有(nian)的读音。而“粘”字之读为(zhān)音,则是近代才产生出来的。“粘”字产生出(zhān)的读音后,成为一个双音字。由于其偏旁“米”在书写上较之“黍”便利,因而逐渐广为应用。1955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关于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2]中,将“黏”视为“粘”的异体字,予以停止使用。但是,由于“粘”字有两个读音,且义项上有较密切的联系,在日常应用中经常读混,所以在一些辞典中并未将“黏”当作异体字对待。如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福建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的《现代汉语词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的《新编汉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的《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的《汉语大词典》等辞典中,均把“黏”作为规范字收录,并在“粘”(nián)的义项上加注“同黏”,同时收录。鉴于汉字在实际应用中的发展和变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3月25日《关于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联合通知》[3]中说明：“根据近年来汉字应用的实际情况,删去《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中的50字,增收854字,其中包括尚需使用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12月2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中淘汰的异体字15个。”这批恢复使用的15个异体字当中即有“黏”字。二、“粘”字读音所带来的困惑目前,在报刊、文章中表述“黏”的概念时,多数人使用“粘”字,这是由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影响的结果及“粘”字书写方便。但在遇到“粘”字的读音问题时,则不太容易判断。这是因为不容易找到一个简单便捷的办法进行判别。那么,如何判断“粘”字在文章中的读音呢？有两种办法可以帮助分析：1.根据词义做判断。在其表述物质性状时读(nián),如“粘性”;在表述行为的功能时读(zhān),如“粘贴”。但是,如遇到上一节中所述“粘合”、“粘结”、“粘附”等两个字组成的词时,则一时不容易想清其词义,只得在情急之中各行其便了。另外,在遇到罕见的专业术语或是词义复杂时,便难以判断。如“粘端质粒”(遗传学)、“粘蜡”(医学)、“粘板”(林学)等,到底读(nián)还是读(zhān),则不考证不足以判别,既对文章诵读和口语交流带来困难,而且在读音上众说纷纭。2.按词性划分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如,可以根据“粘”字的语法功能判断：在作形容词时读(nián),作动词时读(zhān)。但在实际应用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词性分析并不简单,一个词通常不只具有一种语法功能。如,“粘着性”中的粘着是形容词,但如果是表述(两物体)粘着在一起,“粘着”就是动词。另外,“粘结”等词也均可作动词使用,但这里按规范应当读为(niánjié)。虽然还可能归纳出其他一些方法,但一遇“粘”字就要求所有人在读音问题上做一番推理分析,总似有其不便之处。三、“粘”字在科技术语规范化中产生的问题黏、粘二字表达的概念在科技术语中应用是很广泛的。笔者查阅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29个学科的科技术语(总数近80000条),其中以“粘”字为词头的术语(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未收录“黏”字)共有148条,这里面还不包括不以“粘”字为词头而含有“粘”字的术语,数量可谓不少。在这些术语中,单独成词条或形成构词成分的有：～度、～附、～结、～液、～虫、～合、～糊、～盘、～板、～菌、～重土壤、～化、～磐、～细菌、～骨模、～胶、～膜、～土、～性、～着、～涎、～滞、～状、～质、～滑、～粒、～团、～孢子、～藻、～数、～连、～蜡、～固等。其中“粘连”、“粘度”、“粘结”、“粘附”依汉字读音排序时,既有收在“N”字母(读(nián)之下的,也有收在“Z”字母(读zhān)之下的。而“粘固”、“粘蜡”似应读为(nián)音,但收在了“Z”字母之下。可见“粘”在读音上容易陷于误区。另外,其中个别词的读音问题在使用上可能还会引起争议,需要名词委在公布时确认。四、结论在文章及科技术语中仅使用“粘”而不使用“黏”字,容易带来读音乃至概念的混乱。笔者以为,要完全避免上述问题继续出现,在正式出版物表达“黏”的概念时,应恢复使用“黏”字;在表述“粘”(zhān)的概念的使用“粘”(zhān)字,以求概念精确、读音一致。这样,一是可以避免读音上的混乱,二是同语委和新闻出版署1988年3月25日的“通知”精神以及目前的现代汉语类词典体例(目前此类词典多把“黏”作为规范用字推荐使用,下排“黏”字头的词例,而“粘”字仅注“同黏”或“见黏”而加以保留,不排词例)[4]相协调一致。以上分析尚有不成熟之处,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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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几个世纪以来,化学物质逐渐被大量发现,目前已知的化合物就有几百万种,这样多的化学物质如何给予科学的定名,是摆在化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189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日内瓦原则,为化学系统命名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化学发展较迟,直到1934年当时的教育部才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化学命名文件。这个《原则》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虽进行过多次修订,但大多数原则一直沿用至今。而化学术语应当如何制定？是根据汉语的内在规律,制定符合汉语习惯的命名方法,还是全部采用或部分采用外来语制定化学术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着重研讨化学术语的制定方法。二、化学术语的造字问题化学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使用的术语是对新事物概念地描述,一般不能用常见的词语所替代。而我国化学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制定了约200个左右化学新字,用来命名千百万种化学物质。这些新字包括105个元素名称和近百个词根字,解决了几百万个化合物名称的命名问题。词首字和介词,严格讲不属于化学新字,它们大都是汉语中的常见字,只是在化学命名中给这些常见字,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三、元素用字目前元素周期表中列出了109个元素的名称和符号,1至105号元素的名称都是独体汉字,从原子序数106号元素起就不再使用独体字作为名称,而称为“第×××号元素”。归纳起来元素名称用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使用固有的汉字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等,这些元素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它们的字形结构成为以后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二)沿袭固有汉字制定的新元素名称元素固有汉字的造字方法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因而给以后发现的新元素命名时,大体上按照这样的规律造新字。如：锂(Li)、钠(Na)、钾(K)、铷(Rb)、铯(Cs)、钫(Fr)均为金属,故形旁为金,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谐音。砷(As)、硒(Se)、碲(Te)、碘(I),是非金属形旁为石,声旁也大多为谐音。(三)会意造字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事物。氢、氯、氮、溴、碳等都属此类。“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这些字中气字头是一个形旁,另外一个形旁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字符,以上例子中取“轻”字中“圣”、“淡”字中“炎”、“绿”字中“录”作为形旁与气字头组成了“氢”、“氯”、“氮”。“溴”在通常状况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汉文订名从水从臭,是比较典型会意字。“碳”字也属会意字,碳元素的拉丁名称为Carbonium,来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加“炭”而会意。(四)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氧”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根据会意法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失去了会意的意义。“汞”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澒”(读汞)的读音,曾使用过“”字,后又将金字旁去掉直接使用“汞”字,是目前唯一没有“金”偏旁的金属元素名称。“硅”的拉丁名称silicium,来自“silex”一词是石头的意思,我国曾从音译为“矽”,后因“矽”与“硒”、“锡”同音易混,故将“矽”改为“硅”,“硅”字是由日本字“珪”演化借用而来。(五)借用古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钉(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以找到,但作为元素用字,它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赋予了新的概念和读音。作为新的化学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四、化学介词化学介词是代表化合物中基本结构组分间互相结合关系的连缀词。在使用中当名称所反映的结构关系不会混淆时,介词可以省略。化学介词最重要的有8个：(1)“化”表示简单的化合,如原子与原子化合成分子或两个基之间的化合。(2)“代”①表示取代了母体化合物中氢原子。②表示硫(或硒、蹄)取代了化合物中的氧。③表示有机化合物中母体化合物碳原子上的氢被其它原子或基团所取代;硫原子置换了碳原子上的氧原子或置换了羧基碳原子上的氧原子。(3)“合”表示分子与分子,分子与离子相结合或加成产物命名时使用的介词。(4)“聚”表示相同或不相同分子聚合时使用的介词。(5)“缩”表示相同的分子之间失水、醇、氨等小分子而形成的化合物。(6)“并”表示两个或多个环系之间通过两位或多位相互结合而形成稠环所用的介词。(7)“联”表示相同的环系彼此间以单键或双键相联而形成的集合环所用的介词。(8)“杂”用于无特定名称的杂环、多环、螺环的杂环环系命名时所用的介词。以上8个介词用字均选自常用字而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在化学名词中以往不止此8个介词,尚有“络”、“替”、“换”、“取”、抱”、“逐”、“赶”等。后经过长期使用实践,一些意义相差不多,难辨易混或可用其它介词或符号、位次标记等所代替的介词被废止。这便使化学介词得以精简,易学易记,便于使用和交流。五、化学同音字汉语普通话共有1300多个音节,汉字字数如果按1万字计算,平均每个音节要负载7.5个字,这说明汉语同音字是无法避免的。在化学新字的制定过程中,尽量回避同音字,特别是元素同音字。目前使用的105个汉字,它们的读音如果相同,就要造成混乱”如：14号元素曾定名为“矽”(读夕)是合体谐音字,但与34号元素“硒”、50号元素“锡”等读音相同易混淆,1950年化学名词小组将“矽”改为“硅”(读归),“硒”与“锡”根据新华字典仍同音,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化学用字及读音”讨论会上,建议国家语委汉字正音委员会,将“锡”字按北京语音读席,就可以解决目前元素用字同音的矛盾。化学根词如“氨、胺与铵”,“氰与腈”,“肼与”,“胂与”,“膦与”等五组化学用字为避免同音,曾按四声加以区别,如：“氨”读安、“胺”读俺、“铵”读暗。但在长期使用中,很少有人按这个规则读音,因为在组成化合物或官能团的名称时,如氨气、氨基、苯胺、氯化胺,不会因为读音相同而产生误解。这类词与汉语中一般同音词是相同的,属同音异形词,如在一般汉语中“泛、饭、犯”和“生、升—笙”等在使用中都有严格的约定,比如说“吃饭”、“学生”不会有人使用泛或犯来代替“饭”,也不会用升和笙来代替“生”,否则就是错别字了。六、音译词和意译词(1)化学用字中,音译词占的比重较大,前面已经介绍的元素新字中,左形右声的合体字都属于音译词。化学根词用字大多也是音译词,如芳香烃的特定名称中,“苯”(benzene)读本、“萘”(naphthalene)读奈、“蒽”(anthracene)读恩、“菲”(phenanthrene)读非、“茚”(indene)读印、“薁”(azulene)读奥、“苊”(acenaphthylene)读厄、“芴”(fluorene)读勿、“苉”(picene)读匹、“苝”(perylene)读北、“芘”(pyrene)读比、“”(chrysene)读屈等。这些音译词都是单音词,而且就译音而言也是取外文名中的部分音节,并非全部音节的音译,使这些单音词构成的成千上万个化合物的名称,不致过分冗长。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所创新字,多是由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的多音词,其声旁则为外文名称的音译如：“噻吩”(thiophene)、“呋喃”(furan)、“吡喃”(pyran)、“吩嗪”(phenoxathin)、“吡咯”(pyrrole)、“咪唑”(imidazole)、“吡唑”(pyrazole)、“吡啶”(pyridine)、“哒嗪”(pyridazine)、“吲嗪”(indolizine)、“吲哚”(indole)、“吲唑”(indazole)、“嘌呤”(purine)、“喹嗪”(quinolizine)、“喹啉”(quinoline)、“酞嗪”(phthalazine)、“萘啶”(naphthyridine)、“喹喔啉”(quinoxaline)、“咔唑”(carbazole)、“咔啉”(carboline)、“菲啶”(phenanthridine)、吖啶(acridine)、“菲咯啉”(phenanthroline)、“吩嗪”(phenazine)、“噻唑”(thiazole)、“吩噻嗪”(phenothiazine)、“唑”(oxazole)、“吩嗪”(phenoxazine)以上这些名称都是来自外文名的译音。在订名时考虑了这一系列名词用字的一致性。如在化学结构中含氧原子用“”、含硫原子用“噻”、含氮六元双环一般用“喹”。另外,外文词尾“－zole”用“唑”、“－zine”用“嗪”、“－line”用“啉”、“－dine”用“啶”,这样的订名在一定程度上与结构和外文产生了有机联系,便于掌握。(2)外来词中的半译音半译意的词,严格讲第(1)项列出的单音词和多音词,已含有半译音半译意的性质。在元素名称造字时就已规定,元素单质在通常状况下,气态者偏旁从气;液态者从水;固态的金属元素从金;固态的非金属元素从石。化学词根用字中,如芳香族化合物一般从草字头、杂环化合物加口字旁来表示。化学用字里还有不少双音词,半译音半译意,如脂环母烃中“蒎烷”(pinane)、“烷”(thujane)、“葑烷”(fenchane)、“莰烷”(camphane)、“富司烷”(fuscane)等,这些名称中是前面为音译后面“烷”字为意译。另外,若根据物质来源命名则另有一套译意名称如：松节烷、侧柏烷、小茴香烷、樟烷……(3)在化合物名称用字中,还有一些是根据该化合物的形状译意的,如：冠醚、轮烯等。七、会意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事物,叫会意字。元素用字中的会意字本文第三部分中已作了介绍,在化学根词用字中“羟”、“羰”、“羧”、“巯”也是按会意法造的新字。“羧”字是由氧和氢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氢氧基,“羰”字是由氧和碳的形旁在一起表示碳氧基;“羟”字是由氧和酸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含氧酸基;“巯”字是由氢和硫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氢硫基”,这几个字的读音一般是按组成的形旁字的切音读音,如：碳氧切音读汤,氢硫切音读球,氧酸切音读梭,其中“羟”字按氢氧切音应读抢,但习惯上读枪是个例外。有机化学中“烷”、“烯”、“炔”也属于会意字,形旁火表示烃类化台物,另一个形旁完、希、央分别表示链或环的饱和程度,“烷”指化合物中化合价全部得到满足,即碳—碳之间以单键相连,“烯”表示少一个氢原子,以双键连接,“炔”表示缺少两个氢原子,以三键相连。有机化学中化学根词用字较多,大部分是以偏旁会意,含氧化合物用酉字旁会意,如：醇、醛、酮、醚、酯、酐、酚、醌等;含氮化合物用月字旁会意,如：胺、肼、脒、胍、肟、腈、胩、脲等。这两组词除偏旁会意外,或假借或谐音,严格按照会意法造的新字并不多。磷、砷、锑的烃化物：膦、胂、,非金属的四价根：铵、、锍、、、均属于用会意法造的字。八、象形字象形造字是我国古文字的造字方法之一,但作为近代科学造字方法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化合物的结构都是微观的,用象形法造字不能充分表达出所指概念,因此,在1932年我国第一部化学命名法中就规定了不重象形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50年代化学曾创用了一个“甾”字,这是个典型的象形字,“甾”字下面的田字代表四个环,上面的三个角代表环上的三个支链,可谓用心良苦。这类化合物当时生物化学已经使用“固醇”,但出于想缩短名称,造了独体字“甾”,虽在化学中得到应用,因其字形怪异,难认难读,一直未被其它学科采纳。后有根据象形法造了一个“”(读音雷)字表示由四个环组成的化合物就没有推广开来。九、词首用字化合物名称之前加某词首用字来表示其不同的化合状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正、异、亚、次、高、过、全、新、伯、仲、叔、季等。这些字虽都属于常用字,但在化学命名中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字在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中还有不同的意义。如：“正”字在无机化学中表示在通常状态下较为常见的价态组成的化合物,在有机化学中表示直链烃以及官能团位于链烃末端的化合物。“亚”、“次”、“高”、“过”等,在无机化学中相对“正”字而言,比常见价态高的用“高”、“过”,比常见价态低的用“亚”、“次”。在有机化学中“亚”字表示一个化合物从形式上消除两个单价或一个双价的原子或基团,“次”字表示一个化合物,在形式上消除三个单价的原子或基团,不难看出这些词首用字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有着特定的内涵。再如：“伯”、“仲”、“叔”、“季”是汉语里序数词,而在有机化合物里用来表示链异构或碳原子不同取代程度的形容词,而“新”字又是专指具有叔丁基结构的链烃化合物。“全”字指链烃中的氢原子全部被另一种原子所取代而专用的词首字,如：全氟乙烯就是乙烯分子中的氢原子全部被氟原子所取代。词首用字在化学命名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初学者往往因为对词首用字的含义了解不够,而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十、系统名和俗名化学物质有两种命名方法。一种是能完全地表达出化合物分子组成结构的名称,叫系统名,如：甲酸、乙烷、丁醛、氯化钠等。另一种是不能表达(或不能完全表达)化合物组成结构的名称叫做俗名,如：消石灰、石膏、芒硝、苏打、烧碱、升汞、阿托品、阿斯匹林等。上面几节介绍的都是制定系统名时所必需的条件,如把化学物质的基本构成部分各给予一个名称(包括：元素名称、根词等),然后把这些基本构成部分的名称通过相应的介词连接起来构成能反映化合物结构的系统名称。俗名的种类很多,商品名、工业名称、化学系统俗名、生化系统俗名及独立俗名都属俗名。(1)商名是商标名和商品名的总称,商标名带有注册商标性质,不属于化学命名中讨论的范畴,商品名是指具体的商品名称,有些商品名是由商标名演化而来,如我们常说的尼龙(Nylon)就是聚酰胺纤维的商品名,另外商店中出售的明矾、海波、胆矾等,药店出售的苯巴比妥、非那西丁、利眠宁、利血平等都是。(2)工业名称是按工业使用方法或作用取的俗名以便于使用,如：染料工业名称中的硫化棕、油溶黄、酸性绿等。(3)化学和生物化学中的俗名,在本文第六部分介绍的芳香烃母核和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都属于外文俗名的音译名,但在订名时考虑了音节的音译用字的代表性和一致性并与外文读音和化学结构产生一定联系,故属于系统俗名。生物化学中也是根据其含义选择某一种或数种特性为根据而分类制定了系统俗名,这些物质有的结构并不复杂(如：氨基酸),但大数结构复杂(如：维生素、激素、核酸、糖类等)或结构不明(如：蛋白质、酶等)。(4)独立俗名这是与系统俗名相对而言,这类俗名大多在初次发现时或此后由别人另取的不成一类的名称,它们的定名往往是根据来源、产地或外文俗名的音译名称,如：单宁、蚁酸、醋酸、胆碱等。这类名称中生物碱最多。如：adhatodine取自植物Adhatoda vasica,Adhatoda是鸭嘴花属,故将adhatodine定名为“鸭嘴花碱”。除以上介绍的系统名和俗名外还有一种简名。在制定简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使简名与某系统名相混淆。如“磺胺”是“对氨基苯磺酰胺”的简称。它是磺胺类药物中最简单的一种,用它可以命名为数很多的磺胺类药物,大大缩短了这类衍生物的名称。十一、拼音化和借用语汉字的拼音化对汉语化学术语的制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建国初期就酝酿了文字改革,提出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化,并于1958年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对化学命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56年《光明日报》开辟专栏讨论化学名词如何整理和改革,当时不少化学家和语言文字专家发表了不少意见,出现了两种极不相同的认识,一种意见是忽视学科发展和文字改革有关的要求,另一种意见是无视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科学家近百年来心血的结晶,否认它的优点离开当时全国都在通用的现实,要求全盘拼音化。实践证明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在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下,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样长的时间里,对化学命名原则也提出了多种拼音化的修改方案,有的进一步提出直接吸收外国语作为“借用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1)全盘拼音化即废除现有的方块汉字命名方法,用汉语拼音字母按一定规则转写英文化学名词。(2)部分拼音化,对国内已通用的命名方法,用汉语拼音拼写,未定名者按(1)项办法转写。(3)采用“借用语”,选择一种较为通用的外文(如英文)的化学物质名称,直接使用,作为汉语中的“借用语”,并制定一些规则,按汉语拼音方案读音。综观上述方案,重要的一点是方块汉字能否为拼音文字所替代。近年来汉字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汉字与拼音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研究,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各有其优缺点,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可独立使用,也便于辨别同音字,且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有利于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和使用不同方言地区人们的交流,但汉字本身也存在着字数繁多,结构复杂,其表音系统也欠完善,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拼音文字字母数量有限,拼音规则简易有规律,特别是在文字检索和信息处理上比较方便。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汉字的优点正是拼音文字的缺点而汉字的缺点正是拼音文字的优点。另一方面汉语存在着多种方言,因而推广普通话是拼音化的先决条件,但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不可能考虑改用拼音文字。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和人们日常生活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仅化学单独将术语改用拼音文字是不利于交流和推广使用的。十二、海峡两岸化学命名的差异近年来海峡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统一两岸的科技名词呼声很高,笔者对两岸的现行化学命名方法,做了初步探讨。海峡两岸生活着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由同样的文化传统所造就,特别是在30年代还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相互隔绝了近三十年,很少交往,随着科学的发展海峡两岸分别对化学命名原则不断地修订补充,两岸现行原则的差异亦在于此。(一)元素用字的差异：(1)1944年原则中包括92个元素,这些名称大部分是相同的,后来国际上将43、61、85、87号元素分别改订了名称,为与国际上命名相一致两岸化学家也相应进行了修订。(2)93号以后的元素名称是海峡两岸各自订名,虽有些相同,但不一致的名称较多。由以上列出的元素名称对照,可以看出锔、镄、钔、锘、铹两岸订名是一致的,其它不一致的也是同音或读音相近,但选用的声旁汉字不同,所用的造字方法均为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但由于汉语的文字丰富,同音字较多,因而选字的余地也大,再加上两岸的长期隔绝,才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如：99号元素的命名大陆也曾考虑过使用“”字,字虽能表示纪念爱因斯坦的意思,但在此前物理界已把“钍－230”(Ionium)订名为“”,故选用了“锿”字也避免了与85号元素“砹”同音。(3)简化字与繁体字,从50年代开始大陆提倡简化字。1953年,当时的化学名词小组就将使用频度很高的“醯”字因笔划繁多,读音又与“烯”字相同等原因,改为“酰”(读先);另外,“醣”与“糖”可以相通,没有造字的必要;“硷”与“鹼”均简化为“碱”在使用中并未造成误解;第14号元素“矽”因与“锡”、“硒”同音,后决定改“矽”为“硅”。(4)103号以后元素的命名：104号元素和105号元素大陆分别订名为“”(Rutherfordium)和“”(Hahnium),这两个名称是为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Rutherford)和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由美国科学家订的名称。前苏联科学家曾将104号元素订名为Kurchatovium(),用来纪念前苏联科学家库尔查夫(I·Vasilevich Kurchatow),将105号元素称为Niels－bohrium(铍),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Bohr)。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混乱,为解决这一争端,自1971年以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解决。为此,该联合会无机化学组于1977年8月正式宣布以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命名100号以上元素的名称,终止用科学家的姓氏来命名新元素,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后发现的新元素的命名困难,并规定了新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以区别已往元素所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办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符号为Unq。故大陆106号元素以后的新元素也不再采用单音字命名,直接使用“106号元素”、“107号元素”……。(二)根词用字的差异大陆在历次修订命名原则中,考虑便于使用和学习,主张尽量少造新字。因此目前台湾命名中的“”、“”和“”“録”、“”等虽然与以前造字方法有沿续性,但考虑到可以用其它方法命名,就没有再造新字。芳烃化合物的特定名称中,“”和“芴”是1944年原则的定名,台湾化学家又分别定为“蒯”(chrysene)和“茀”(fluorene)与之并用。复杂的芳烃可视为苯环以相邻两个碳原子并合而成直长形分子,大陆用“并几苯”,台湾用“稠几苯”有着微小差异。芳烃环上的氢被烃基取代后的衍生物俗名,大陆没有另造独体新字,直接使用系统名如：异丙苯、二甲苯、对甲异丙苯。这些名称字数不多使用方便,没有另取俗名,台湾方面根据国际俗名音译定了“芡”(cumene)、“茬”(xylene)、“”(cymene)与系统名并行使用。杂环系的命名,除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如：噻吩、吡咯、咪唑、吲哚、嘧啶、嘌呤、喹啉、咔唑、吖啶等两岸使用相同的名称,对非特定名称的杂环及其衍生物,国际上有两种命名方法。第一种是“杂”字命名法,第二种是汉栖—魏德曼(Hantasch－Widman)系统命名法,大陆采用第一种,台湾使用第二种而且制订了大量的新汉字与外文的词头和同干相对应,现列出供参考：(三)新学科术语的差异近年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如：高分子化学、立体化学等学科中的术语订名两岸不一致的较为突出,现以高分子化学为例作一简单的对照：由以上两岸订名的对照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名词在遣词用字上有所差异。但他们都能比较明确地表达所描述事物的内涵。形成了各自沿用的汉语同义词。两岸在化学名词术语中,既有同又有异,通过两岸化学家交往不断深入,相互了解,共同切磋,对某些订名有差异的名词展开讨论,逐步达到共识,共同制定出更为符合汉语规律和规范的化学术语,为繁荣中国的化学科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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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从上个世纪 50年代求学时候起 ,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 ,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 ,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 ,2 0 0 1年 2期 ,下称石文 )。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 ,也不是化学家 ,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