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达开自赴清营之举的管见

近几年来,很多同志对石达开的评价作了新的探索和论述,于石达开的是非功过有了比较正确的评定。在评定石达开的诸问题中,要害问题是最后大渡河兵败被俘的性质是什么?而决定这一性质的关键,又是石达开自赴清营之举。本文试从石达开兵困大渡河畔到全军复没的种种现象入手,探寻其内部规律,从而认识石达开自赴清营之举的本质,以求正于同志们。要确定事物的本质,首先要观察事物的现象。本质必须通过许多现象的总和才能完整地表现出来。     

关于石达开的评价问题

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壮族,十六岁投身于农民革命,是金田起义谋立创国的六王之一,太平天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太平天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是壮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石达开一生的英雄业绩,曾经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他故乡人民的崇敬和热爱。人们为了表达对石达开的敬仰和爱戴,曾在风景秀丽的贵县中山公园修建翼王亭,亭边树立一块石达开祖墓碑,又把石达开家乡改为达开乡,达开乡兴建的一座水库命名达开     

试论石达开回师广西反团练的斗争

石达开回师广西两年多的征程，遭遇到的最凶恶，最棘手的颈敌是广西各地的团练，由于石达开没有正确的政治策略，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又没有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因而无法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了一支没有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孤军，在作战中处处陷于不利的地位，石达开回师广西反团练的斗争失败了。     

天地会首领李锦贵

李锦贵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上林壮族农民起义的首领。陈开、李文茂在浔州创建大成国,他奋起响应,密切配合黄鼎凤攻占了上林县城,建立了农民政权。石达开回师广西,他率众归附,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攻下武鸣等地,并在人力物力上给石达开以很大支援,使石达开经过数年在漫无边际的游击战中所损耗的力量又获得新的补充,继续他的远征。     

论洪石矛盾与石达开的出走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对石达开的评价一直都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太平天国后期著名军事将领忠王李秀成在评叙“天国得失兴亡祸福之事”时说:“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由此可见,要历史地评价石达开,必然要涉及到洪、石关系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看待石达开的出走。本文拟从洪、石关系的历史回顾入手,进而弄清洪、石矛盾产生、发展及其激化的过程,以回答为什么会造成石达开出走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教正。     

论石达开安庆“易制”

关于石达开安庆“易制”问题,是毁是誉,是褒是贬,长期以来,史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之时,有人挖空心思抓住这一问题大做文章,歪曲了事实,搞乱了理论,因此,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展开争论,澄清事实,拨乱反正,这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愿意抛砖引玉,期冀以管蠡之见,就教正于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好。(一) 一八五三年秋,“翼王上安省安民”,年底回天京。一八五四年秋至一八五六年天京变乱前,石达开多次西上督师,“又奉伪旨踞守安庆”主持太平天国在安徽、江西以及湖北等省的军政。这是石达开安庆“易制”的时间和包括的地区范围。     

石达开与天地会关系考实——兼论石达开出走过程中其军队一度分崩离析的原因

石达开在出走途中,是否对所有来投靠的天地会员都“力拒不纳”?为什么不能与大成国协力抗敌?在与会党的关系上他究竟奉行了什么政策?这些都是研究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中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在评价石达开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搞清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不少同志都用分裂主义、流寇主义路线加以解释,我们觉得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值得商榷。下文想结合石达开整个出走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     

石达开不救天京管窥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的内讧，埋下了洪、石矛盾的种子。石达开被迫出走安庆，主要责任在洪秀全。当天京局势危急时，石达开没有移师救援，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手中兵力不足，二是针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他有了更为深谋远虑的挽救天国的战略构想。进军江西、浙江，牵动清军大局，事实证明比直接赴援天京效益更佳。"分裂主义"的罪名无论如何也不能强加于石达开头上。     

石达开回桂部众离散问题的再探讨——《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质疑

1953年,浙江文管会发现一份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员太平军将领上天王洪秀全的本章抄本。这个《本章》,比较完整地叙述了翼王石达开自1857年离开天京起,至1861年离开广西入川止这一段时间的军事活动情况。30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都把它当作“研究石达开所走的分裂路线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关于石达开回桂后部众离散问题的研究,也是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曾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近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是壮族人民的光荣。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教训。金田首义的功臣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其祖父先从桂平县碧滩罗禄洞搬迁到贵县奇石那良村,后搬到那帮村。这一带地方是壮族聚居区。其父亲石昌辉,娶六忽村壮族周氏为妻,于一八三一年生了石达开,取乳名亚达。石达开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他“家稍裕”,其     

石达开部回师广西后的离散及其原因

一八五七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因被天王洪秀全重重“疑忌”而率师离京出走,经安徽、江西、福建又折江西南安,下湖南,计欲取道入蜀,不能得手,遂于一八五九年七月末突入广西。石达开的回师,使自太平军全股北上后遭到清军“随时堵剿”,“近十年颇安谧”的广西各地农民革命斗争,又得到了复兴。在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里,石达开征     

宜州白龙洞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其部将唱和诗摩崖石刻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史称“天京事变”。1857年,翼王石达开被迫出走,率部十余万众离开“天京”(今南京市)。1859年10月,攻占广西庆远府(治所旧址在今宜州市)。次年三月,石达开偕张遂谋、李岚谷等属员郊游于庆远府城城北一里许的北山。游次白龙洞,石达开“旋见粉墙刘云青句,寓意高超,出词英俊,颇有斥佛息邪之概,予甚嘉之,遂命将其诗句勒石,以为世迷仙佛者警。予与诸员亦就原韵立赋数章,具刊诸石,以志游览云。”罗继高宜州白龙洞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其部将唱和诗摩崖石刻     

古战场上的兵器

<正>古战场作为历史上战争的发生地,对战争的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古战场不仅是历史的发生地,也是后人分析历史事件、人物性格的参考。在古战场还能看到不同历史时期武器的演变,感受到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残酷。     

太平军曾广依部在贵州的活动

一 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相互猜忌、残杀,天国政权处于危急之中。年轻有为又有声望的翼王石达开回到天京(南京)后,不但得不到重用,还遭到排挤,性命也无法保障。在“用是自奋勉,出师再表真”的思想指导下,于1857年5月,率领10万大军,从京城出走,经江西转战浙江、福建,复入江西攻入湖南,企图经鄂西进入四川,以天府之地重振天国事业。1859年5月,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湖南宝庆等地,遭到巡抚骆秉章清军和团练的阻击,入川不能,兵分两路由湖南和广东进入广西,与国宗石镇吉在桂林会师,制定了“假道黔境,以窥蜀疆”的进军路线。     

“彝海结盟”的历史功绩及现实意义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由大小互不统辖的若干黑彝家支分割统治着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中央批准，刘伯承司令与彝族果基（沽鸡）家支首领小叶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彝海结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功运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典范。如今，它与当地多彩的民族文化、绮丽的自然风景一起，成为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     

在天京政权衰而复振期间的洪秀全(《洪秀全传》之六)

一、重建天朝领导核心"楚歌声里霸图空,血染胡天烂漫红;煮豆燃箕谁管得?莫将成败论英雄."这首咏史诗是今人柳亚子先生概括太平天国败亡的主要原因:领导人蜕化变质;偏师北伐悲无继:同室相残丧国本;从而铸成千古遗恨而发出的深沉咏叹.洪秀全亲自导演的天京变乱这场历史悲剧,以杨秀清被害、韦昌辉伏诛,秦日纲等数万太平天国骨干力量惨遭屠戮;石达开率领数万"精壮之士"远征不返"的沉重代价,使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夺个人权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了.可是,洪秀全自隳长城,却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事形势急剧恶化.一八五七年下半年,秋冬肃杀的寒风,把重城要地相继失守的噩耗和各地守将频频告急的文书,雪片般纷纷飞向天京.六月十一日,溧水失守.七月十六日,句容陷落.     

大渡河流域时序InSAR地质灾害监测

大渡河流域滑坡灾害频发,对流域内的施工建设和水电站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获取流域地灾分布一张图对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时间序列InSAR技术,对覆盖了大渡河丹巴至乐山段的升轨Sentinel-1数据进行分析,获取了流域2018-2021年的大范围形变结果,并结合光学影像识别出潜在的隐患区域。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最大形变速率达到了-65.2 mm /y;大部分沉降区集中在丹巴、石棉和汉源地区,主要受到地质构造活动和降雨等因素驱动;综合考虑形变速率、地形、植被覆盖和变形范围的影响,在大渡河沿线发现了15处较显著的滑坡隐患区;在典型形变区域,InSAR结果与地面测量数据基本一致,证明了InSAR滑坡监测技术在复杂西南山区的有效性,测量结果将为当地灾害治理提供指导依据。     

“树驮桥”奇观

我国安徽省宿州地区,虽是有名的古战场,却有一些古树幸存,尤以“树驮桥”景观最为奇特。这棵大树长在一座三孔石桥的     

黔东地区古战场遗址之“ 囤”文化探赜

“囤”是黔东地区一种独特的古战场文化,曾在清朝中后期至民国初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探究这一文化遗迹的根源,从“囤”形成的时代背景、“囤”的建设与管理及其文化意义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甘孜泸定:大渡河上铁索不再“寒”

公元1705年,康熙因军事需要和藏汉贸易方便下令修建泸定桥,次年桥建成后,康熙御笔亲书“泸定桥”, 这块御碑如今还屹立在西桥头。1935 年5月29日,红军22勇士强渡大渡河,打开了北上抗日的通道,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