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女性描写三题

从女性文学的视角读解《诗经》,可以发现,《诗经》中描写的女性的形象美、女性的爱情生活和女性在婚恋中的悲剧性命运三个层面的内容,都印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萧红文学创作的女性视角与女性意识

萧红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性女作家之一。她自觉为中国最广大下层女性代言，执著关注中国下层妇女的生存状况和人生悲剧，她始终如一的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进行文学创作，注重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其创作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拓展、丰富、深化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表现内涵，提高了其审美品格。     

现代江南市镇文学中的留守女性形象

现代作家对现代江南市镇文化的文学书写,建构了现代江南市镇文学。此类文学中的留守女性形象系列,主要有许钦文小说《疯妇》中的双喜媳妇、许杰小说《大白纸》中的香妹、王鲁彦小说《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母女和《屋顶下》中的阿芝婶、叶绍钧小说《倪焕之》中的金佩璋等。这些留守女性形象,除了金佩璋为有知识的新型职业女性外,其他都是传统女性,具有浓郁的悲剧性。     

从社会学批评到文化视阈下的诗性观照——《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之评述

在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以其丰富的文化蕴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出现了许多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乔以钢教授作为获得过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组委会嘉奖的优秀女性文学研究者，以《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等众多著作，     

女性主义的拓荒者——丁玲早期的作品

丁玲无疑是中国20年代后期文学女性的最杰出的代表。她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了一代文坛，成为“一登台就挂头牌”的知名女作家，为女性文学树起了丰碑。《莎菲女士的日记》作为丁玲的成名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它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在于小说通过对主人公莎菲女士一段心灵历程的描写，细致而又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中后期，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新女性的矛盾和苦闷、理想和追求，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独具风采的女性形象。对于莎菲，茅盾曾指出她“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规律之探寻——《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论纲

本文是女性文学研究专著《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一书的论纲。本研究致力于中国女性意识的现代嬗变轨迹及中国女性文学宏观发展规律的探寻。     

论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嬗变

莎菲、丽嘉、美琳、贞贞、陆萍、黑妮、杜晚香是丁玲笔下的不同女性形象 ,显示了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 ,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形象在争取政治经济的解放和实现自身价值过程中的演变     

在女性天国里驰骋——评《时代女性论稿》

<正>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学者,研究者以女性文学,女性视角为契机,揭示女性复杂的心灵世界,展示作家创作动机与缘由,探索文学发展的历程,以此衡量社会进步的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这片天地中,有两位辛勤耕耘的作者陆文宗、王建中教授又以他们的累累硕果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再创佳绩——《时代女性论稿》的问世。这部书以女性为总体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有深度,有广度进行深刻剖析和诠释,从而揭示茅盾文学创作世界中五彩缤纷的人物     

论张洁与朴婉绪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长久以来,中国与韩国用封建礼教维持了巩固的父权秩序,这使得女性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受到男性的统治与压迫。然而,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追求女性解放以及探寻女性自我价值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这一背景下,中韩同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呈现了共性的现象。本文着眼于张洁和朴婉绪女性小说代表作《方舟》和《活着的一天的开始》,以其中出现的知识女性形象为中心,从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探索与追求,以及女性对父权制度的质疑与否定两个层面,探究20世纪80年代中韩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状况,考察同一时期出现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意识,分析女性主义文学给中韩两国带来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近代上海女性文学——战争、城市、女性

文章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创作。首先对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做了简要的叙述。再以此视角来分析近代上海的女性文学,从战争、城市和女性三方面分析其各自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得出正是由于战争这一特殊环境和上海这一典型城市形成的独特的地域文化,才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     

女性诗学的现代转向--少数民族预科大学语文教材中《金黄的稻束》疏解

《金黄的稻束》是2014年修订版预科《大学语文》（人民出版社）中的新增篇目。在预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将从女性诗学的角度解读这首诗歌,以此培养与提高学生对现代汉语诗歌的鉴赏能力与阅读素养,从文学的美中收获心灵的诗意。《金黄的稻束》体现了郑敏对女性诗歌的探索,以智性书写和母爱思维思考现代女性诗学的走向,从而对现代女性诗歌的困境提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转向谋略。     

论王安忆作品的女性意识

王安忆在首次涉笔性爱,使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由社会层面发展到性别自觉阶段,达到了第一次飞跃和突破之后,其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内容的书写和挖掘上,而是进一步上升到对文本形式的改造和利用上。王安忆在其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实现了进一步突破,这奠定了她作为一位女性主义者的坚实的地位。     

浅析曹丕的《典论·论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时期，在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文化呈现着多元化的状态。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审美形式等方面树立了丰碑，为创作主体的个性迅速觉醒起到良好作用，促使中国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文学创作成为了有目的的自觉追求。     

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传统文化理念:崇尚功利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脉相传的一种文化理念。身处现代中华大地的中国作家们，在崇尚功利的文化语境中，不得不让文学与政治亲近，甚至让文学与政治联姻。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文学与政治走向了一体化。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既是自发的，又是自觉的。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发展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经历了五四时期的觉醒期,30年代至70年代的消融期和80至90年代后的发展期。在女性意识的嬗变发展过程中,显示着女性意识由自觉走向自醒,由模糊困顿到明晰多样。从不同阶段女性意识的不同特点中,可以透视出20世纪女性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及面临的困惑。     

对抗与消融——从《青春之歌》看宏大叙事下的女性话语

十七年文学对政治话语的强调遮蔽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主体性,不过,这种特殊的文学环境也促成本时期文学创作另一种美学风格——压力下的矛盾与抗争。以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为例,从"五四"及建国后女性神话的颠覆,爱情的隐匿叙说和文本结构的男权色彩三个方面入手,诠释主流评价话语之外的女性意识的对抗及其最终的消融。     

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话语

女性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就是文学天地中一块富有生机和意趣的田园,不断出现的新人新作使这个文学领域一直引人注目.与“五四”时期对照,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阵容和实绩已经在文坛上占领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时期之初,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带着对“四人帮”虐政的愤怒控诉步入了文坛.劫难之后的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对极左思潮的追究,吸引了当时文坛的全部注意力.宗璞的《三生石》、茹志鹃的《剪辑错了故事》、刘真的《黑旗》、韦君宜的《洗礼》、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小说,都是文坛上的厚重之作.这些女作家的作品紧扣着当时的社会脉搏,抨击极左政治、呼唤人格尊严.人道主义精神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情绪中唤醒了人们许多久遭禁锢的情感,沉沦己久的女性意识也应和着“人的解放”的思想潮流继“五四”新文学之后,再度浮现出历史地表.     

康德“崇高”思想在中外女性艺术形象上的体现——论海丝特、乌苏拉和王葡萄三位女性的崇高与伟大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论崇高"对构建崇高和完善人类心灵结构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美学思想对中外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字》中的海丝特、《百年孤独》中的乌苏拉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这三位女性身上所折射出的勇敢、尊严以及对大善大爱的坚持所凸显的母性崇高感正应和了康德的崇高美学思想,令人印象深刻,发人深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的启蒙价值。     

女性,不该做心狱中的囚徒——由《金锁记》和《玫瑰门》说开去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铁凝的《玫瑰门》在勘探人性丑与消解神话方面堪称女性文学的范本。本文试图通过对她们的解读,带给当今女性文学中的“个人化”写作和“另类”写作一些启示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