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伏羲是人文始祖中华文明史应有八千年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1996年，国家组织了200多个学者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并于2000年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这个年表把中国的历史往前推了1200年，到公元前2070年。中国的历史究竟有多久？     

确定武王克商之年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到盛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我国传世文献上记载的古代确切年代却是司马迁所定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在就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疑难和分歧。到1996年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时，才解决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史记》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表初探

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12“世家”和若干“本纪”的纪年与历日记载的分析表明：自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时期的纪年法,以次年王公纪年法为主流,当年王公纪年法为支流,并杂以若干非常规的王公纪年法;春秋时期共他诸侯国历法和鲁国历法大同小异,建正有建子、建丑之别;司马迁对这些纪年与历日的记述,是依据《春秋历谱谍》等可靠的史料作出的,其所构建的西周共和以后及东周年代,只有比例很小的失误,其整体是可靠的;西周共和元年是为公元前841年,可作为后计其后年代、前推其前年代的不可动摇的基本点。     

公历纪年与北京建都纪念

1986年10月,苏州举行了建城2500周年纪念活动。据考证,这座文化名城始建于春秋时代吴王阖闾元年,即公元前514年。由此容易推断,苏州建城2500周年其实应为1987年,而非1986年。也就是说,当初举行建城2500周年纪念活动,实在是超前了1年。这一年之误,系未计及“公历纪年中不存在公元0年”这一事实所致。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苏州城,到公元前1年为建城513年;再下一年,即公元1年,则为建城514年。据此易知,1986年乃是苏州建城2499周年。现在再说北京建都问题。近年来史家考证,周武王伐纣后分封的燕国于公元前1045年在今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畔建都。此说有出土青铜铭文为证。近悉北京市有关部门为此拟于1995年举行北京建都3040周年的纪念活动。笔者久居北京,闻之甚觉欣然。但与此同时,亦深感实有必要及时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倘若果真如此纪念的话,则势将重蹈苏州建城纪念超前1年之误。因为,1995年其实是北建都3039周年,纪念建都3040周年的活动应推至1996年举行。这样说的原因,还是由于“公历纪年中不存在公元0年”。若以“公元前1045年燕国始建其都于今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畔”作为北京建都之始,则公元前1年为北京建都1044周年,公元1年为其建都1045周年,进而易知,公元1996年才是北京建都3040周年。这区区一年之差,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但逢到像北京建都纪念这样的大事,却务必慎之又慎啊。     

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

商代晚期，商王用5种祀典周而复始地祭祀先王先妣，学者称之为周祭，有纪时功能。文章通过研究商末帝辛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周祭材料在历法上的自洽性，得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的历日特征，即帝辛二祀正月初一应为丙辰日或二月初一为丁已日，结合其他材料，确定了帝辛元年为公元前1075年。     

人类对地震的认识

地球上大约每年要发生五百万次地震,其中人们能够感觉的约五万次,带来破坏的约一千次,造成强烈破坏的有十次左右。我国是记录和研究地震现象最早的国家,据《太平御览》记载:“墨子曰:‘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公元前780年,我国陕西西周地震,周朝大夫伯阳甫认为地震是由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所造成的。这种观点虽说比较含混,但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已在探讨地震的成因了。古希腊     

中国最早的天文台

中国专家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专门观测天象的天文台,最早的天文台建于夏代,时间约为公元前2033年至公元前1.562年间,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元代(公元1271年至1368年)曾经在北京建立的司天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据武汉电视台援引专家研究结论称,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专门观测天象的天文台,相传夏代叫“清台”,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时称“神台”,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0年)称“灵台”。周文王时期的灵台筑在都城丰邑的西郊,现陕西西安市西南,台高2丈,周围420步。春秋时诸侯造的天文台称“观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以前的天文台仅是一个较四周略高的高台,以圭表和原始的浑仪观测日影、月亮的盈亏和星星的位置。到了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在长安和洛阳都建有灵台。东汉时在河南偃师建的一座灵台高约20米,台基约50米见方,顶部为观测天象的场     

颛顼历三事考

通过颛顼历的合天年分，求得其测制年代为公元前３７８±３２年。颛项历是在先进的四分历术创立后不久，由三晋的夏历移植到秦国，只是改用了秦国的岁首，属于人正系统，后又传入楚国，为楚人所用，并改用楚国固有的若干月名。颛顼历从创行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止，除秦武王二年一度改变外，始终以十月为岁首。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博物馆在陕西省西安市境内,西安是千年古都,自西周建都丰镐,历经秦、汉、晋、魏、隋、唐,明等朝代。明王朝建立后,洪武二年(1369)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由此得名。西安留下了许许多多古文化遗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博物馆就是众多文化遗迹瑰宝中的一个。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74年被发现,这座考古遗址上的成千件陶俑将依旧沉睡于地下。秦始皇,这个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殁于公元前210年,葬于陵墓的中心。在他陵墓的周围环绕着那些著名的陶俑。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     

《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

北宋医家杨介所著《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是我国影响最大的人体解剖图谱和继《铜人图》后出现的十二经脉穴位图。惜两图早佚，现已难窥其原貌。作者根据宋代以来的有关典籍与日本的《顿医抄》、《万安方》等医籍，对原书进行了考证，主要就其成书时间、相关人物、相关书籍、源流与历史贡献作了讨论，特别对搜罗到文献中保存下来的脏腑图、十二经脉穴位图加以揭示比较，以求再现原图的轮廓。     

蒯因论同一性

在蒯因的著名口号“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中,“同一性”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恰当地被忽视了的问题。本文力图表明蒯因对同一性问题并没有作出合适的解释。     

包山楚简历法新证

该文利用四分历步气朔公式，求历元公式和“借半日法”对包山楚简历法材料进行计算，证明包简主民日干支全部合历，楚国行用丑正殷历，产针“借半日法”的使用提到战国时期。     

划界问题:康德与前期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哲学与康德哲学有某种深刻联系.他在前期所进行的"语言批判"更多地受到康德的"理性批判"的影响."语言批判"和"理性批判"的核心都是"划界问题".本文深入分析和比较了康德的"划界"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划界"之异同,指出"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划分是二人共同的基本观点.     

从北方神鹿到北方龟蛇观念的演变——关于图腾崇拜与四象观念形成的补充研究

作者曾论述过四象观念起源于华夏族的图腾崇拜，即东方苍龙源于东方东夷民族的龙图腾，北方龟蛇源于北方夏民族的龟蛇图腾等。近发现战国以前四象文物图案北方是鹿而不是龟蛇。该文因此作出补充研究，论证了北方神鹿也是北方民族的图腾，并且论述了从神鹿到龟蛇的演变过程和思想基础     

自然观的转型

本文提出人类第一阶段的自然观是人类敬畏自然的自然观，人类考虑不到生命和环境会有系统地进化或衰退。这是客体高于主体的自然观；第二阶段的自然观是生命的进化观，认为持续进化的人类可以主宰自然，战胜自然，是主体高于客体的自然观；第三阶段是生命的诞生，发展到衰亡的全过程的自然观，是人类主动尊重自然规律的自然观，演化又回归了客体高于主体的自然观。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科技资源优化配置

本文分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主体的加入和原有主体的改造结合模式,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作用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的对接模式,科技项目投入和社会资源的创新整合结合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加大创新主体的培育,既要注意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作用,更注意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既要注意科技项目的投入,更注意社会资源的创新配置等方面提出了按照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要求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的对策建议.     

尼采对现代科学的评价

尼采对科学的评价从属于他对人性历史的阐释工作。权力意志是尼采对生活世界的根本理解,从这一视角出发科学及其真理成为服务于生命斗争的工具。理论是理论的人的生存形态,它曾表现为神性的理想,最终堕落为要虚无的意志。     

科技时代的人性自觉

当今时代,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都离不开科技,科技甚至成为使一切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总问题,特别是人性这个人们一直都在进行自我关注和探索的古老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显得格外醒目.我们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实践深入研究现代科技与人性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包括人性异化的科技根源和科技异化的人性根源,以及人类走出这种双重异化困境的途径,进而获得深刻的人性自觉,重塑科技,重建文明.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了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