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书诸侯葬后举谥似乎无一定体例,＂三传＂对此各有阐释。为此,以《左传》文献为依据,结合＂三传＂的观点,通过对其归类整理、梳理、考析,剔除其不合理之处,认为《春秋》书与不书诸侯葬谥有其独特的书法体例,即以内鲁和同盟为前提,国君之是否礼葬为书同盟诸侯的标准,而吴楚僭越、夷狄和灭国则不论同盟与否均不书。     

论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

文章从经学、小学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研究现状，指出武威汉简本《仪礼》存在少量的古文现象，但以今文为主的主要特点，并就今文本的几种说法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指出需要从经学和小学的不同角度进人更深入的研究，或者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才能判定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性质。     

丁鼎《〈礼记〉解读》评介

《礼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典籍，它原本是西汉时期纂辑而成的附属于”六经”之一《仪礼》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缔陛质的书。由于其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且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东汉时学习、讲研的人越来越多，地位也日益上升，不仅独立成书，而且由附庸而上升为大国，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为”三礼”。     

沈彤《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江沈彤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研治《仪礼》并不宗主汉、唐、宋、元众多学者一家之说,而是善于运用考据手段,从郑《注》、贾《疏》、敖氏《集说》等各家训释分歧捕捉入手,剖析前贤各自立说的是非得失,进而形成可信的训释见解。《仪礼小疏》著述体例并不整齐划一,加之考据中偶有"过于推求,转致疏舛"之弊,并没有淹没沈氏在《仪礼》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它开启了乾嘉时期汉学考据派学者注重小学考据的研究学风,揭开了乾嘉时期《仪礼》今古文校勘和注疏类校勘考证的先河,对之后的《仪礼》诠释与校勘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飞廉之死考

关于飞廉之死,《史记》与《孟子》的记载完全不同,新近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与《孟子》的记载近同。结合后世学者的对于飞廉之死的史料选择,加之其时商周的军事实力对比,可以推测《孟子》所载飞廉之死合乎史实。     

《金瓶梅》履痕寻踪

与《三国》、《水浒》相关之资料，存世颇多，而同为名著的《金瓶梅》之资料，见诸于记载稀少。因而导致《金瓶梅》研究之艰难。学界曾发下宏愿，遍检明延至清代群籍，不会不有蛛丝马迹。然一、二人，所及有限，不能穷尽典籍无遗。我们只能将阅读前人笔记中只言片语，勾稽出来，作为资料。其难度确如“披沙淘金”，所淘之金指《金瓶梅》耳。如果学界群起，当可觅得《金瓶梅》所履之真迹，是为小引。一、《金瓶梅》“书影”“书影”不取固有义，这里指书的影子，从前人笔记中，并未明指，而只是暗指，只有模糊的影子，或情节、或人物、或器物…     

吴廷华《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乾时期"兼采汉宋"学风的礼学思潮下,吴廷华顺应和张扬这一治学风尚,其研治《仪礼》在以郑玄注和贾公彦《仪礼注疏》之说为主的基础上,又广泛吸纳往哲时贤的训释成说,从辨明诠释是非入手,结合自身的诠释思考与理念,形成新的训释结论,广综博取特性鲜明。《仪礼章句》体例划一,着眼于简明疏解《仪礼》本经,在离章析句、校勘、释音、仪制训解等方面,皆形成了自身的诠释特色,为乾隆前期《仪礼》学的传播,发挥了其他著作难以替代的"学礼者阶梯"作用。     

陈奂《诗毛氏传疏》的礼学思想探析

陈奂《诗毛氏传疏》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主旨为探明《毛诗》古义,尤其擅于考证《诗》中之礼。陈奂精通礼学,在注《诗》时经常对郑玄等前儒礼说进行驳正,对《仪礼》仪节进行考证,并根据《毛诗》对先秦逸礼进行发掘。他在疏中提出了诸多礼学观点,如《诗》可以补礼之阙、春秋有变礼、礼尚养老等。其解礼的总体特点一是重视文字训诂,二是擅于以经解经。     

《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与唐明贵先生商榷

据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记载，汉文帝时已置《论语》博士，说明汉初《论语》已经存在，陆贾《新语》、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其对策对《论语》的引用也说明了这一点。《论语》在汉初已出现，汉初鲁学、齐学并盛，故在这一历史时间已存在鲁学《论语》、齐学《论语》了，只是期间《论语》无定名，从而也无《鲁论》、《齐论》之称。但无名而实存的《鲁论》、《齐论》比《古论》出现得早。     

盛世佐《仪礼》学研究浅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盛世佐以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并以"博综、折衷、自得"的穷经风格,继承和发扬了其师桑调元的问学主张。盛世佐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认知的独到见解,也有对《仪礼》诠释史上某些重要学者重要著述的清醒认知;由于不囿于前贤成说,他的"自得"研究成果中,对《仪礼》经文及其郑《注》的文字讹误进行了纠谬校勘,并通过文字的音韵训诂和传统仪制的文献考量诸法,攻驳错误诠释,大胆求证,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戴帽与美容

帽子在我国至少有5000多年历史,古时候人们把帽子作为一种装饰品。成语“冠冕堂皇”中的“冠”、“冕”都是指的帽子。据《风俗通》中记载:“黄帝始创冠冕”。上古时代,“冕”出现在“冠”之前,它是皇帝专用之物。冕冠也是诸侯及卿大夫参加祭祀典礼时戴用的最贵重的一种礼冠。据说这种冕冠夏朝就已出现,夏商两代各有专名。及至周朝,始称冕冠,省称为     

论唐玄宗注《孝经》的原因

作为日理万机的一国之君，唐玄宗亲自为儒家经典《孝经》作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他希望借注《孝经》，来改善“孝先于忠”、“因孝僭礼”的社会现实。教化天下百姓以及有不臣之心的四方诸侯“以顺移忠”。     

《诗经》中周王祭祖初探

关于周人始祖后稷的诞生，《史记》中记载没有《诗经》中记载真实，《诗经》中记载揭示了周人始祖诞生的真相；后稷肇祀，开周人祭祀之先河，为后代的祭祖奠定了基础；经过周人17代的发展，周正祭祖已形成完整的仪式，这个仪式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祭祖阶段、燕尸阶段；通过周五条初探，揭示周正祭祖实质。     

从《诗经》的爱情诗看周代的聘婚礼及婚制特点

《诗经》中有大量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反映了周代的聘婚礼和婚制的特点。《仪礼.士昏礼》中记载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聘婚礼的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在《诗经》中都有明显的反映。由这些爱情诗亦可反映出周代婚制的诸如重视门第、同姓不婚、夫家专权等特点。     

《世本》版本流变略论

《世本》一书的版本流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诸侯、大夫的家谱记载以至小史汇编成专书阶段和该书的整理、注释及散佚阶段。该书所记录的时代至西周时期，最迟至战国时期，不能据后人增窜的零星内容而推迟其成书时代，且其散佚自南朝开始，至宋代并未完全亡佚，也不能完全依靠目录而断定古籍的流传与存亡。     

杭州历代石刻名迹

南朱《御枇石经》，又你《南宋太学石经》《南朱石经》。现藏杭州碑林。石经为宋高宗赵构（1107-1187）亲笔所书，部分为吴皇后代笔，时间约在绍兴五年至十三年（1135-1143）。临安知府张墩奉诏摹石，刊刻于绍兴十三年至十六年（1146），立于临安太学（今杭州庆春路西端前洋街岳飞旧宅）。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全帙，节录《礼记》五篇和《论语》《孟子》等七经，卷末皆刻秦桧跋语（后皆毁去）。淳熙四年（1177），诏临安府特建“光尧石经之阁”贮立之。宋人《中兴小纪》《四朝闻见录》《石刻铺叙》等均有记载。     

从《诗经》的爱情诗看周代的聘婚礼及婚制特点

《诗经》中有大量的爱情诗, 这些爱情诗反映了周代的聘婚礼和婚制的特点.《仪礼·士昏礼》中记载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聘婚礼的六个步骤, 这六个步骤在《诗经》中都有明显的反映.由这些爱情诗亦可反映出周代婚制的诸如重视门第、同姓不婚、夫家专权等特点.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新解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是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     

人参

俗话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是关东三宝之第一宝，素有“百草之王”的称号，它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在很早的医书《神农本草经》里就有人参的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对人参极为推崇，认为它能“治男妇一切虚症”。几千年来，人参都被列为中草药中的“上品”。     

《天城石壁记》的文献价值

《天城石壁记》是研究宋元方州之战最原始、最详细、最可靠的珍贵史料，有些记载可以补正《宋史》、《元史》之缺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