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北大核心CSCDCSSCI

张剑著:《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460页,定价49.00元,ISBN∶7-5328-4978-3。在20世纪上半叶,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科学社团当属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不仅标志了中国科学家迈向专业化的重要一步,而且在众多方面深远地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科学、教育以及社会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张剑在书中对科学社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时间跨度从1914年开始,叙述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科学留学生如何创建了该社,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集中管理的科学政策下,民间社团独立机构失去了生存空间,导致了科学社的解散。     

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

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英文）

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科学》与近代科学家形象的构建

中国科学社1915年创办的《科学》是中国近代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阵地。《科学》尤为关注科学家,通过传记、轶闻、评论等形式对科学家进行介绍,构建了聪明、勤奋刻苦、热爱科学和科学真理的科学家形象。《科学》中科学家的描述力求客观、准确,并通过生活逸闻趣事对科学家形象进行补充,介绍的科学家以国外为主,但是对中国科学家也有所关注。《科学》对科学家形象的构建,有利于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同时对于提升中国近代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竺可桢与科学史学

本文通过对竺可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次科学史观念变化的深入考察,挖掘追溯了竺可桢的新观念的来源,发现通过英国左翼科学家的著作,竺可桢受到了其背后所隐含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学的影响,体现在竺可桢对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上,从而为认识竺可桢的科学史学思想及其时代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年老科学家比年轻科学家更抵制科学革命?——再议普朗克原则

普朗克原则指出,年老科学家比年轻科学家接受新理论的速度更缓慢。本文试图在社会语境下分析年龄在科学创新接受度方面的影响,包括认知和动机因素、结构因素以及科学评估的语境。研究认为,相关实证研究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普朗克原则,年龄并不是抵制新科学理论的强相关因素,在新科学理论被接受过程中年龄的影响受其他多种因素作用,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家对新理论的接受和选择,但其选择的背后因素是认知的差异。年龄效应的复杂性体现在,年轻科学家和年老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差异使其在接受新理论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及认知语境不同,或者还有其他影响科学变更的因素。因此应该摒弃"年老科学家必然导致对新理论的抵制"这一观点。     

“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观点探析

任鸿隽先生1915年在《科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在文中他指出中国人认识自然方式的缺陷在于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而已。任鸿隽过于强调归纳法,针砭中国传统学术中"驰骛空虚"之病,但却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造成这一偏颇的根源在于他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对自然科学史了解上的欠缺。任鸿隽对归纳法情有独钟,这与他对科学的理解、科学救国的实用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竺可桢与中国科学社

竺可桢早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并始终为该社的骨干,为其事业的持久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他在《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普及科学常识,传播专业的科学知识。他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呼吁社会重视科学研究,为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钱学森对国家尖端技术自主创新的意见

钱学森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人,退休后长期担任国防科技委高级顾问。他非常关注新时期的国家尖端技术以及与尖端技术相关的自主创新工作。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提出,芯片产业属于国家尖端技术,必须坚定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文章披露了钱学森关于集成电路产业的剪报及信件,并总结、梳理了他对于落实国家尖端技术自主创新的三条意见:发扬两弹传统、善用对外交流以及培养创新人才。对于"钱学森之问"的旨归及理解亦有创新之处。     

中美新闻周刊科技报道比较研究——以《三联生活周刊》与美国《时代》周刊为例

作为具有深度报道优势的中美知名大众新闻期刊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与美国《时代》周刊对本国的国民科学素养和科学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三联生活周刊》与美国《时代》周刊科技报道数量、报道内容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分析两本期刊的内容分布、栏目设定及图片搭配等,并对中美大众新闻期刊科技报道的方向与力度进行比较,对新闻期刊科技报道质量的提升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中日韩A3前瞻计划合作机制的建立、实践及启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日本学术振兴会、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构建了中日韩区域科技合作的A3前瞻计划合作机制。其工作主要包括:召开亚洲研究理事会主席会议,举办东北亚科学论坛,并联合资助三国科学家在选定前沿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通过A3前瞻计划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促进了亚洲区域科技合作,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关于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地方基础研究工作战略协作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地方基础研究工作之间战略协作的重要意义,回顾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地方基础研究管理部门加强协作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的思考和建议。     

台湾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取向

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进行中西科技发展的比较,不过那是一种缺乏实际接触的比较。事实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使得两种文明中的自然知识传统遭遇,其间产生的竞争、冲突与比较,留下许多可进一步探究的议题。文章选择从明末清初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来分析近20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所处理的一些新议题。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纬解析建国以来科技规划的基本特点

概括出60年中国科技规划简史的时序图。从历史与现实的经度和利益与协同的维度研究得出建国以来科技规划的6个基本特点,同时指出规划科技和自由研究的悖论。     

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规划便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模式，曾经并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截至目前，国内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本文首先构建了科技发展规划的基本模型，进而，以此模型为基础，认为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公共政策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保证科技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