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新出土韩愈碑碣考

2006年6月13日，河南省修武县出土了5块与韩愈有关的石碑，分剐是：宋熙宁三年《唐韩文公故里》碑、明嘉靖四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五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二十年《韩文公祠祭田》碑，以及清道光二十四年《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根据不同史料考证，这5块石碑应是修武韩愈后裔于民国年间利用旧碑刻制伪造和新刻而成，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修武韩氏为韩愈后裔的称号，纠正清乾隆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的圣旨。     

浅谈《邕州小集》及其作者陶弼

子厚才名甲有唐,谪官分得荔枝乡。罗池水尽黄村死,徒有空碑在画堂。     

泰山 :一部中国书法史

泰山是一部厚重的书法史,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历代不乏书法大家,在泰山留下了众多的在书法史上有显赫地位的法书名刻。其中以秦《泰山刻石》,汉《衡方碑》、《张迁碑》,北齐《泰山金刚经》,唐欧阳询《房彦谦碑》、李隆基《大观碑》,宋赵佶《大观圣作之碑》,明顾有初《玄帝宫碑》,清何人麟《杜甫秋兴八首》九大名帖,集篆、隶、楷、行、草之大成,名垂书史。泰山书法,造就了书法中的泰山。     

方块白文与汉字俗字

方块白文的书写符号系统与汉字俗字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白文自造字的书写符号实际上是由汉字俗字借用而来的。此外，有一部分白文自造字则是在字形上与汉字俗字偶合。汉字俗字对白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白文直接借用汉字俗字；二是白文造字法受到汉字俗字的影响。     

关于唐“三李碑”

山西榆次市使(?)镇,原有唐代书法名碑三通,这三通唐碑,是李唐封建王朝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氏父子三人〔李良臣、李光进、李光颜)树的墓碑.人称“三李碑”.李良臣的一通已轶,现仅存李光进、李光颜的两通、关于“三李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以及这三通碑的树立年代,过去无人撰文进行论述,偶读山西省图书馆一九七七年编印的“山西历史地名录”(以下均简称“地名录”),提到“三李碑”的树立年代,“地名录”的编者从碑文断章取义,把“三李碑”的树立年代断为树立于唐宝应、贞元之间,尽管编者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然而这一结却是错误的,本文就“三李碑”的树立年代、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伟大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舍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俗字浅考

俗字文化作为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俗字研究过程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化渗透都体现出俗字文化特有的文化特点.现代俗字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代文字中收录的俗字进行解析,以南部档案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提升汉语俗字研究的文化意义,为近现代汉语俗字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实现对文化的现代继承和发展.     

敦煌历文俗字类型研究

敦煌历文是有关会计的文书,多为写卷.俗字盛行,是俗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对其中俗字进行整理对于研究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敦煌历文俗字类型可以归纳为十一类,这对汉语俗字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曾集本《陶渊明集》之特殊文字析略

曾集本《陶渊明集》中有226个俗字,这些俗字写法主要是为了书写的便利或更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有11个缺笔避讳字,这些避讳字可以作为该版刻于南宋绍熙年间的一个佐证。     

泰山“鸳鸯碑”史事新笺

泰山鸳鸯碑立于唐显庆六年（661）,为李唐及武周七帝（唐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及周武则天）遣使诣岱建醮的纪事碑。唐代题刻共29则,纪年始于显庆六年（798）,迄于贞元十四年（798）,时间延续百三十七年之久。 由于鸳鸯碑刻词多言醮章功德之事,非大雅之作,故明以前一直未引起重视。清顺治间顾炎武访获此碑,始加考订（见《金石文字记》）。此后朱彝尊、阮元、武亿、王昶、陆增祥、陈垣等皆对是碑有所考论,其中以王昶《金石萃编》之记述最为博洽。 不过昔贤虽用力甚勤,但其考证仍有一二疏略之处。因取新旧唐书、通鉴、全唐诗文等唐代史料,与双碑之题记互为比勘,其中对碑文有涉唐代政治史事者,尤为致意。幸于昔贤之后,继有所获,或可印证旧史,或可补缺订误,而有唐百年中政治兴衰之大端、社会面貌之大略,亦可从斯碑中概见。足信贞石证史,洵非虚言,因撰小文,略发幽微。     

关于《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的一点商榷

袁行霈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如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高度,实用性和适用性的结合等,是集教材、教学参考书和专题文献导读为一身的多功能的书籍。但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如第四编唐代文学部分,从教学的角度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点,如条理欠明确、经典性或较弱等。     

论北宋贾昌朝《群经音辨》的辞书学价值

北宋贾昌朝所撰《群经音辨》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基础上,对群经中的1000多个常见异读字专门进行了整理、分类和辨析,它不仅是一部重要的音义著作,还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同形异音异义词词典。作为一部工具书,《群经音辨》在编排体例、训释方式等方面都体现了其规范性和科学性,对后世的辞书编纂颇有启发,因而在我国辞书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旧唐书》和《新唐书》“乐志”研究

唐朝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最高峰。对唐代音乐文献的研究,在正史中主要依靠《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通过两者内容的综述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偏重于“乐”,比较注重音乐品种和音乐史实的叙述,行丈简洁;后者倾向于“礼”,对礼仪的描述篇幅巨大,论乐的部分较少且认识深刻。     

略论杜佑的<通典>

《通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系统、有门类，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性政书。它的产生与杜佑所在唐王朝的主客观条件密切相关。《通典》的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编撰方法，为工具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材料征集详而不繁；史学思想具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洞幽烛微创见迭出--评王辉斌教授《唐代诗人婚姻研究》

王辉斌教授的新著《唐代诗人婚姻研究》是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部拓新之作。全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既有深入翔实的考证，细致缜密的分析，更有前人未道的大胆新颖的学术创见。其突出学术特色为：立足史实，勇立新论；材料翔实，结论简明；思维敏锐，绝处逢春。     

唐代文化名门的典籍收藏与保存

唐代文化名门是唐代私人藏书的主要群体，他们大多是学者身份，主要为用而藏。唐代藏书文化的繁荣与印刷技术和书画业贸易的繁荣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名门所藏的书籍既是他们精神的一种寄托又是他们自我标榜的重要工具和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浩如烟海的书籍为子孙后代的读书学习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也提供了极大的诬利，藏书——读书——再藏书俨然成为文化君门区别于其他家族的一大特色。唐代文化名门在图书的收集、整理和保存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为祖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龙筋凤髓判》探析

判是制判者对一个案件、事件是非曲直的判决与裁定，通常分为判目与判词两大块，张鷟的《龙筋凤髓判》便是唐代典型的拟判集之一。全书共4卷79则判文，通篇用骈体文写就，判目真实具体，判词征引繁富，最终处理意见简括明确。书中不仅反映了张篱深厚的法学功底，而且也反映了唐高宗到玄宗开元时期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认识，同时从拟判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研究唐代科举、铨选的资料。     

张说诗文系年考辨

经考证,唐宰相张说《张说之文集》中部分诗文作品的创作时间等有误,对其辨正很有必要。     

唐宋时期中日图书交流的特点初探

唐宋时期是中国图书对外交流的高潮,以中国书籍输入日本为主,为日本吸收汉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丧礼服制度》写本残卷考索

敦煌法藏文献《丧礼服制度》写本残卷内容多本唐人杜佑新制《唐礼图》,该卷是研治唐代《丧服图》的存世罕见的重要文本,尤其是杜佑撰《唐礼图》十五卷,今不详,唯见于此残卷.文章结合相关礼书对残卷内容及杜佑礼图之作进行考释,认为残卷有部分错误,然《丧礼图》内容较之前代有不少创新之处,又杜佑《唐礼图》为礼学史上的创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