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学术”国际化的根据、载体及当代特点与趋势

学术活动是当代社会进步的战略性资源，国际化是当代学术的重要发展趋势。本文分析了学术国际化的内涵，指出学术国际化的根据在于知识的可共享性，科学共同体是学术国际化的制度性载体，初步探讨了学术国际化的当代特点，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学术国际化的关系。     

场域理论视角下数字知识资源的垄断与反垄断——基于对Elsevier在中国涨价事件的分析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了Elsevier在中国大陆的两次涨价事件,认为科学论文的商品化建构是出版商单方面追逐巨额商业利润的必然结果。在线学术资源已成为当前科学知识生产中一种重要的学术资本,对于这种学术资本的追求已内化为科学家新的科研惯习。科学信息场域中多元行动者不同的利益趋向导致了他们之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关系,并且推动了当代科学共同体的日益分化。构建在线学术资源分配的新秩序势在必行。     

试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科学共同体与学术评价

本文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及其学术评价问题,讨论了传统学术评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而指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学术评价不仅是学理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政策性的.     

再论科学的规范结构

发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理解科学规范结构的关键。近代科学职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以生产公共知识为使命的“集体契约”，学院科学也成为科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体现了科学共同体维护这种“集体契约”的自觉意识。随着“后学院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共同体正在发生分化，科学家与政府、社会之间开始形成多样化的契约关系，并进而形成服务于不同契约关系的多元化的科学规范。     

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问题源起、关键领域与取向

科学文化建设拓展了传统科普工作范畴,成为未来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新目标。建设科学文化的目的是促进科学共同体的"内部文化"转变为社会公众的一种"公共文化"。对于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需要从国家文化复兴战略的角度加以统筹规划,实施科学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推动公益性科普事业和经营性科普产业的协同发展,塑造科学文化生态。     

试论科学共同体的非社会性

本文辨析了科学共同体的三重含义：科学专业共同体、科学职业共同体和科学研究共同体，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非社会性，具体表现为科学专业共同体的疏社会性、科学职业共同体的赵社会性和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抗社会性，并讨论了科学共同体非社会性的社会功能。     

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审视--齐曼科学社会学思想的新发展

约翰·齐曼是一位科学家出身的科学社会学家。他认为现代科学正在从学院时代走向了后学院时代,因此其传统的学术规范即默顿规范随之也要作出相应的修正;科学进步也像生物进化,有自然选择但也有自组织能力;科学虽然并不具有绝对可靠性,但它仍然有理由值得我们去信赖。     

科学与政策的复杂关系：臭氧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的政策比较

本文从科学与政策互动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国际环境事件的复杂性,并从臭氧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两个案例出发,分析影响其治理的政策因素。分析认为,确定或不确定的科学结论,国家利益以及替代技术是影响臭氧治理与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两个看似相同的国际环境事件却最终取得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效果。最终本文认为,政策议程总是在"基于知识"的认知共同体和"基于利益"辩护原则下交替出现,科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在实际事件中总是变化并可以协商的。     

工程共同体研究和工程社会学的开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三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科学社会学发展历史的两个阶段,对科学共同体与工程共同体进行了比较分析,简要地阐述和分析了开拓工程社会学与研究工程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指出工程共同体主要由投资者、管理者、工程师、工人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工程共同体有“工程职业共同体”和“工程活动共同体”两个基本类型,着重分析了维系“工程活动共同体”的四种主要纽带。文章最后分析了若干有关的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帝国相遇——英国博物学家坎宁安在华的科学实作

欧洲近代博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政治经济扩张形成二元"共生"的反馈机制。坎宁安作为大英帝国商贸船队的职业医师兼博物学家,依靠严谨的学术工作和伦敦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放大性效应,最终成为欧洲范围内广泛采集中国地区特殊植物群的首位博物学家。坎宁安在厦门、舟山地区的植物采集活动和科学信息收集工作,得到英国学术界、商贸公司和政府的认可。大英帝国殖民活动与坎宁安的科学实作相互裨益彼此促进,科学在把知识转化为权力的同时,权力也把利益和愿望转变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