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民国档案数据库建设实践初探

作为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研等各项活动的历史记录，民国档案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已成为弥足珍贵的一代文献。在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中，民国档案目录数据库以信息资源的一种存在形式，成为档案馆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省民国档案目录数据采集工作于2001年启动，2003年5月结束，数据库     

南京涉藏文物：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历史见证

南京是明代前期和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首都,遗留了灵谷寺、鸡鸣寺、蒙藏委员会等一批涉藏文物。南京涉藏文物古迹,记载了明王朝对藏区＂多封众建＂和国民政府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它们与大量涉藏档案资料一道,是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西藏地方与内地密切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会馆”的由来

会馆出现在明末清初。清朝则是会馆兴盛昌隆的时候,民国时期也曾经设立过一些会馆。北京目前保存完好的会馆也大多是清代和民国留存下来的。     

民国北京东交民巷往事(一)

<正>北京东交民巷,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在1949年前长期为西方列强占据和控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在东交民巷地区建立使馆。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使馆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攻打。其后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有关规定,使馆区成为一个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各国使馆相继迁往南京,但东交民巷仍为各国所控制。可以说,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民国时期的经历就是一部浓缩的民国外     

民国文献的收藏与特色研究

我国在2011年实施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积极推动了民国文献的普查、整理、研究、出版以及数据库建设工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民国文献是反映我国民国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该文从民国文献所具备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简要阐述我国民国文献的收藏和保护情况,之后结合长春市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介绍了馆藏民国文献的内容以及表现出的特色,希望可以为我国民国文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帮助。     

居正司法改良思想及实践

居正是民国时期法律精英中重要的一员,其司法独立与完整、司法程序化及简化、司法中的人道主义等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司法实践,是民国司法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司法向近代司法的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流散于民间的民国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流散于民间的民国档案种类繁多,有许多是极有保存价值的。如一些家族型经济体的刑讼、财会及其他事务性档案;家谱档案;民间房地契及各种行会档案等。对这些档案进行收集与整理,既具有历史价值,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

1940年4月,孔庆宗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为了恢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加强双方的关系,首先着手积极完善办事处的人事设置。在他实际负责处长一职的近五年间（1940年4月-1944年7月）,由于各种原因,在处内形成比较复杂的人事矛盾,引起处内多位职员要求内调,影响了他对于藏事的办理成效,并最终到了他自身无法调和和控制的程度,只得辞去办事处处长一职,呈会内调。文章利用相关档案材料和新发现的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科长《拉萨日记》,对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和纷争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分析,以求在复原办事处人事设置与纷争的历史的同时,深入了解民国中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演变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民国回族女杰刘曼卿与西藏

文章阐述了刘曼卿少年求学、主动入藏宣传抗日的过程，述其事迹著述，议其功德精神，展现了她为西藏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所作的特殊贡献。并力图通过深入探讨这位不为世人所关注的人物及其史实，分析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对中央政策的反应及其原因，使人们对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演变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管理委员会公函

阴长燕同志到连城县档案馆了解对民国时期历史档案抢救修复工作,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档案中,发现有“胡文虎捐建小学百所管理委员会公函”,现将原文刊出,供有关部门参考。     

安钦呼图克图与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扎什伦布寺格西安钦呼图克图在内地倡办并参与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前往汉地佛教团体和寺院讲授格鲁派历史与显密经典,后经由汉地僧侣和居士弟子翻译刊行,传承影响至今;与太虚法师共同参与组建佛教同愿会,推进汉藏两地佛学交流研究与文化联系。安钦呼图克图先后两次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商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转告中央政府的涉藏政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立场,国民政府封授其“普静禅师”名号。安钦呼图克图以非官方身份弘法讲经沟通汉藏文化,为汉藏双方意见立场的直接表达奔走往返两地之间,成为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依托的僧侣使者。     

试论民国时期甘肃代表赴藏的缘由及其意义

1912年以后,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正常的态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民主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政府解决西藏悬案,反对外国干涉内政。1919年8月,中央政府派出甘肃代表团赴藏联络感情。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内地第一次冲破英国的阻挠,派团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民间的声音——民意机关“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考论

晚清至民国,西康地区成了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改土归流”、三次康藏冲突,达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等宗教势力,刘文辉、格桑泽仁的世俗力量都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这些角色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西藏驻京办事处、班禅驻京办事处、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学者也都给予了关注。而成立七年之久(1930—1937),影响较大的“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近代康藏之争中,各类民间组织“西康总商会”“西康国民协进会”“西康特区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以社团的方式关注西康的稳定和发展。民间人士以请愿团或代表的身份到南京请愿、递交呈文、招待记者。民间社团、请愿团中的西康人士希望互递京康消息。由西康代表临时驻京,到“西康民众代表驻京办事处”成立,可见民间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互动。     

记忆中的茶马古道——布根先生访谈录

七十三岁高龄的布根先生是一位生活在康区察瓦龙乡的老人,他自十九岁以来,就跟随当时的几位藏族富商往返于茶马古道,过着传统意义上的马帮生活,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老人以一个马夫的身份跟随商队先后去过内地五次,印度一次,拉萨两次,昌都四次等。老人家既熟悉茶马古道上过去的道路状况,又对行走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活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体验,是目前健在的茶马古道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作者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对布根先生进行了专题采访。     

20世纪上半叶的拉萨城市面貌研究

文章对拉萨城市面貌、拉萨市政管理机构以及拉萨近代化城市构建的尝试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拉萨经历了西藏历史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作为传统上的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中心,拉萨的经济和商业中心的地位也更加突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实行的“新政,”为拉萨城市功能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藏断续作为中国内地物资供给的通道之一,拉萨贸易集散地的重要地位使拉萨商业空前繁荣,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物质平台,也给市政设施建设带来了机会。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藏族传统建筑艺术--访著名藏族传统建筑艺术理论与设计家木雅·曲吉建才先生

木雅.曲吉建才教授是藏族传统建筑领域成绩卓著,影响颇大的专家。他于藏历1947年6月4日出生在今康定(古西夏王国)热瓦岗没落土司米祖西家族。四岁被确认为格鲁派木雅古瓦寺的第八世木雅活佛的转世灵童而登上了该寺主持活佛的宝座。1958年在拉萨哲蚌寺学经,之后又在当时新组建的佛学院学习,文革时期被分到军区山南农场基建连从事土建工程,1974在拉萨城关区建筑公司当施工员,1976年参加自治区建筑设计院和城关区建筑公司联合举办的施工员培训班,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了自治区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专攻藏族传统建筑。教授的设计作品遍布全区各地,出版专著多部,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的建筑、藏学学术研讨会。文章围绕藏族传统建筑艺术进行了专访。     

民国川西藏族教育“雇读制”现象述论

民国时期川西藏族教育中出现的“雇读制”现象起源于清末在川边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并经历了沉寂期、复苏期、高潮期和衰退期四个发展阶段。“雇读制”有集体雇读和个人雇读两种,受雇对象多是居住在当地的汉民子弟,雇读报酬一般是采用付藏洋、替徭役和供糌粑等方式,这种现象在川西藏族地区非常普遍。“雇读制”现象主要在川西藏族教育中盛行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且当时川西藏族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水平以及学制系统等也产生了影响。     

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

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开发史上，西康地区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西康地区的农业技术的改良及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一些相关机构民国初年广泛建立的“西康农事试验场”及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立的“西康省农业改进所”起了较重要的作用。文章以四川省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及近代相关史料为主，在论述这一历史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农业改进活动后，指出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业改进的成绩有限，但它预示了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康藏民族地区农业近代化的开始，在中国近代边疆开发史上无疑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