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标准的审美转型与理论反思

本文聚焦文学史从政治标准向审美标准转型的历史进程,梳理考察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和"重排大师座次"两次事件,揭示了审美标准背后隐含的政治因素。对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进行理论反思可以发现,文学史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打破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论、二元论,建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多维度、平衡的文学史观。     

近现代域外游记的勃兴与繁荣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伴随着域外行旅的拓展出现了经久不衰的域外游记写作热潮。晚清域外游记的勃兴主要是由于官方的推动和政治需要所致，民国之后域外游记的大量出现则与留学热的涌动和现代交通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然而与游记写作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游记研究的严重滞后，蕴含着丰富文学、文化信息的域外游记，拥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言说。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文学史书写:从政治向审美的历史变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审美理想的诉求和外来观念的冲击,促成了文学史标准的重大变革,文学史书写呈现从政治标准向审美标准转向的历史进程,经过"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座次"两次事件的催生,整个文学史研究空前繁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文学史审美标准的确立,其背后隐含着政治因素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文学史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打破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论、二元论,建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多维度、平衡的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缘起初论

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古已有之的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意识形态化倾向则与近现代中国文人的强国梦想密切相关。通过赋予文学政治内质,使文学文本政治化,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方式建立公共的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以促成国民意识改变,来达成自己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是现代主流作家参与文学活动的主要动力。这种文学的现代意识形态化建构,经历了晚清倡导、五四厘定、创造社明确、"左联"时期文学与革命结合、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再认知,有助于认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一部的文学的主要特质。     

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

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以文学作品在时间上的线性发展序列为中心目标，寻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其文学史观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通过史料考辨来坐实作家、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具体联系的实证主义文学史观；从语言、文体、风格等角度透视文学内在形式变迁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呈一元论模式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强调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尖锐对立为基础的阶级论文学史观等等。上述文学史观虽然各有偏重，但无疑都可以看出时间性向度的述史线索。而笔者在本文引入的互文性视角的文学史观，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历时性进化模式；放弃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     

"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聚焦方式

"文学事件"在"演绎式"或"求证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中,常常要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辩护,或者为文学史上的路线之争而出场;在这个语境中,文学事件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文学史意义.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出于对这种叙述模式的反动,而有意淡化文学事件,但这同样会有损文学史的真实性和深度模式的建立.还原文学事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还原历史本身.我们不但需要真实的文学史,也需要真实的"文学事件史",以此来重构文学史本来就具有的丰富和生动.     

简析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成因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文化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活跃则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现象。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主要作品及其特征，应从日本平安时代的摄关政治与女性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政治、文化和文学形式三个方面,研究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成因。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构想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晚清以来文学史面临的一些问题。以传统文化为坐标进行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现代中国各场域多样式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的一个有效途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未完成的突围:形式论视野中的晚清“三界革命”

晚清"三界革命"对散文、诗歌、小说三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形式(语言和文体)进行革新,以期突破传统的形式规范,形成崭新的语言和文体。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既未实现语言形式的"言文合一",也未完成文体形式的变革,从而未能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     

政治人类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

通过介绍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人类学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现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对政治人类学进行学科界定，并从理论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说明中国需要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的启示及局限性探究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的逻辑认为,正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新兴国家,其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政治的稳定需要合理的权威的维持.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作为发展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肯定其对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价值,但也不容忽视其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而言,批判地借鉴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才是科学的态度.     

政治之政治服从探析

政治统治者追求树立至高的政治权威,其目的就是权威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服从。权威与服从问题从一方面揭示了政治的本质,但政治服从应该是自主的而不是带有强迫性的,真正的政治服从应该建立在政治信任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政治服从就是政治信任,同时政治服从者首先应该在地位上不是"低人一等",平等的政治地位是政治服从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服从,真正的政治服从其实就是自主的平等的一种政治信任。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考量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表现在政治制度化水平显著提高、政治结构趋于合理科学、政府能力稳步增强、政治文化渐次演进、政治参与逐渐广泛。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选择的自主性、路径的渐进性、机制的共生性、社会的稳定性、方向的主导性、内容的有限性、速度的滞缓性八大特征。中国必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探索是无容置疑的。     

论附设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不仅包括由规定国家性质、国家形式和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具体规则等三部分所构成的基本规定,即基本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主要以法律法规形式表现或形成的、规范政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行为模式的附设性规定,即附设的政治制度。研究附设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成具有现实意义。     

略论我国微博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有限性与其强烈参与愿望的不满足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影响我国政治局面稳定发展的潜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微博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矛盾带来了新的契机，微博政治参与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议题广、效能强的优势，但却也带来了一些消极效应。研究我国公民微博政治参与问题，对于提高我国民主政治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职业角色浅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政治辅导员作为高校德育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职业角色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文章分析了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职业性质以及职业角色,提出了加强高校政治辅导员职业角色教育的对策。     

政治人类学今昔

回顾政治人类学的崛起与发展历史,并集中讨论了过去七十多年来该领域的几种有影响的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对结构功能、行动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等几个主导范式作了较深入的讨论。认为政治人类学的崛起虽然有为殖民主义服务之嫌,但应当看到,这并非当年那些为政治人类学的奠定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类学家的初衷。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是殖民地政治的反对者。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基本状况是:从政治参与主体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民主意识亟待提高；从政治参与内容来看,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有限,层次较低；从政治参与的方式方法上看,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缺失.影响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变化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的制约；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制约；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的制约；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的制约.这就要求找到能够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有效途径.     

社会转型与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培育

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公民政治文化变迁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意识在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发展,同时世俗功利主义也在形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进程的开始。这种世俗化的存在会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可以推动政治发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缺陷,孕育着一种政治困境。所以,我们要合理、理性地引导政治文化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