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济民”到“计学”——翻译中的传统“经济学”的概念转型

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的演进过程常深陷于“西化”与“欧化”之漩涡,然而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学译介过程并非简单地移植,亦非中国传统经济学发展的结果,而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和传统经济学双重体系影响下的产物。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economics的庞杂译名中可窥一斑。虽最终以“经济学”胜出而告终,但严复所译“计学”在众多译名中独树一帜,其译名概念意义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也在语言层面兼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经世之说,有利于学科确立和西方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对“计学”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的认识。     

如何理解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从S＆TS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范围来看，S＆TS是被视为独立研究领域的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研究出现交叉汇流的一个会聚点，它以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性为显著特征，是与这些传统学科处于同一层次的一种新型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考虑把S＆TS意译为“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看，企图把S＆TS译为“科学技术学”，并将其提升为涵盖其他学科的一级学科来对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企图以“科学技术学”取代“科学技术哲学”来谈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观点，则既不符合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传统，更是违背了S＆TS的基本内涵。     

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而中国，虽已在术语规范的实践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应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加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     

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建设中国术语学学科,对于指导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着力打造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和推动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术语学学科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历史基础,但总体来说,学科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社会实践的高水准概念化、理论化引领能力较弱,学科影响力亟须得到提升。为此,我们要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着眼互通,系统推进该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力争尽快推动中国术语学走向成熟。     

近20年法国学者对现代术语学的贡献——基于术语学研究与构建知识本体交叉的视角

近20年,“欧盟”历经几次东扩。欧洲大陆在经济、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日趋一体化,这也促使欧洲学者对“知识工程”、现代语言学与术语学的关系、“知识本体”与现代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研究日趋深入。法国学者在此期间对现代术语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缩影。文章侧重从术语学研究与知识本体构建相结合的角度,介绍、分析法国学者对现代术语学所做的贡献,以期追踪国际术语学发展的前沿,为中国术语学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构建的“不变”与“变”——从国际术语标准ISO 1087说起

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术语学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文章通过梳理国家术语标准ISO 1087的历史沿革，对其不同版本的概念体系结构、条头术语、基本术语的定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制订该国际术语标准的理论依据是普通术语学理论。文章认为普通术语学体系的基本术语已进入汉语之中，可用作建立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的基础。语言文字的独特类型、不同学科传统的影响、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对不同学科领域术语的认识、关联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贡献是构建独具特色的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的影响因素。术语学术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呈现并行发展的趋势，两者互为支撑。     

“证”“症”“征”在医学科技期刊中的误用分析

以“禁忌证”“禁忌症”“适应证”“适应症”“综合征”“综合症”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相关文献,经过计量分析发现,“禁忌证”“禁忌症”主要分布在外科学、临床医学、妇产科学及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等学科,“适应证”“适应症”主要分布在外科学、临床医学、妇产科学及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等学科,“综合征”“综合症”主要分布在外科学、临床医学、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妇产科学等学科。广大科研工作者和科技期刊编辑应明辨“症”“证”“征”的异同。     

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而中国,虽已在术语规范的实践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中国应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加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     

20世纪反实在论"语形学的转向"及其本质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实质上也就是“语形学转向”。这是因为，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主要是把形式句法的规范性同经验性联系起来，将科学哲学研究引向经验基底的句法层面，因此，从“语形学转向”的形成、本质特征及其意义等方面对语形学进行详尽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预示其未来发展的研究趋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清除"应试教育"必须从升学考试制度革新入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固有弊端日益暴露呈现出来。如“应试教育”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教育活动中的实际价值取向，与“人”的自由、全面和健康发展是格格不入的，与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严重脱节的；也如“应试教育”所指称的，教育施行过程中的教育教学方式，对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国民教育生态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不良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因此，在反思基础教育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时，人们将一切罪责都归咎于“应试教育”，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而极力推崇做为一种理想的“素质教育”，以期得到基础教育窘境的消解，似乎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1927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以"研究及发展自然科学"为宗旨,1951年宣告解散。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科技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通过创办《科学世界》、编纂科学书籍、召开年会、举办演讲等途径,在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与此同时,就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科学研究路径、科学大众化等问题,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回溯、反思与观照

科学教育思想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以来,我国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科学本质观、科学教育价值观以及科学教育方法论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思考和论述。基于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反思与回顾,当下的科学教育要关注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凸显科学的实验特征和探究本性,体现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实践性,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品质。     

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规划便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模式，曾经并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截至目前，国内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本文首先构建了科技发展规划的基本模型，进而，以此模型为基础，认为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公共政策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保证科技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信息化条件下组织绩效的评价范式

企业信息化作为国家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但一直以来,对信息技术应用的收益与影响进行评价都被认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文从企业绩效变革和信息化二者耦合的角度出发,辩证地批判了"信息悖论"成因及基于产出和基于行为的信息化绩效评价理论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对信息化绩效的衍生机理和绩效特征的分析研究,构建了以过程分析思想为导向的信息化绩效评价范式.     

代际冲突与认知差异——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信函疏证

新发现的1951-1952年任鸿隽、竺可桢相关中国科学社往来信函六通,聚焦于《科学》停刊、中国科学社改组两个问题。信函内容不仅解决了末期中国科学社的一些谜团,更反映了国家科学政策探索时期科学家之间的复杂面相:《科学》停刊的矛盾背后是民国时期科学家代际冲突在新形势的新表现;任鸿隽、竺可桢对《科学》停刊特别是中国科学社改组的不同意见是他们在新政权的不同社会角色对国家科学政策认知差异的体现。代际冲突中年轻一代的胜利与竺可桢对新政策的更准确认知,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方向;中国科学社又苟延残喘八九年的历史事实,显现了当时全面统一政策下,社会需要民间力量也提供了民间力量生存的缝隙。     

如何理解并讲授"自然辩证法"及"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自然辩证法”分会场对理工科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公共必修课“自然辩证法”及“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问题曾展开热烈争论,这应该是这两门课中所存在的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以下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一点见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澳中科研合作报告看中澳科研合作的前景

2012年2月14日,澳大利亚工业、创新、科研与高等教育部公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在澳中经济社会发展、双边关系密切以及科研全球化背景下的澳中科研合作状况。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科研合作关系已超过30年,这为未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国科研人员和机构应积极利用已建立起来的机构和政府间合作框架,继续推进在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缺陷及改进途径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科技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现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融资观念、融资结构、融资方式、融资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致使其经济潜能不能充分发挥。鉴于此，近期应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改进：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中的职责；改革现行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方式；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为其提供更广阔的融资空间；建立健全科学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为其发展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是中国女权运动推动力

科学文化教育是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改善妇女的生存条件,促进其全面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中国妇女科学文化教育是在爱国士大夫的倡导启蒙下兴起的。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启蒙老师独立人格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妇女教育和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化”特点和局限性。而唤醒受教育者的价值自觉,真正实现“人”的自立和自强,才是妇女科学文化教育和平权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