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古文字的科学定名

过去对水族古文字的称呼很不统一，有的名称甚至违背了这种文字的实际特征，有的名称含有歧义，容易导致混淆。为了科学区分文字系统与文字字符，提出以“水文”指称水族文字系统，以“水字”指称单个的字符，而“水书”则专用来指称水族文献。     

使用术语首要规范——从"二什么英"谈起

1999年5月27日，比利时发生的“毒鸡事件”，让一种化学物质名满全球。遍览各个“平面媒体”，有的把它的名称写作“二恶因”，有的写成“二嚼哄”，有的印作“二嗯英”，用得最多的是“二恶英”。认真的读者感到疑惑：这东西究竟有一个什么名称？用得最多的那个名称就是正确的吗？未得答案．我们权且把它称为“二什么英”。     

科技术语应具有的若干特性

科技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一种约定性符号 ,科技术语具备语言符号的一般功能和特征。因此 ,在研究语言符号特征时概括出的一般规律 ,也适用于科技术语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本文即以语言符号具备的一些功能和特征 ,来阐释科技术语应具有的特性。　　 1 .科学性自人类创造符号之日起 ,就将其用于指称事物、指代概念 ,这是符号的最基本的功能。汉字符号是由象形文字演化而来 ,有很多字符的形成不是任意的 (如“月”字是按“残月”形状而来 ) ,而是有明确涵义的 (虽然也有一些字符的形成是任意的 ,但在形成之后也就有了…     

试论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机制

从个体确定名称指称的角度看,描述论没有考虑个体对自然类对象的内在划分;因果论以所谓直接指称为特征,以因果链搁置对个体指称过程和经验的考察;混合论的两个主要分支都没有真正给出指称的机制,布朗对自然种类词项成分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彻底的。本文将从各种名称理论中提炼出其关于自然种类词项指称机制解释中的直觉依赖,提出一个关于个体如何确定自然种类词项指称的推理观,并初步检验其解释力。     

使用术语 首要规范——从“二什么英”谈起

1999年5月27日,比利时发生的“毒鸡事件”,让一种化学物质名满全球。遍览各个“平面媒体”,有的把它的名称写作“二恶因”,有的写成“二”,有的印作“二英”,用得最多的是“二恶英”。认真的读者感到疑惑:这东西究竟有一个什么名称?用得最多的那个名称就是正确的吗?未得答     

“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辨析

对“古文”“古文字”“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辨别,并在此基础之上分别给这几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希望能够有助于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地使用相关术语。在汉字研究中,某些术语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着同名异实、同实异名、概念交叉等相互纠缠的种种混乱现象。对这些混乱现象进行分析和辨别,将有利于规范使用汉字学术语,厘清某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以下对“古文”“古文字”与“古汉字”这一组汉字学术语进行简要的辨析,希望能够消除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对正确使用相关术语有所帮助。“古文”“古字”与“古文字”这样的名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已出现了。例如,《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书·艺文志》云：“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郊祀志》云：“张敞好古文字。”“古文”是汉字研究中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术语。但“古文”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却经历了不小的变化。许慎《说文叙》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见,许慎是以“古文”来指称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许慎等古文经学家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许慎等汉代学者对“古文”的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代,仍有不少学者持此种观点^[1-2]。近代以来古汉字学开始兴起,古文早于籀文的说法遭到了怀疑。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的自序中,根据《说文》古文与周代金文不合的现象,提出了许慎所谓古文实际上是周朝末年文字的看法。他说：“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多讹伪之形。”陈介祺在为《说文古籀补》写的序里也说：“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后来,王国维又根据大量资料断定所谓古文应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参见《观堂集林》卷六、卷七)。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六国文字资料,印证了王国维对古文的看法^[3]。从目前来看,学者对“古文”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确定的认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战国以前的古文字^[4];或指秦统一文字以前所有的文字^[5-7];或指与隶书相对而言的先秦古文字^[8-9]。(2)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古文”。或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7];或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10-11];或指以《说文》古文为主,包括诸如石经古文、《汗简》古文等转抄于战国文字的字体^[3,5,8];或指流传到汉的战国时人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9]。由此可见,人们对“古文”这个术语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那么,从名词术语规范使用的角度出发,应当如何给“古文”一词确定一个较为明确而合适的定义呢？笔者认为,对“古文”一词取广义的理解并不太合适。这是因为,首先,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古文”实际上源自古代学者的使用习惯。这种使用习惯一方面反映了古人对古代汉字面貌认识上的局限和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也是古人使用术语时,习惯上不太注重名词术语含义的明确化、科学化的一种表现。其次,根据当代学者对“古文”一词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取狭义的理解已经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特别是在古汉字学界。那么,“古文”一词的明确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呢？显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术语,“古文”一词既非仅指“用通行于当时的字体写在简册上的文字”,也不能笼统地说是“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文字”。考虑到目前该术语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汉字学上对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所使用汉字的统称,如孔子壁中藏书所用文字,《说文解字》、《三体石经》、《汗简》等收录和使用的“古文”。下面看“古文字”和“古汉字”这两个术语。自汉代学者开始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以后,它就一直是用来专指“先秦时期古代汉字”。20世纪初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先秦古汉字的整理和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古汉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于对传统的认同,包括罗振玉、王国维、唐兰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习惯性地把先秦古汉字统称作“古文字”。客观地说,这一用法确实影响了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继续这样使用“古文字”这个术语。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用“古汉字”指称人们惯称的“古文字”。例如,蒋善国在《汉字形体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青铜器时代的终结,标志着古汉字的转化。”“汉字的象形面貌,除甲骨文外,只有依靠金文来保存,金、甲文是古汉字的两个宝藏。”姜亮夫曾说：“甲骨文字与部分殷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这才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汉字。从其形体的形式与内容来分析,都可以肯定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古汉字。”^[12]裘锡圭等许多著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古汉字”一词。比如,他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凡是独立形成的文字体系,都是像古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那样兼用意符和音符的文字。”近年来,“古文字”、“古汉字”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仍然不够统一和明确,很多人已接受“古汉字”一词,但沿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的也还不少,两个术语共同用来指称同一个概念的用例也屡见不鲜。近年来,“古文字”一词用法调整的必要性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一些研究者就如何正确使用这一术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诚说：“古代文字可以简称为古文字,当指那些记录、传达各种古代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应该包括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13]《语言学百科词典》“古文字”条：“指镂刻在硬物体上和写于软物体上的古老文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古文字”条：“广义的古文字指苏美尔楔形文、埃及圣书字、美洲玛雅文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古代文字。”笔者认为,从术语使用的理据性来说,用“古文字”这个术语来专门指称“古代的汉字”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世界上的“文字”有几百种,并不是只有“汉字”一种,而且“古文字”除了“古代汉字”以外,还应当包括其他民族使用的古代文字。人们之所以仍然把“古文字”一词当作“古汉字”来使用,主要还是由于习惯的原因和对传统的遵从。也许有人认为,使用“古文字”来指称先秦古汉字,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在汉语中“古文字”一词已被赋予了专指汉字而言的特定含义,因此没有必要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叫法。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其理由如下：(1)如果仍用“古文字”来指称“古汉字”,那么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给“包括古代汉字在内的世界各种古代文字”这个概念命名呢？若称以“古文字”,则必然造成“一个名称,两个概念”的混乱现象;若不称以“古文字”,还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名称吗？(2)使用“古文字”指称“古汉字”,与人们通常对“文字”这个术语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冲突,也不符合术语命名力求的系统性原则。(3)术语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和发达的重要步骤,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来看,暂时地牺牲使用上的习惯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4)“古汉字”这个术语早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和提倡,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接受。总之,从术语规范的立场出发,笔者建议,用“古文字”专门指称“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创制的各种古代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它应当包括古汉字、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美洲玛雅文字等一切古代所使用过的文字。为防止术语使用的混乱,应尽量避免用“古文字”来专指“古代汉字”。为进一步明确“古汉字”这个概念,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它所指的上下限。实际上,古汉字的起点时间,迄今还难以确定,商以前,可称为汉字的原始阶段。其下限年代,过去一般以秦篆为界(包括《说文》小篆)。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文字材料表明,隶书的萌芽始于战国期间,直到汉文景之世,它仍然保存了古汉字结构的鲜明特点,所以,古汉字应包括西汉早期的文字材料^[14]。因此,“古汉字”这个术语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包括原始古汉字、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和汉代早期处于隶变过程中的古隶书等。     

指称的因果理论及其修正

描述理论和因果理论是关于单称词项指称机制的两种竞争理论,本文通过考察对克里普克式因果指称理论的批评,讨论了对指称的因果理论进行修正的戴维特策略和埃文斯策略.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基于名称的使用实践给出了确定名称指称的基础语义学论题,认为遵守规则是该论题中的核心要素.     

论名称的涵义和指称

密尔所提"达特茅斯"问题并不能证明专名有所指而无涵义.弗雷格指出名称是通过涵义指称对象的,但他的理论存在许多不足.罗素在区分专名与摹状词的前提下认为有涵义的是摹状词,而他所讲的摹状词的涵义与人们通常讲的名称的涵义并不相同.塞尔讲的专名在指称性使用中涉及到的摹状词与人们通常讲的名称的涵义基本一致,但是把专名的涵义看做是使用者预设的,显得缺乏充足理由.克里普克认为摹状词所描述的对象的特性属于对象而不属于名称,这其实并不影响摹状词可以成为名称的涵义.对于同一名称指称不同对象的情况,关键是要看人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将这些名称区剐开采的.在专名的零指称问题上,多数人是把名称所指的对象等同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个体.实际上,看一个名称有无指称应该主要看这个名称的使用语境.     

从汉语拼音字符集被肢解说起——“名不正”遗患一例

一、汉语拼音字符集在编码标准中被肢解的情况完整的汉语拼音字符集,按汉语拼音方案,应包括以下元素：大、小写拉丁字母共52个。带附加符号的ü、ê和、,共4个。带四声符号的韵母,a、o、e、ê、i、u、ü,每个对应有4个,再加大写形式,计7×4×2=56个。zh、ch、sh和ng的缩写形式、、、大、小写计8个。全部总计52＋4＋56＋8=120。国家标准GB 2312－80是国内使用最重要、最广泛的字符编码标准,其中收入了大、小写拉丁字母、最广泛52个及小写字母a,e,i,o,u,ü的调号形式及ü和ê共26个。标准收入总计52＋26=78个。比全集字符少了120－78=42。缺少的字符中,zh、ch、sh、ng的缩写形式大小写8个是可以避免使用的,但其它36个一般是不可少的。这种基本字符缺失是被肢解的表现之一。被肢解的另一表现是,国家标准中,汉语拼音字符的顺序是散乱的,编码字符串的顺序与汉语拼音词条顺序不一致。汉语拼音字符在中国国家编码标准中尚且如此,在有关国际编码标准中情况只能更糟。二、直接原因是“名不正”上述汉语拼音字符集被肢解的直接原因是“名不正”。因为编码标准名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汉字编码自然主要解决汉字问题。汉语拼音字符通常不认为是汉字,能给予现今的安排已属“照顾”。编码工作的承担者在面对肢解的批评时,可以十分自然、十分有理的回答：国家下达的或者承担者申请的或只是“汉字编码字符集标准”。三、如何正名汉字是中国现行文字的主体,但汉字不是中国现在通行文字的全体或整体。对整体和部分应有区别。依笔者愚见,这整体不妨称“汉文字”或“汉文”。汉文应包括汉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码及其它必不可少的符合。这类似于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的“日文”。日文中自然至少包括日本汉字和假名字母。据此。“汉字编码”可改为“汉文字编码”或“汉文编码”。“汉字系统”可改为“汉文字系”或“汉文字系统”。现今的汉字系统确实都十分冷落汉语拼音。在大多数系统中,输带调号的汉语拼音只能用国标码,比输汉字还麻烦。四、名字背后的根本原因现今中国通用文字的命名确实不是简单符号选择问题,象给初生儿起名那样。现状反映出拼音字母虽有法律地位,但作为中国文字的一部分、作为文字的性质还是没有取得社会普遍的公认。在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突飞猛进前,汉语拼音有更被冷落的趋势,或者是产生了对汉语拼音方案修订的需要。     

论意向性名称理论的实践推理意义

塞尔提出了名称的意向性解释,他反对将指称的获得归因于外部传递链条的因果命名理论,认为名称获得指称依赖于意向内容,以此发展了名称的描述理论。在意向性名称理论中,网络和背景具有关键作用,并且显示出较之语境分析方法更强的解释力。更需要注意的是,和名称相联系的意向内容不仅能帮助主体获得指称,而且能够扩展主体的意向网络和背景,实现自我纠错、更新和增长,有利于主体的进一步思想和行动,从而具有比获得指称更重要的实践推理意义。     

略论中国航天器名字的英译

中国航天器名用汉语拼音作为英译存在不足。作者建议中国航天器名英译应以意译为主，并提出了航天器名意译的原则，最后给出了中国全部航天器名的意译建议。     

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

唐朝地名学在３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１）地名学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包括“因水为名”命名原则的最终完善、“因原而名”等原则的首次提出等；（２）地名渊源解释丰富，仅《元和郡县志》一书就达２４类、９３１处；（３）开展地名“标准化”运动，贞观年间州县省并缓解了唐初的地名混乱状况，开元十三年（７２５年）更改州名提出了整理地名的基本原则“避文相类及声相近者”，而天宝元年（７４２年）更改天下１１０处县名，使同名县大大减少，大部分县名变得通俗易懂、易写易记。唐代地名学之成就，既是承袭汉魏以来传统地名学并向前发展，又是学术本身发展的产物，还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     

商务英语的词块体系与功能等值翻译

基于韩礼德的三大元功能理论和费南多的英语习语分类,可以从交际功能的角度构建商务英语文体的表意词块、人际交流词块和联接词块体系,并在指称等值、内涵等值、语用等值、联接等值四个层面探讨商务文体词块的功能等值翻译规律,为商务英语术语的翻译提供参考。     

地名翻译的书同文问题

地名翻译一贯有很大的任意性,也难以统一。 秦代书同文重形轻音,而传统地名中译却相反地采取音译法。联合国根据地名应用的需要,通过采用重形轻音的地名单一罗马书同文译法。 文章讨论地名字母化在计算机输入、排序方面的好处。 建议中文地名采用拼音排序办法,在应用时采用首字母地名输入法。 在罗马字获得归化中文后,更可望减少另配汉字地名钥匙的需要。     

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

摘要：对1932—2006年间中国历次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的汉字使用和变更进行了说明与探讨，同时对海峡两岸用字差异进行了分析。 并对未来化学命名中汉字的使用作了展望。     

“新型冠状病毒”命名的术语学思考

文章以术语学理论为出发点,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命名过程展开分析。文章认为,术语集和系统术语集是科学语言的两个功能性子系统,作为系统术语集要素的名称需要借助术语或属概念名称进入学科概念系统之中,名称的命名需要找到所指称概念在相应概念系统中的位置,进行跨学科和跨语种的协调,尽量采用中立的语词。随着新名称在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的传播,它们都将归为统一,科学命名的最终结果难以改变“新型冠状病毒”被大众接受的现状。     

论多种语言间术语翻译之策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与一国或数国打交道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尤其是多语种间的翻译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但是相关翻译研究却严重滞后。文章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多语间术语翻译的策略问题进行探讨:(1)多语种术语不等值是客观存在;(2)针对多语种术语不等值问题拟采取的翻译策略;(3)多语种术语翻译展望。     

论“电子商务”简称“电商”的合理性

“电商”作为“电子商务”的缩略形式在媒体频繁出现,有研究者认为,“电商”一词表意不清,不能作为“电子商务”的缩略语。事实上,缩略语的规律具有复杂性,缩略的理据是多元的,人们对语素含义的理解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有所发展。评价缩略语是否规范,既要重视语言结构内部的基本规则,也不能忽视民众的语用选择。“电子商务”简称“电商”并无不可。     

西班牙术语研究综述

近十几年来,西班牙术语研究发展十分迅猛,术语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国际合作范围空前扩大,术语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班牙在术语学的部分领域实现了理论突破,成为20世纪90年代“多元术语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目前,西班牙有关术语和术语学方面的研究活动频繁,研究热情高涨,术语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爆炸式发展的阶段,成绩斐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