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者社会阶层特征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社会阶层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一直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从行为者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一(n=295)和研究二(n=299),从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两个方面,考察行为者社会阶层特征是否影响道德判断的严厉程度.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对高低社会阶层行为者的道德判断标准存在差异,相比于低社会阶层行为者,在道德行为上,被试对高社会阶层行为者的道德判断更宽松,主要表现在道德基础的关爱领域和公平领域;而在不道德行为上,相比于低社会阶层行为者,被试对高社会阶层行为者的道德判断更严厉,主要表现在道德基础的伤害领域和颠覆领域.在此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道德判断的社会阶层效应模型,为探索构建和谐、稳定的道德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多项式模型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的应用

道德判断的矛盾与冲突是影响社会和谐、社会合作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回顾道德判断的已有研究,并介绍多项式模型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的应用.道德判断双加工模型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由两种道德原则驱动:功利论原则与道义论原则.在判断行为是否道德时,功利论主要关注行为结果是否能最大化整体利益,而道义论则关注行为本身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为测量个体的道德判断倾向,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功利论与道义论相冲突的道德困境.首先,本文介绍传统道德困境范式的局限以及道德判断多项式模型的优势.传统道德困境范式存在的主要局限有:(1)未设计能分离行为结果以及道德规范独立作用的道德困境,因此无法准确测量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对行为结果与道德规范的在意程度;(2)无法排除个体在道德困境中做判断时伤害他人偏好、不行动偏好等混淆变量;(3)无法刻画道德判断的心理加工过程,进而无法量化不同心理过程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程度.为了克服上述传统道德困境范式的局限,研究者将多项式模型(multinomial model)运用在道德判断研究中,提出道德判断的CNI模型,即将道德判断的心理过程分解为后果敏感性、道德规范敏感性以及不行动偏好,并使用模型参数分别量化这些心理过程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其次,回顾道德判断多项式模型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总结其如何促进双加工模型的修正,并深化我们对道德判断中个体差异(性别、精神病态特质)的理解.最后,指出道德判断多项式模型的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提供了建议.     

社会价值取向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来自行为和神经影像学的证据

社会价值取向是相互依存情境下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分配结果的一种稳定的社会偏好,它影响个体在社会困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常用三优势量表和滑块测验测量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将其分为亲社会型和亲自我型.以往研究发现,社会价值取向的表达具有自发性和稳定性,且亲社会型个体相比亲自我型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信任、合作和公平决策等亲社会行为.通过分析,总结了社会价值取向通过以下4个方面影响亲社会行为:内部动机的不同;对他人行为的预期;社会责任感的差异;两类个体在社会学习方面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社会价值取向与共情及与其他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关的神经生化机制.     

道德认知、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有关道德认知、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尤其是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异同及其在个体发展进程中的发展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39个效应值9960名被试(道德认知)和29个效应值6946名被试(道德情绪)的元分析,发现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均与亲社会行为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但年龄组的调节作用均未达显著水平.进一步比较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仅在青少年阶段发现,道德情绪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结果确认了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提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中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作用的差异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体的道德发展.     

声誉损失风险下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策的影响:一项ERP研究

脑成像研究发现,风险情境下的道德决策可能与经济决策存在着相似的神经机制.然而,目前还不清楚人们在社会风险情境下完成道德决策时是如何权衡自我与他人的得失,尤其是其背后的神经机制.当前研究采用两难情境启动范式,通过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技术考察了声誉损失风险下自我相关性对道德决策的行为和神经反应的影响.被试被要求在高或低的声誉损失风险情境下,选择是否牺牲自我利益去帮助困境中的主人公(朋友、熟人或陌生人),且决策时的帮助选择、决策时间、主观不愉悦感受和脑电数据会被记录,并对EEG(electroencephalograph)数据进行时域和频域分析.行为结果发现,低声誉损失风险下被试对朋友的帮助选择要显著高于对熟人的,且对熟人的也显著高于对陌生人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利己倾向";与朋友和陌生人相比,被试对熟人的帮助决策消耗了更长的时间,体验到了更强烈的不愉快感受,表现出一种有趣的"熟人效应".时域和频域分析结果同样表明低声誉损失风险下被试对熟人的决策诱发了更大波幅的与情绪反应有关的P260和N2成分,以及与认知推理有关的LPP(300～450 ms)成分,并相应引发了更大的δ频段(1～4 Hz, 200～300 ms)和α频段(8～13 Hz, 300～600 ms)能量活动.然而,这些指标上的差异在高声誉损失风险下均显著减弱或消失了.结果表明,指导人际间道德决策的道德原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利己的利他倾向",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给决策带来情绪和认知的负荷,而声誉关注在抑制自私倾向和消除不确定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锄强还是扶弱:急性应激如何影响第三方决策

当面临违反规则或社会不公行为时,人们有很大的牺牲自我利益以恢复社会正义的趋势,其中第三方惩罚与第三方助人行为已被重点关注.许多重要的社会决策往往是在应激条件下做出的,应激如何影响个体对于同一情景中这两种利他选择以及维持自私之间的权衡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研究使用第三方干预范式,从行为任务以及情景任务两方面来考察急性应激后被试对惩罚、助人、自私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相比中等不公平,极端不公平条件下惩罚以及助人的力度都会增加;另外,在中等不公平条件下,应激会增加第三方惩罚的趋势以及惩罚力度.同时应激也会降低第三方助人的趋势,但是在极端不公平条件下,应激与控制组无显著差异.在情景任务中,虽然在选择上两组无显著差异,但是应激组会认为车祸情景情节更为严重.本研究为急性应激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证据与解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道德认知、道德情绪与道德行为的心理与脑机制

正道德(morality)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指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和活动~([1]).道德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个体如何对待他人的重要准则~([2,3]).在各种社会事件背后,道德都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道德不仅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也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揭示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绪和道德行为的心理与脑机制,具有重要科学价     

人工智能决策的道德缺失效应及其机制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决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道德挑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不道德决策往往反应(道德评估、道德愤怒和道德惩罚)较弱,表现出与对人类决策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心智感知理论和相关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认为人工智能比人类缺乏能动性和体验性;而拟人化与提高期望则是有效的干预策略,可以增强人们对人工智能决策的道德敏感度.与其他学科中“算法伦理”研究主要从设计层面探讨公平算法的原则和方法不同,心理学视角研究更关注人们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决策心理反应的差异,这对于如何有效地应对算法偏见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何构建公平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算法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由于人工智能具有发展性和快速迭代性,该领域的机制及干预策略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澄清.     

记忆面孔, 男女有别: 关于面孔再认性别差异的行为与ERP研究

采用行为实验及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通过学习-测验范式考察面孔再认中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 (ⅰ) 女性面孔更容易被记住, 且女性很可能比男性更擅长记忆面孔. (ⅱ) 旧面孔诱发的N170 波幅更大, 表明该脑电成分可受到面孔熟悉度的调制. (ⅲ) 女性面孔诱发的N170 波幅更大, 而男性面孔引发的P2 波幅更大; 前者可能与女性面孔可变化的特征较多、需要更大的心理负载有关; 后者可能与男性面孔可变化的特征较少、再认难度较大, 从而需要更深的加工有关. (ⅳ) 新旧面孔诱发女性被试的P1 波幅存在差异, 但男性被试身上不存在此现象, 提示女性的脑活动可能比男性更早地受面孔的熟悉度所调制. 此外, 女性被试对于新旧面孔还表现出P2, N250 波幅的差异, 且女性被试新旧效应涉及的头皮范围比男性更广, 这些都为女性较好的面孔再认能力提供了电生理证据.     

脑损伤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及相关伦理困境

以道德的全脑协同活动为前提,尝试厘清特定脑区损伤对道德行为的影响.脑损伤引起的道德后果主要表现为不道德行为.在大脑皮层,"自我"功能丧失通常是额叶损伤的结果,颞叶损伤可导致暴力攻击等问题行为;眶额叶损伤还可能引起风险决策、社会情感、自我信息矫正等方面障碍,腹内侧前额叶损伤则可能产生学习适应、抽象事件判断、自我控制等功能受损.在大脑皮层下,一些患者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和杏仁核损伤有关;下丘脑、苍白球、隔核等损伤的行为后果通常与基本生理需求的不恰当满足有关,主要表现为性道德失调;还有些脑区损伤的影响被放置于特定脑神经网络中进行了探讨.基于脑损伤研究所提出的道德脑机制假设,通常将心理过程或心理能力作为中间要素,而非寻求道德和脑的直接对应关系.脑损伤在道德领域的研究和应用面临着诸多伦理争议,主要围绕患者的道德行为评价、道德功能提升、污名化等.未来亟待探讨脑损伤影响道德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确立与完善脑损伤后遗症的多样化图谱及扎根中国土壤开展研究等.     

学龄前儿童利他行为的发展:从共情关怀到维护公平规范驱动

选取240名3～6岁儿童,通过2个实验考察共情关怀对学龄前儿童利他行为的影响.实验一采用独裁者博弈任务,当儿童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时,指向响应者的共情关怀如何影响儿童的利他分配行为?实验二采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儿童作为响应者,当共情关怀指向的对象做出了不公平分配,儿童是否会进行利他惩罚以维护公平规范?结果发现,共情关怀能促进学龄前儿童的利他分配行为,但对于利他惩罚的影响表现出年龄差异.具体来说,无论在控制条件还是共情关怀条件,相比于更大年龄的儿童, 3～4岁小班儿童较少做出利他惩罚,表明3～4岁儿童的行为仍以自利倾向为主导,较少遵守和维护公平规范原则; 4～5岁中班儿童的利他行为以共情关怀为主导,当不公平的违规者同时也是共情关怀指向的对象时,他们更有可能出于对不公平违规者的同情,而不进行惩罚; 5～6岁大班儿童的利他行为以公平规范为主导,利他惩罚行为不受共情关怀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学龄前儿童的利他行为经历了从共情关怀驱动到维护公平规范驱动的转变,并且4～5岁可能是这种转变的过渡阶段.     

集体自尊对个体和集体自我参照加工的影响:来自ERP的证据

从集体自尊的角度出发,使用ERP技术和自我参照范式,探讨了集体自尊水平对集体和个体自我参照加工影响的时间进程特点.结果发现,在高集体自尊组中,集体自我参照条件相比非集体自我参照条件诱发了更大的N1波幅,而在低集体自尊组中,两种条件下的N1波幅没有显著差异;在P2和P3成分上,低集体自尊组被试在集体自我参照条件下相比非集体自我参照条件诱发了更大的P2和P3波幅,但是高集体自尊组被试在这两种条件下的P2和P3波幅没有显著差异.而在个体自我参照加工中,尽管高、低集体自尊组被试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个体自我参照效应,但是两组被试个体自我参照效应的强度并没有差异.因此,本研究表明,集体自尊对集体自我参照加工具有明显的调制作用,而对个体自我参照加工没有显著的影响.     

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集体自豪是个体由于本群体的成就或与外群体相比具有一定优越性而体验到的自豪感,其核心是对本群体的认同.例如,当我们都属于一个大群体"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身份就成为了我们群体的身份象征.在我们不断加强的国家自豪感的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中国人本身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是更加"亲近"还是更加"排斥"?本研究招募成年中国公民为参与者,采用被试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为自豪、积极和中性启动组.实验1选用情绪图片作为启动材料,采用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测量个体的公平偏好;实验2选用文本作为启动材料,采用信任博弈游戏实验范式测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改变分配或投资对象为内群体(中国人)和外群体(外国人),并按照《道德基础量表》中的忠诚分量表得分高低,将被试分为高忠诚组和低忠诚组,检验国家自豪对内外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和忠诚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忠诚组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群体偏好.国家自豪启动能减弱内群体偏好,并会增加高忠诚个体的公平偏好和人际信任.未来的研究可区分不同来源的国家自豪,明确国家自豪的测量方式,探究其他可能影响国家自豪对亲社会行为效应的人格变量,并进一步研究国家自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心理机制.     

面孔吸引力对经济决策的影响机制

面孔吸引力影响人类的经济决策,人们对高吸引力和低吸引力博弈对象的决策不同.大量研究报告美貌溢价效应,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美貌惩罚效应.前人提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3个取向来解释面孔吸引力影响决策的原因.经济学取向和社会心理学取向都只提供了描述性解释,忽略了性别的作用.进化心理学取向则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认为人类对高吸引力面孔的偏好主要受到择偶动机的驱使,且人们更偏爱高吸引力的异性.虽然这3个理论体系的解释层级不同,但并不互斥,它们在预测不存在性别差异的美貌溢价现象时有共同的解释力.电生理研究进一步从决策过程中面孔吸引力的认知加工和对公平以及风险的感知的影响方面揭示面孔吸引力影响经济决策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发现高吸引力面孔在决策过程中能诱发较大的晚期正成分,并激活伏隔核、眶额叶皮层、腹侧纹状体等与奖赏加工有关的脑区.未来研究应探究真实经济决策情境中,面孔与嗓音、气味等多通道吸引力的交互作用,建立不同面孔吸引力水平的动态连续变化模型,并将电生理研究与现有理论体系整合,全面阐释吸引力影响经济决策的神经机制,并充分挖掘面孔吸引力影响决策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为控制招聘等活动中的外貌偏见提供...     

内疚情绪在博弈情境中对结果公平的影响

以往的理论和研究已经证明内疚情绪的道德性,而且内疚情绪能够在人际交往中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在双人博弈中,内疚个体常常会分配更多的资源给他们的受害者,而留给自己更少的资源.这种看似有偏向的分配结果实际上是在两人关系层面实现了公平,起到了积极的人际作用.然而,在多人博弈情境中,由于社会资源常常是有限的,内疚个体如果补偿特定的受害者,就意味着有可能要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这样看似在两人关系层面的心理公平又引发了新的不公平结果.本研究通过故事情境模拟法和博弈实验法考察了双人和3人博弈情境下内疚情绪对公平分配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 3人博弈情境确实能反映出双人博弈不能发现的现象,即无论内疚的分配者是否需要将一部分资源分配给自己,他们都会通过"克扣"无辜的第三方来补偿他们的受害者.这说明即使排除了自利因素的干扰,内疚情绪仍然会在3人情境甚至多人情境中引发不公平分配结果.     

SARS危机中17城市民众的理性特征及心理行为预测模型

考察了中国17个城市的4231名市民对SARS疫情信息认知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 初步建立了中国民众在SARS危机事件中风险认知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 调查结果发现: (ⅰ) 负性信息, 特别是与民众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 更易引起他们的高风险评价, 导致非理性的紧张或恐慌; 而治愈信息、政府的防范措施等正性信息更能降低个体风险认知水平, 使民众保持理性的应对行为, 增进其心理健康; (ⅱ) 民众风险认知因素空间分布图的结果表明, SARS病因处于不熟悉和难以控制一端, “愈后对身体的影响”和“有无传染性”处于不熟悉一端, 需要特别关注; (ⅲ) 中国民众在SARS危机中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初步得到了验证, 即SARS疫情信息是通过风险认知影响个体的应对行为与心理健康的, 风险评估、心理紧张度、应对行为和心理健康是有效的预测指标.     

惩恶还是扶弱:7～10岁儿童第三方惩罚的动机

作为维持社会公平规范的利他性行为,第三方惩罚在儿童的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但其背后的动机究竟是惩罚违规者还是帮扶受害者,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本研究借鉴第三方惩罚的独裁者博弈范式设计了两个实验,实验一(N=109)探查了7～10岁儿童在有利不公平条件下第三方惩罚行为的动机及其年龄发展特征,实验二(N=122)进一步明晰在不利不公平情境下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的表现.结果发现,多数7～10岁儿童在面对不公平分配时都愿意付出代价,做出维护公平公正的第三方惩罚行为,且背后动机多指向帮助性的扶弱动机.此外, 7～9岁儿童第三方惩罚动机的发展轨迹受不公平类型的影响表现出两种模式,而9岁后发展轨迹趋于一致,即惩恶动机逐渐显现增多,与扶弱动机并存.     

行为中的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

人类通过行为与环境发生交互作用.主动控制感指通过控制自己行为进而控制外部环境的主观体验,为责任归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本文梳理了主动控制感的影响因素、脑机制及其对责任归属的启示.个体行为中的主动控制感和责任易受到动作意图、结果效价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群体行为中,控制感产生和责任归属与群体身份、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控制感水平的测量在一定程度上能为道德和法律提供责任界定的依据.进一步关联主动控制感与责任归属需更关注负责动作意图和结果觉察加工的额-顶脑网络,如前辅助运动区、后侧顶叶、颞顶联合区等脑区.未来的研究需提高测量的信效度,并探索将主动控制感应用于道德与法律领域的可行性.     

抑郁认知易感个体的自我参照加工:来自ERPs的证据

以往研究表明,抑郁认知易感个体在面对应激事件时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更大.与抑郁症个体相同的是,抑郁认知易感个体表现出负性注意偏向,然而是否也存在与抑郁症个体相似的自我关注增强,仍未有实证研究给予验证.本研究采用oddball范式来考察抑郁认知易感个体自我参照加工及其神经机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记录个体对4类不同自我相关名字的加工情况.结果发现,在P2和N2的潜伏期上,抑郁认知易感个体对自我相关名字的注意要早于正常个体;在P2和P3成分上,抑郁认知易感个体诱发的波幅显著小于正常个体;在P3成分上,正常个体出现了自我参照加工程度效应,高自我相关名字诱发的P3波幅显著大于中等相关名字,且中等相关名字诱发的P3波幅显著大于无相关名字;然而在抑郁认知易感个体中,高自我相关名字诱发的P3波幅显著大于低和无相关名字,仅存在自我参照效应.结果表明,与正常个体相比,抑郁认知易感个体自我参照加工的程度效应消失,这可能是由于抑郁认知易感个体的自我概念简单化,更加聚焦核心自我,使得其无法精细区分不同自我相关程度的刺激.该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对抑郁症早期症状识别的预测指标.     

经济决策的神经化学与遗传基础

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得经济决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即在行为决策科学、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 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开展跨学科领域的探索, 神经经济学在本世纪诞生并迅猛发展. 随着该交叉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遗传学、基因组学等更多自然科学学科也开始与经济决策研究结合, 使得研究者从个体的微观视角对经济决策的理论与观点进行更为深入地理解和阐释. 最新的研究表明, 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与人们的包括经济决策在内的决策紧密相关, 而决定大脑神经递质的遗传基因又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的水平与功能, 间接地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 本文以神经递质多巴胺、5-羟色胺、催产素为例, 着重介绍大脑内的3种神经递质及其对应的相关基因与人们经济决策中风险决策、社会决策的密切联系与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