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神女赋》文本辨正

《文选·神女赋》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影响深远。但这样一篇重要作品,对它的评价却分歧很大,考其原因,除批评家本人的立场观点不同而外,赋文本身的讹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神女赋》的文本进行辩正。     

论《文选》“书”类

《文选》除诗、赋之外,共收文35类,其中的册、令等8类各仅收文1篇,入选条件极苛严。但“书”类却收录了18人24。篇,数量为《文选》文之冠,足见书类名篇之夥。书体的日用性、私家性及其规范的宽松性、表达的自由性是其体作者和作品如此众多的重要原因。书体名篇的产生,除了一般的主体素质要求之外,有其特殊规律：作者因外部摧折形成的情感发酵至临界点,借口或决口同时形成时;人际关系良好的讲究友谊的时代氛围的驱使;书信的施者与受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距离;征战频繁或政治动荡时代的需要;饱学上司的激励作用。从作者角度看,书有自撰与代拟之分;从施受关系看,有友与敌之分;从缘起上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从情调上看,有乐与苦之分,均以后者为主。     

《昭明文选》与骚

《昭明文选》作为一部按文体选录各类文字佳作的总集,不论从文体分类角度还是选录作录、作品方面,都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文选》于“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是有其科学性和开创意义的;《文选》把“骚”居于“赋”与“诗”之后是与《文选》的性质及作者编纂目的相关的;从《文选》所录“骚”类作家、作品情况可以看出萧统既重“文”又重“质”的文学观。     

论《文选》“铭”类

从内容上说,铭文是对所铸钟鼎由来的说明,钟鼎是为纪念赞颂祖先功绩而铸;铭还可以纪生者之功,其基调是赞颂;铭又常用于鉴戒,劝人肃言慎行。刘勰所论铭体之＂大要＂有三：＂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实是曹丕＂尚实＂说的展开,＂弘润＂之说显然也从陆机＂温润＂说脱胎,＂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是陆机＂博约＂说的继承。铭体以永垂后世为目的,因而都以金石为载体,这就注定了其体以言简意深为尚。从形式上看,铭可分为缀序铭和徒铭两种模式。就铭文本身来看,其形式一为骚体,二为齐言。铭文从刻铸于金属到镂刻于石材再到书写于纸张的演变历程,也是其形制篇幅由简到繁的演变历程。从载体看,铭文渐与碑文合拢并流。《文选》共录铭五篇：班固《封燕然山铭》属武将外战功勋铭,具有强烈气势美;陆倕《石阙铭》属帝王内战功勋铭,注重征讨正义性;崔瑗《座右铭》是立身处世的自我勉戒;《剑阁铭》为山河之戒张本;《新刻漏铭》的价值是在于体现了器物铭所应具有的人文内涵。     

张九龄两篇赋解说——探讨《白羽扇赋》及《荔枝赋》

赋是我国古代文体的一种。《文选·班固两都赋》:“赋者,古诗之流也。”它开始见于《周礼》,跟风、比、兴、雅、颂称为六义。后来人们将它又分为两类,风雅颂是诗篇的异体,赋比兴是诗歌的作法。到战国时代,从屈原、荀子开始,赋又演变为体裁。汉朝以后,出现了杨雄、张衡等作赋名家,赋曾与诗并驾,蔚为大宗。六朝和唐宋时代,有些著名文学家也作赋,而且有名篇。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略论《文选》中的汉代音乐赋

汉代音乐赋蕴含历代先贤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感,可以教化民众,促进身心和谐。《文选》将赋分为十五个类别,音乐类目共收汉代三篇赋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方针影响了汉及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音乐赋可以陶冶性情,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它的感化和教化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儒学家们的重视。     

《长笛赋》“哀姜”考辨

对《文选》所收东汉马融《长笛赋》中“哀姜”的注释 ,有鲁哀公夫人、鲁文公夫人两说 ,在《左传》中鲁庄公夫人亦称“哀姜”。结合版本差异、人物生平及《长笛赋》中具体语境 ,认为《长笛赋》中“哀姜”是鲁文公夫人     

《文选》情类赋与萧统的伦理观

萧统在文选中设情类,并选情赋入篇,是顺应了时代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也表现了作为文人的萧统对文学抒情性与人性复归的认同,但他对艳情文学的态度极为谨慎,“发乎情、止乎礼”才是他践行的人生准则。     

萧统缘何也重“情”——从《文选·赋·情》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在萧统《文选》对赋的分类中 ,情这一类被作为专门的类别提了出来。这在文学集子的分类里 ,是一个创造性的开始。为弄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本文试图通过对《文选》赋的分类中情这一专类的分析 ,去寻找与萧统文学思想相通的契合点。萧统列“情”这一专类并非是为了赞扬爱情 ,他的选录依然是符合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标准的 ,即典而不野 ,在“情”这一类中就是“发乎情止乎礼”,讲究“以礼自持”,以达到其讽化世人的目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其“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文学思想的痕迹。     

论《文选》“奏记”类

奏记以公府为对象,作为上行文的郑重性略次于奏笺。《文选》“奏记”类唯选阮籍《诣蒋公》一篇,为辞太尉蒋济之征辟而作。李善注引《晋书》以“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论其辞征之由,几成定论。其时司马氏与曹氏集团的斗争尚未表面化,阮籍辞征和对司马集团的政治态度无关,纯属个人服膺老庄处世观念的结果。     

刘师培与《文选》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著名学者，他对《文心雕龙》、《文选》都有深入的研究。刘师培在《文心雕龙·诔碑》篇讲解中对《文选》“诔”与“碑文”两类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可以对其作进一步的阐述。学习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历史的经验，是当代《文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选》中的吊文及其选录标准——兼与《文心雕龙》比较

＂吊＂作为《文选》中一种表达对死者哀吊的文体,历经岁月流变,从简单安慰性文辞渐渐发展成一种含有丰富情感抒泄的文体。＂吊＂有一个从礼仪到文体的发展过程。《文选》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吊体存在不同认识原因在于二者选录标准不同,文学作品在《文心雕龙》中是＂述中显优劣＂,在《文选》中则是＂选中定典范＂。吊文由质朴向华丽的转变恰呼应了萧统所属时代的文学风潮的转变。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下）——从“工程”大小看萧统完全可独撰《文选》

象《文选》一类“采挺孔翠”的总集,往往在编撰的第一时间,便可确定其相当部分的篇目;而就编纂实质性层面言,当其篇日选好并加以分类及对若干作品作些技术上的处理后,便告完成。明此,将《文选》与《类苑》《艺文类聚》《文心雕龙》《翰林》《古文辞类甚》等比观,可以推定：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完全可以编撰《文选》;且就一般情形言,有二到三年的时间便够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编撰是书的难度与其工作量,均被人们想当然地“放大”了。     

杨慎《文选》学成就刍议

杨慎以考据之法治《选》,对开启清代实证性的《文选》学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其著述中涉及对《文选》典故的考辨、地理的考订、正文的校勘、语词的训诂等诸多方面,并对李善注、五臣注进行了补充、纠谬等工作,对五臣注的态度还相当通达科学。另外,他还议及了《文选》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课题,有的识见对今天的《文选》研究者仍有启发意义。杨慎治《选》取得了重大成就,应引起当今《文选》学者注意。     

《文选》音乐六赋三题

《文选》音乐六赋在肯定诗、乐、舞抒发感情、教化人心的前提下,更明确、更细致、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三者之间审美的独特性。而且,它在鼓吹雅乐作用的同时又突破了传统观念,不断赞美新声变曲,称民间俗乐为“奇韵模逸”。其所蕴藏的哲学思想,是对人生、社会、艺术和自然的自我体悟,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的美学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物色词浅论

物色词是用某些表示物质的名词素＋色彩词素所构成的一种色彩素,是色彩词中的一个小类。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87个物色词为考察对象,从语音、语法和语义等方面来考察,初步概括了这类词的基本特征：从话音特征看,物色词中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从语法特征看,不同的物色词素与相同的色彩词素相结合是物色词的最显著特点;从语义特征看,物色词的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中被扩大,去表达或传递语用意义或交际意义,并阐述了物色词的文化特征。     

《文选》李善注“以赋注诗”现象研究——以《文选》谢氏行旅诗注为例

《文选》李善注"以赋注诗"现象比较突出。在谢氏行旅诗中,李善以征引赋作的方式对诗歌作品进行注解,很好地阐释了诗歌的韵味,从而达到最大程度的留白,较好地规避强解诗歌出现的主观偏颇,有助于读者对诗歌原本语境的体会与感悟。李善注诗对辞赋文献的大量引用生动诠释了中国古代诗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保存唐前辞赋文献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