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的发展观──从“突驾”到“均等”

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是要谋“速进之良机”，以“非常之速率”，而求“突飞之进步”，走赶超式发展之路，使中国并驾欧美而“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同时，他较多地注意社会经济的“均等”发展，强调“取文明善果而避其恶果”。在人口问题上，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做到“食与工”、“工与人’的均衡；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提出要“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以人口和产业的比例为衡，做到“保存天惠，以遗子孙”；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提出向内地和边疆“殖民拓业”，以“兴发西南”，“更谋西北之发展”，实现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的“和谐DNA”

DNA通常被称为遗传微粒，其中带有遗传信息的片段称为基因。 DNA是一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的决定性因素。按照基因图谱理论分析循环经济，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和谐DNA”：任何经济系统都以特定的发展哲学作指导，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哲学是和谐哲学；任何经济系统都有特定的增长要诀，而循环经济的生产增长密码是和谐生物；循环经济之奥在于循环，而循环周流之道即和谐往复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循环经济即和谐经济；循环经济的文明指归当属和谐文明。正因为循环经济内涵着“和谐DNA”，故发展循环经济是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略论“关键是发展经济”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①。综观邓小平的言论，“关键是发展经济”表现在他的各篇谈话、文章的字里行间，给人留下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可以说，“关国是发展经济”是贯穿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根主线。“关键是发展经济”的论点，既是对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的正确把握，又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刻反思，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本文试对此略加论述。“关键是发展经济”是对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处于大转折、大分化、大改组之…     

治国方略的完善与“三个代表”思想

新世纪伊始，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以德治国，这是对党的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内在要求，是“三个代表”的可靠保障，标志着我党的治国之道更加科学、完善和成熟。     

让农民成为现代农业的“东家”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面对新时期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要围绕土地这一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现代农业的“东家”，相应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不断适当新的生产发展要求，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了可持续的未来——“创新”、“和谐”奏响2008“科技工作主旋律”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是由发达国家的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提出来的，继而很快成为引领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基本理念。中国，这个世界的第一人口大国，经济高速发展，却面临着资源不足、生态环境复杂脆弱、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等现实困境。为了永恒的未来，我们义无反顾地高举“可持续发展”的大旗，探索前行……     

“可持续发展”的来龙去脉

战后半个世纪,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通过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在发展观念上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否定了“发展=经济增长”和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确立了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目标模式,已成为全球共识,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内涵的三重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包含三个维度：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维度上，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民族与世界相统一的维度上，它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维度上，它内在地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评孙奇逢“事已得凶仍使之趋吉”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独宗《十翼》”、特重“变通趋时”的 《易》 学思想， 不仅是唯物的、辩证的， 而且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其谓 “后天之 《易》 专为先天吉凶未露”的命题，就已准确地指明了这点； 尤其谓 “吉凶者以正而胜不论吉凶”的命题， 则给人生随时， 不惧刀山火海而堂堂正正做人， 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人生随时， 要前进， 就得“神理主中”，“因时而惕”， “悔吝在心”， 不仅要知“一念之善”而行之， 而且要知“一念之不善”而不复行之， 不断地“要尽人事以回造化”， 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前进。     

“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一总体布局内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为人民幸福而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美丽景德镇”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结合本地发展实际,探寻建设路径,建设“美丽景德镇”助力“美丽中国”.     

攀枝花正式“加冕”“中国钒钛之都”

2008年4月14日，攀枝花市被中国矿业联合会授予“中国钒钛之都”称号。这标志着攀枝花已跻身中国“矿业名牌城市”行列，攀枝花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中国钒钛之都、建设特色经济强市”发展战略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对于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复关”与“接轨”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欲达此目标,不仅要求我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市场价格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努力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求我国经济运行机制遵循世界市场经济的法则,加快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对接。恢复我国的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正是为更广泛地参与世界经济而实行的开放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关”要求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当前,尤其要切实抓好以下六方面的接轨。     

邓小平的“经济表”及其几何级数算术级数──二论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

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的“经济表”在实际上贯穿着一组具有中国特色的几何级数算术级数。通过这组几何级数算术级数，总设计师首先建立起了他的关于百年内人口大致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前３０年增长的基础上后７０年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较快的增长速度”理论。邓小平为当代中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拆去“围墙”立体建构——“茶文化研究”校本课程推进策略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鲁公”。在中国．人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健身的饮料、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因此，茶成为中国的举国之饮。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茶逐渐形成了灿烂夺目的茶文化，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颗明珠。我们斗山茶场的“斗山绿茶”名闻遐迩，它已成为八士经济和文化的命脉。综合上述原因，我校开发实施了“茶文化研究”校本课程。     

揭穿“电脑算命”DE“科学”伪装

19世纪50年代，以微电子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铺天而来，席卷全球，至今仍方兴未艾。但白玉有微瑕，不少让人迷惑、使人遗憾、令人为之痛心的问题也紧跟其后：迷恋网吧耽误了一些学生的学业；“电脑算命”更是征服了部分人的心。电脑，一个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也预示着新一代文明的到来，虽然它的用途很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与算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呢？就目前的中国来看，商品经济在不断的发展，竞争意识也在不断地加强，而习惯于安分守己的一部分中国人，便有了一种危机感与无所适从…     

重谈“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以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为例

在高中政治课的教学中，“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的不同阶段可以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以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观念造成了教学方法上的一个误区，即过分注重知识分析的深刻和完整。而忽视学生的兴趣和主体性。恰当地运用好“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学方法，偏废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好的教学方法。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中国经济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尽快培育一个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经济是基础、政策是保障、教育是支撑。因此,通过加快发展经济、加大政策扶持、大力发展教育,尽快培育一个庞大、稳定、务实的中等收入阶层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路径。     

SARS“感染”不了中国经济

“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尽管可能导致GDP有所滑坡,但不可能从根本性上逆转中国经济的大势2003年是中国经济开局异乎寻常地强劲的一年,但“非典”猝然而至,使得人们对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充满了焦虑。那么如何估算“非典”对中国GDP的影响呢?据我的估算,“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集中的不是体现在GDP方面,尽管GDP可能有所滑坡,但“非典”不可能根本性地逆转中国经济的大势。为什么这样的判断和我们的常识相悖?也许我们低估了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惯性,应该看到,在经济处于景气阶段时,意外冲击可以短暂地改变经济运行的轨迹,却难以对之形…     

建立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兼析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

一、六十余年之回顾 我国教育理论之发展,经历了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就近代教育理论之发展而言,早在二十年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就“捧着一颗心来”,全身心投入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建设上来,而且获得了辉煌的业绩。在中国,是陶先生第一个认识到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必须以知识和科学唤起农民觉醒,才能改造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下乡,倡导以教育改造乡村落后的经济和落后的思想,第一个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一个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和教育本身的规律,提出“生活教育”理论;第一个从穷国的现实出发,创立了“小先生制”,采用“即知即传人”的方法普及教育;第一个创办试验乡村师范,从实践中提出“教学做合一”、“手脑相长”等教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