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个体自由思想的理论溯源

既定的社会现实孕育既定思想的稚体,催生既定思想的发展.对特定理论资源的批判继承也为既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素材、增加了养分。纵观马克思的文本,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由历史、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的延伸以及施蒂纳的＂唯一者＂概念的现实化,成为了马克思批判和借鉴的标靶,同时也为马克思构思个体自由思想提供了理论素材。     

王船山与中华民族精神

作为伟大的民族思想家,王船山在“天崩地解”、“国危如线”的明清之际,经历过战乱与亡国之痛后,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博大气象和创新精神,广泛吸取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化遗产,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总结,其思想的归宗即在“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统绪”。梁启超曾慨叹“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且不无伤感地预言“船山的复活,只     

马克思的“全面人”思想的理想取向及其意义

马克思的＂全面人＂思想的理想取向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以此来完成和实现由＂抽象的人＂走向人世间的＂现实中的人＂的转变;第二阶段,通过对现实中的所造成的＂畸形人＂、＂片面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来实现人性的复归;第三阶段,通过塑造自由发展的＂全面人＂来实现人类的高级社会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全面人＂思想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盛世之憾：从“贞观之治”看唐太宗法治与德治的局限性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负盛名的治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开明君主,唐太宗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制思想和德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透过贞观盛世的繁华,我们仍然能看到唐太宗法制思想和德治思想的局限性。唐太宗倡导的＂八议＂、＂官当＂、＂上请＂等制度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折射出其封建法制思想的局限性。唐太宗后期的骄奢淫逸和恣意妄为,也使其德治思想成为空谈。     

从《论语》看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封建的、稳定的民族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论语》是封建社会修身立命和济世安民的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它内容全面,影响巨大,自古及今都备受推崇。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本文提出可借鉴利用并批判继承《论语》来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实现＂古为今用＂。     

略论民国初年吴虞的政治伦理观(1911-1921年)

民国初年吴虞政治观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吴虞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将儒家的礼教与封建君主专制结合起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吴虞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支持民主共和,但当民国真正建立后又为民国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等现实而不满。即便如此,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威胁到民国政体时,吴虞还是站到民主共和一方,反对帝制。     

历史的审视：对“魏晋风度”的反思

＂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士风流,是魏晋玄学熏染下形成的独特人文风貌。然而,＂魏晋风度＂毕竟脱胎于腐败、动荡、堕落的社会,它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在张扬个性背后衍生出的浮华世风以及清谈误国等现实困惑,导致了时人对其批判和否定的言论不绝于耳。思想界对玄学的改造就是对现实批判的反弹和回应,其结果实际上也折射出了魏晋风度消极的一面。文章立足历史进行反思,亟待对全面认识＂魏晋风度＂起到一定的补正作用。     

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

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立场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有学者提出应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立场,并批评中国的启蒙者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而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作者认为:无论是随今天的市场社会而来的现代危机问题,还是早期中国革命的思想实践,均裹挟着大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中国早期的启蒙者不但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反而被革命内部的封建势力所淹没,八十年代新启蒙也仅是文化层面上的批评。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显得尤其复杂,在选择价值立场的时候,就不能像西方“后现代”那样,仅有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相对单纯的维度。     

洛克对天赋观念的批判

英国哲学大师洛克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其哲学体系转向了认识论,哲学成为＂人类理智论＂。其中,对＂天赋观念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透过洛克对天赋观念思想的批判,我们发现洛克思想体系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其批判的不彻底与矛盾性。     

论王夫之的文学史观

王夫之的文学史观以《诗经》为文学史源头,以汉魏诗歌为最高宗尚。船山认为诗歌自六朝以后开始衰颓,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在论及文体的源流正变时,他更关注的是抒情诗体的演变;在王夫之看来,文学发展原因包括内、外因两个方面,内因主要是由心生发的人类同情和《诗经》蕴含的＂乐语＂精神;外因主要包括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以及重要理论家、作家对文学的影响等。船山因其明遗臣的身份,其文学史观也浸染了他对明亡的深刻批判、反思以及巨大哀痛。     

清末留日人士对封建旧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清末留日人士，对国民的奴性、中国贱武思想，否定个体和个人意志的封建宗法观念，以及儒学和其他习俗，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为当时的救亡热潮所掩盖，因而鲜为人知。这种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其积极、进步的方面，不可低估。     

德到优时横天际地——王船山“德”论探究

＂德＂字在古代以会意的方式凸显其意义。船山＂德＂之涵义,承接了古代会意字义并实现了价值开新。从天德到人德,船山对＂德＂之起源作了明确说明。教、习、修是达德的三个基本环节,达德与成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达德是成德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成德之后的礼乐验德是船山＂德＂论的一大特色。德乃修身制行之善与表正万物之本,此乃德之价值的两个层面。＂德＂之终极价值指向和谐,德到优时横天际地、左宜右有。     

论王船山咏物词的艺术表现

船山词以嗣响离骚、忠爱缠绵的词情崛起于风起云涌的明末词坛,况周颐以＂含婀娜于刚健＂评价船山词的艺术表现。文章以船山的咏物词为例,分析其接近《离骚》＂芳草美人＂传统的寓刚健之情于婀娜多姿的艺术表现。     

荀子的人性论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荀子是先秦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观,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荀子的人性论是以＂人性趋恶＂为逻辑起点,以＂礼义之道＂为落脚点,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寻找人性上的依据。荀子的人性论闪烁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视域中的“民生”意蕴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一种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理论,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是一种植根于人类历史和生活世界的哲学立场。该理论在强调日常生活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通过日常生活革命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体现了深厚的＂民生＂意蕴,强调了＂民生＂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章士钊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评析

1914年5月,章士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杂志。在该杂志上,围绕着对袁世凯帝制的批判,章士钊发展了一套系统的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他以调和论为哲学依据,认为封建专制政治好同恶异,消灭了自己的异体,违背了事物的调和律,必然导致自我毁灭。由此,章士钊具体分析了封建专制毁灭的机理。本文认为,研究章士钊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本人的政治思想,而且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     

《船山研究》栏目征稿启事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创刊,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衡阳师范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自1982年第3期起开辟“船山研究”专栏,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学术宗旨,研究内容以船山哲学、史学、诗学及其生平研究为主,并涉及船山伦理学、宗教学、民族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和批判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继续高举反封建的大旗，从根本上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确定了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揭示了反帝和反封建的内在一致性，把两个革命任务同列并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认识到反封建斗争的实质内容，因而把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建立在坚实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即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消来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使中国农民挣脱千百年来封建锁链的束缚而获得解放，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同样十分重视思想文化上的反封建斗争，并赋予思想启蒙运动以新的内容，在更深更广的程序上给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以猛烈打击。     

现代性的恐惧与诱惑——茅盾小说的创作歧思及其文化意味

茅盾的生前显赫、死后落寞,都与其开创的＂社会剖析小说＂的艺术得失密切相关。这一小说类型的创作范式可归纳为＂感性细节＂加＂理性框架＂,思想精髓在于批判现实时的分寸把握,说到底是作者意欲干预政治又希望规避现实风险的文化心理的产物。茅盾及其小说创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之际,在现代文化冲击中既深感诱惑又惊惧交加的矛盾复杂心理。     

试论王船山的词学态度

作为对中国文艺理论有自成一家建树的王船山,他的词学思想,虽因所编《词选》的散佚而无法窥测,然而艺术的相通及船山部分词前的序言,皆为我们了解船山的词学态度提供了借鉴。